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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样做，理由是德国和日本将是美国未来的出口市场。
此时的美国所贪图的是传统意义下的出口利益，从后世的眼光看，列强间的贸易争夺其实都是顺差争夺，通过对欧洲的信贷，消化美国产能的同时，获取巨额贸易利益。
更重要的是大量美元贷款投向欧洲，培养了欧洲人使用美元的习惯，树立了美元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与伦比的地位。美国站到了经济丛林的食物链顶端，只需大量发行货币，输出贷款，美国的商品就可以大规模地出口海外。
伴随着贸易带来的超额利润，华尔街也一扫30年代的暗淡。与之相对，美元发行的执行机构美联储纽约分行更是繁忙异常，美元供应量持续大幅增长，而这个增长的背后则是全世界的黄金滚滚流入美国。
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让美国人迅速富有，也让欧洲经济加速复苏。两年后，1949年10月，美国的黄金储备已高达400多亿美元，占到世界各国黄金储备的78％。
1950年6月25日，抗美援朝爆发后，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脚步走进白宫的美国驴党总统杜鲁门，着实感到了不安。
战场上频频失败的美国开始在经济上封锁华国，最先干出的一件事是，冻结华国在美的全部资产，但没想到，这招吓坏了欧洲人。
一来，西欧大量的美元收入，来自对东欧的贸易，所以西欧生怕美国也把自己的美元资产冻结掉；二来，深陷朝鲜战争的美国开始出现财政赤字，美元资产是否会因此而贬值？
此时此刻，英国看到了恢复伦敦金融中心地位的机会。于是，英国采取不问出处、税收优惠等一系列手段，试图把欧洲美元吸引到伦敦，形成美国之外世界最大的美元市场。
这招着实灵验，不仅欧洲国家所需美元不必再向美国借贷而转去伦敦，同时，一些美国企业为避开国内高税率，把自己的海外收益放到了伦敦。
这样的态势一直持续至今，伦敦金融城不仅是欧洲美元市场，同时也是世界最大货币交易市场。
毋庸置疑，维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必须具备两个前提：其一是美国必须保有充足的黄金储备，以维系国际收支平衡和其他国家无条件以35美元/盎司兑换黄金；其二是美元保持坚挺、维持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但欧洲美元市场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美元离开美国本土，这势必威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
尤其是欧洲从战火废墟中恢复，使用的机器比美国更新、更先进，制造的商品比美国更好、更便宜。因此，在陷入战争、工业老旧、欧洲争夺的合力之下，全球贸易格局开始逆转。
在贸易上，美国贸易顺差变为逆差；在金融上，为弥补逆差美国只能放大美元货币数量，但货币越发越多，黄金却不再流入美国，这动摇了35美元/盎司黄金的基础，美元贬值预期伤害了世界对美元的信心。
1958年，世界对美元的怀疑终于演化为一场抛售。
1960年1月2日，肯尼迪在参议院秘密会议厅面对300名支持者宣布他将竞选第35届美国总统，但此时，美元抛售狂潮在欧洲冲向极致。伦敦黄金价涨到41。5美元/盎司，意味着美元贬值超过20％。
这一年，在欧洲平均投资回报率16％、高出美国一倍的吸引下，470亿美元的美国资本流向欧洲，1957年这个数字只有250亿美元；这一年，美国黄金储备加速下降，1950年其总值400多亿美元，此时还剩不足200亿美元；
这一年，美国财政赤字超过200亿美元，历史上第一次超出黄金储备总值；这一年，美国工业产值下降14％，出口萎缩，加之资本的大量外溢，美国国际收支出现20亿美元逆差。
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后，美元出现的第一次危机，倍感惶恐的美国立即邀请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加拿大、日本召开紧急首脑会议，商议如何应对危机。
会上，各国首脑接受了美国的提议，把各自的黄金储备集中到一起，构建了历史上著名的“10国黄金储备池”。同时，各方签署货币互换协议——互惠贷款协议，并通过这个协议，欧洲9国对美提供200亿美元贷款。
一系列举措下，美元勉强渡过难关。
1961年1月，肯尼迪入主白宫，同年，美苏两国长达28年的“冷战”正式拉开帷幕。
