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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还记得，七十年代从江南省兴起的全国性农民植保员队伍以及‘两查两定’——查虫口密度定防治对象田、查发育进度定防治适期；只是后面这一首创性制度就基本不复存在了。”董启军可惜地回忆往昔道。
如今，一个县十几万至几十万户、每户零点几公顷的规模，谁也无法及时普遍通知、指导虫情——由此看来，时代也并不总是在进步的。
杜为民则还是对嘉谷被牵连耿耿于怀“分散经营也不利于生态防治技术的应用……”
分田到户后，分散的经营导致防治手段的单一，甚至于滥用化学杀虫剂。
当前，多种类、大剂量杀虫剂频频使用，种类甚至包括高毒和剧毒的敌敌畏等混剂。
最严重的是，这些杀虫剂基本上是在缺乏技术指导的情况下使用的，其治虫效果和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董启军就坦然道“治螟农药残毒会引起稻米质量严重下降。事实上，连我也不吃自家生产的粳稻，我宁愿吃口感不好的籼稻。因为粳稻是晚稻，治螟打药多；而籼稻是早稻，打药少。”
据董启军说，也不独是他，在许多稻区，禽畜产品都有农药残毒超标的严重问题，因为粳稻是主要饲料。
而那些具有良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的生物、农业、信息化学等生态防治措施，一般需要大面积统一行动。由于组织协调费时费力，往往未能组织或难以落实，结果使化学毒杀剂大行其道，不仅使标靶害虫稻螟频繁爆发，而且引起潜在害虫如稻综卷叶螟急骤上升，加速恶性循环。
对此，齐政摆手道“现在多说无益。不过害虫爆发不等于成灾，成灾是爆发加失控。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稻螟的失控。否则，一旦酿成虫灾，这一季水稻必将损失惨重。”
……
第197章 联合杀虫，灭子绝孙
对于害虫这玩意，干就完事了。
要说稻螟的防治办法，其实还真的不少。
化学农药是最直接的手段，也是防治虫害不可缺少的一种药剂，尤其是在发生突发病情时，化学农药的防治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但对于嘉谷农资来说，要注意药剂的选择，要以高效低毒的品种为主。而且在使用的时候，要派出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一定要注意用量与药剂的浓度，虫害小的时候最好是挑治。
采纳物理防治也是一种办法。可用装置频振式杀虫灯诱杀成虫；或是利用性诱剂放置诱捕器诱杀害虫。但这是稻螟成虫羽化始期才能采取的措施，如今还多是幼虫，不适用！
生物防治的办法自然最环保。
稻螟的天敌很多，卵期有赤眼蜂，黑卵蜂，啮小蜂的寄生；幼虫的天敌属寄生性的有小茧蜂，病原真菌，细菌及线虫等。
因此可以运用天敌控害。维护青蛙、黑卵蜂、啮小蜂等田间天敌，充分发挥天敌的天然控害作用；或栽培诱虫植物诱杀螟虫，在路途、水沟、田边栽培香根草、苏丹草等多年生植物，诱杀螟虫。
但是目前生物防治最多只能作为辅助手段——且不说投入，效果实在太慢了，等到生物防治起作用，估计稻螟都已经成灾了，那时黄花菜都凉了。
当然，还有理论上最完美的微生物农药，因为微生物农药的效果是比较强的，而且毒性小，基本没有残留，在优质的水稻上理应大力使用。
除了价格！
与嘉谷农资合作的农民们面对微生物农药的账单，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一般——价格太高了，根本不纳入考虑范围内。
所以综合起来，嘉谷农资只能为农民们化学农药服务，另外就是辅以在田埂边栽培诱虫植物以诱杀螟虫。
当然，嘉谷农资也只能兼顾与公司达成合作的种植户，其他“散户”就要靠政府了。
治虫，可以说是人类与害虫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战争就需要高度组织纪律性，而政府是最直接最有效的组织和指挥者，尤其在小农经济国家，只应加强，不能削弱。
因此嘉谷农资也与政府江右省政府通力合作，建议或交换相关信息，尽力实施统一防治，消灭防治工作死角。