不过，另一道冷战之墙也在人们的不经意间形成，鉴于凯恩斯主义的主导，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针对政策资源的争夺，使之产生了巨大的隔阂。
肯尼迪非常在意美国实体经济的良性发育，他认为，实体经济才是一国经济之本，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也是国民更多走向中产的基石。但是，肯尼迪的实业兴国之路非常坎坷，因为他触犯不少金融权势集团的抵制。
同时，肯尼迪还遇到了另一个大麻烦，欧美市场早已被金融巨头实际联通，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构建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在此背景下，美国货币政策基本作废。
就是说，如果美国降息或大量投放基础货币，资本将流向高利率的欧洲；如果为阻止资本外逃而加息或减少货币供给，那美国实体经济势必受到进一步打压。
1963年7月18日，无奈的肯尼迪只能寄望财政政策。他强硬要求国会通过法案，对外流资本课以15％的重税。话音刚落，华尔街怒骂一片，法案遭到英、美金融巨头的激烈反对。
经过长达127天的争辩，肯尼迪并没有机会看到法案的通过，一直到他死后的十个月左右，相关法案才获得了美国国会的批准，但其中的条款被微妙修改，根本没能起到阻止资本自由流动的目的。
话说二战之后，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鼓励本国制造业发展，并且大量出口国内资源丰富的初级产品，因此这些国家在经济上发展迅猛。
尤其在五十年代中期到六十年代，拉美国家的工业年均增长在8％以上，GDP年均增长6。5，人均GDP仅10多年就从400多美元提升到1000多美元，被称为世界经济的拉美奇迹。
这些拉美国家为了更快地实现工业化，赶超发达国家，于是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对外大规模举债，以增加政府对公共事业的支出。
一方面，七十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原油价格大涨，石油输出国获得了巨额美元收入，资产增值保值需求强烈，国际市场美元供给充足。
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整体宽松，除石油危机期间，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1970年全年平均利率为7。2％，1975年回落至5。8％，低利率环境降低了拉美国家的借贷成本。
伴随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欧美商业银行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信贷投放。
一方想放贷，一方需要钱，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整个拉美一共对外借了200多亿美元，但是这些借来的钱缺乏良好的规划管理，大量外债被用于投资项目周期长、效率低、流动性和变现能力差的大型公用事业，并且部分被用于非生产性支出，譬如弥补国企亏损、购置军火等。
而为了推进进口替代战略实施，刺激经济快速发展，拉美主要国家长期实行赤字财政和扩张性货币政策，从而成为世界通胀最严重的地区。
1976年阿根廷GDP平减指数增速达到438％，CPI同比达到444％，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叠加政局的不稳定，刺激拉美国家部分企业和私人的资金外流，资金越发短缺，进一步强化了拉美国家举借外债的动机。
外债规模持续扩大，短债占比快速攀升，拉高债务风险。
从总量来看，七十年代拉美各国外债规模急剧膨胀，外债余额占GDP比例持续爬升。1970年墨西哥、阿根廷和巴西三国的平均外债余额为63亿美元，而1980年平均外债余额已猛增至523亿美元。
1980年前后，英美的经济陷入困境，纷纷实施“金融休克疗法”，美联储为应对滞胀困境，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自1980年8月起连续加息，拉美国家举借的外债多为浮动利率，国际借贷成本骤升，债务负担加剧，点燃了债务危机的导火索。
从收入来看，美联储加息引发美元持续升值，以美元计价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拉美国家出口收入锐减，偿债基础被破坏。
从支出来看，国际金融市场借贷利率的上升，使拉美国家借贷成本攀升，利息支出快速增加，双重压力下，拉美国家偿债能力大幅下滑。
美国加息自然会诱导投资在拉美地区的国际资金流出，而此举加剧了拉美地区的资金短缺局面，进而国际收支状况日益恶化，资本外流加剧，拉美国家货币被迫贬值。
地处拉美的阿根廷是一个物产极为丰富的国家，它曾是世界的粮仓肉库，国民收入堪比美国，社会福利剑指北欧。
有人说当一国的人民福利有保障的时候，他们自然会热衷于消费，享受高福利的阿根廷人民就是这么做的，他们没有储蓄的习惯，平时都是高消费，临近月底随便找几个阿根廷人问一问，通常口袋里已经不剩几毛钱。
阿根廷国内商品生产严重依靠外商投资，国际资金大举撤走之后，阿根廷只能加大了对外的进口，因此，在出口疲软和进口激增，并要维持高福利的三重压力下，1981年，阿根廷外债数额跃升到世界第三，高达340亿美元，加上高利率下美元升值，阿根廷外债负担日甚一日。
面对如此局面，阿根廷超发货币让比索贬值，以此达到刺激出口，换汇偿债的目的，只是当时主要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失业严重，就算阿根廷提供大量廉价商品，他们也无力消费。
所以，此举不但没让阿根廷的经济回升，反而爆发了严重的通胀，通胀率高至230％，工人实际收入仅相当于1970年的50％，全国劳动人口失业率高达30％以上。
于是，阿根廷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一方面，货币贬值政策并未带来出口增加，更未获得足够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贬值造成国内企业外债偿还成本增加，负担越来越重。
1982年3月31日，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五月广场上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并快速向全国传染，民众指责加尔铁里军人政府把阿根廷经济带入泥潭。
在国内焦头烂额之际，军人出身的加尔铁里很快把解决问题的方案定在“战争”之上——以军事手段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转移国内矛盾。
很幸运，加尔铁里成功了。
1982年4月2日，马尔维纳斯群岛收复的消息传到阿根廷国内，举国欢庆，还是在五月广场，依然是大规模游行，只不过这次却是支持政府的行动，阿根廷12个政党和总工会不计前嫌，誓要团结在加尔铁里周围。
阿根廷此等行为自然刺激到英国的神经，唐宁街十分清楚，也十分担心，如果英国被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举动吓住，不有所作为的话，下一步阿根廷就要赖账了，要知道阿根廷的外债里，有不少债权在英国手里。
有一就有二，有阿就有巴，很容易形成连锁反应，于是，皇家海军陆战队第42突击营、一小队陆军SAS及皇家海军特种舟艇突击队吃着炸鱼薯条，哼着歌，上岛打阿匪。
战争结束之后，英阿双方的后续工作都是按照战争的标准来，没有就阿根廷经济危机有过只言片语的交流，双方都清楚互相打的是什么主意，你不提，我也不提，你提，我也不回应。
马岛战争之后，拉美的烂摊子依旧。
时间过了四个月，8月，在联合国大会上，当时已经无力偿还外债的墨西哥当了出头鸟，总统波蒂略公开表示：“墨西哥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不能遵守原定的还款期限。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想成为附庸，不能因为还债而让我们的经济陷入瘫痪，或者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大的灾难。
更何况，这些债务利息已是原来的3倍，且如此之高的利息是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加给我们的，所以这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为战胜饥饿、疾病、无知和附庸所做的努力，并不是引起这场国际危机的原因。”
拉美国家对高息外债的态度，强烈地刺激着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他们必须强迫拉美国家服从并接受“资本”的偿债安排。
同样是1982年10月1日，债权、债务双方摊牌了。
IMF一改之前的低调、没什么存在感，给拉美国家开出四副良药：
第一，拉美国家政府出面接管国内私人债务，美其名曰为了防止企业破产给国家经济造成损失，但实际是债务保全措施；第二，大幅削减政府预算，取消政府对国民的食品和生活补贴，节省财力偿还外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