这种时候就能体现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进程对病虫害统一防治、生态防治的整体效能了。
嘉谷在岷省南开市的仙茗大米种植基地，就在江右省隔壁，但在江右省面临着稻螟灾害爆发的威胁时，南开市基本是波澜不惊。
南开市的耕地都被嘉谷纳入了统一管理，既在冬天和春耕时统一灭杀虫卵，又大规模推广“鸭稻共生”模式，稻螟在这边根本掀不起半点风浪——来多少都是送菜的。
即使有漏网之鱼，嘉谷都是采用苏云金杆菌等微生物农药进行防治，基本万无一失——土豪就是有资格任性。
事实上，只要看到仙茗大米稻田里的青蛙，就足以将虫害抛在脑后了。青蛙大部分的食物都是以害虫为食，所以嘉谷在稻田中投入了适量的青蛙，只要青蛙的数量足够，比一切害虫的防治方法都要好使。
当然，放眼全国，化学农药还是绝对的第一选择。
农药每年为我国平均挽回粮食五千万吨、蔬菜一千五百万吨、水果六百万吨……减少直接经济损失上千亿元以上，从投入产出来看，每使用一元钱的农药，可获得十到二十元的直接经济收益。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没有化学农药所的保障，我们农业的粮食安全、谷物自给是根本做不到的。
即使是嘉谷，也只能承认，就目前植物保护科学发展的水平，化学防治仍然是最方便、最稳定、最迅速、最有效、最廉价的防治手段，尤其是当遇到突发性、入侵性生物灾害发生时，尚无任何防治方法能够替代化学农药。
虽然为了减少农药使用，无论是嘉谷还是国家，都在大力推广作物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全面采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利用生物、物理、栽培等措施来防治病虫害。
但除了局部有机农业生产和少数森林病虫害外，只依靠天敌防治病虫害是不现实的，国内外都是这样。
至于大家普遍担忧的毒性？
在国内，大多数人心中的农药实际是指杀虫剂，尤其是高毒的有机磷等产品。但大家还要知道，农药还包括杀菌剂、除草剂、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其他产品。现在很多农药产品的毒性，其实比食盐还低。
而且，我国在禁用和淘汰高毒农药方面是走在世界前列的，禁用的品种是世界最多的。所以农药产品的安全水平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只是在农村，施药人员因为直接接触农药，是健康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
正常施药一般不会产生中毒现象，出现中毒症状的多为施药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同理，正确施用农药，大部分农药施用量大多为每亩地5~10克，即使有残留，其残留量也非常微量——曾有文献报道，即使有农药残留，其毒性远低于米饭烧焦的毒性。
呃，那种根本不按照标准，把农药当水用的农民可不在这个范畴内。
……
总之，在嘉谷与政府的组织下，选用了毒性较低的农药，并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确地喷洒灭杀稻螟，江右省的稻螟虫害爆发趋势很快就被抑制住了。
之所以是抑制而不是全部控制，是因为抗药性！
以前过量施药加快了稻螟抗药性发展。在江右省，就发现稻螟对常用农药杀虫双、杀虫单等产生不同程度抗药性，防治效果下降，用药量成倍增加，残虫量上升。
这种时候，就需要某位开挂人士为稻螟虫害盖上最后一块棺材板了。
“针落临尘阵（二阶）触发，主金系，范围方圆二十公里。效果抑制，困杀。生物处于阵中，或使抑制，或使困杀。”
这是齐政学会的第十个灵阵，也是第一个直接针对生物的“杀阵”！
从效果上就能看出来，这个灵阵通过锁定生物的特定频率，或者将该生物围困在一个范围内，或者直接从精神上进行抹除。
天了噜，好一个“杀气凛凛”的灵阵！
齐政一路绕着江右省产粮区巡视一圈后，好家伙，扛过农药毒杀的稻螟们，最终扛不过来自灵魂的灭杀，无论是虫卵，还是幼虫、成虫，统统被灭子绝孙。
开挂人士挥一挥衣袖，留下“尸横遍野”。
在这波惨无“虫”道的打击，留下屈指可数的“瑟瑟发抖”的幸存者，即使以后任其生长，没有个七八年，都恢复不到原来的种群规模。
后面十年，江右省至少不需要担忧稻螟虫害了，所以还是开挂爽！
……
第198章 冤家路窄
无名英雄齐政将江右省的稻螟虫害来了一波“团灭”之后，留下一批研究人员摸不着头脑。
幼虫，好像都死了；成虫，半个都没剩；虫卵，貌似也不孵化了……
这农药的效果简直是见鬼了吧？
齐政可不管研究员们做什么猜想，在解决了稻螟虫害后，水稻生产方面的问题应该不大了，他也就将注意力放到钟华志的嘉谷商贸上去了。
嘉谷农资和嘉谷农业协调水稻种植生产，保证了粮源；嘉谷商贸就一头扎进了水稻仓储和物流的建设上。
我国好像无论是哪种资源，都存在着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不协调，稻米亦如此。
国内多省存在稻米消费缺口，需要从供应过剩的地区调入，譬如江右省作为早籼米主产区，其大米流向为沪市以及隔壁的江南省和岷省。
中晚籼稻品质比早籼稻要好，是南方主要的口粮。中晚籼稻农民一般除了满足自己的口粮外，剩下的基本作为商品粮出售。中晚籼稻产销区位明确，贸易流向多年来也比较稳定。
国内稻米的运输分为短途运输和跨省的长途运输，短途运输以公路包装运输为主；跨高官途运输主要是铁路运输、水铁联运、公路水路及水路方式运输，其中铁路运输为主要的运输方式。
如果说公路运输和水路运输还有一点搞头，在国内，嘉谷对铁路运输是插不上手的——当然，除了“铁老大”，也没人能插得上手了。
所以，钟华志也只能将目光先放在仓储上。
同样，在国内的粮食仓储上，也有一个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庞然大物存在——国储粮。
目前来说，我国粮食市场放开不久，本土真正称得上大型粮食企业的，也就是国粮和国储粮了。
我国大型粮食企业基本属于国有企业，在体制及运营机制方面存在一定的弊端——无论是国粮还是国储粮，都还没有完全实现粮食物流运作供应链的一体化。国储粮在粮食储备方面具有优势，但也存在管理分散，产销不能协同，各粮食仓库各自为政，不能发挥企业整体交通的特点
国储粮原本是为了“粮食安全”的目的而生。从本世纪初诞生始，这个国家的“大粮仓”就一直执行国家托市收购政策，负责国家政策性粮食收购和储备，收储国家战略储备粮以及用于调节粮食市场的托市收购粮、临时储备粮。
从去年开始，国家为了解决农民“卖粮难”等问题，实行托市收购政策。执行这一政策的主体就是国储粮。
国储粮以托市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粮食，留下战略储备粮之后，再将剩余部分以市场价格销售给各类粮食企业，粮企再向市场销售。
嘉谷要启动主粮战略，国家的政策不可忽视。针对粮食托市收购政策是好是坏，嘉谷内部还专门讨论了一次。
最后的讨论结果是，粮食托市收购政策对农民来说是好事，但对粮食企业来说，就不见得是好事了。
“托市”，顾名思义，即把粮食价格“托”起来，稳定粮食价格。
首先，托市收购政策毫无疑问会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了粮食增产。
由于托市价格高于市场价，大部分农民和粮贩子就更愿意将粮食卖给国家粮库，粮食便源源不断地进入了国储粮体系。
而在嘉谷这样的粮食企业看来，这样的托市政策无疑是干扰了市场，使价格不能反映价值。
“最初制定最低收购价，是因为市场价格比较低，为了防止谷贱伤农而制定。不过这个价格说是最低收购价，但从一开始执行就成为了市场的最高收购价，这实际上是把价格拉起来了。”王昱业习惯性地直指本质。
“虽然这样调节了市场，但是已经没有市场了。”钟华志补充道。
齐政自是最清楚不过了。
确实，因为市场价格的扭曲，托市十多年后，“卖粮难”再次成为了社会性问题。
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现在的政策目标，是确保粮食安全，保障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为了保证农产品的增产。
但增产后的粮食，一方面价格不断走高，另一方面，市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