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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是通过加入独立军的行列，还是通过在革命期间加入萨帕塔领导下的南方解×军，恰帕斯的原住民仍然积极参与了墨西哥建国伟业。
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特别是恰帕斯原住民，在长期殖民战争中，并没有丢失自己的身份认同。社会清洗与种族灭绝政策，却加强了原住民的社会凝聚力和集体意识。
值得一提的是，征服、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战争在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大致是失败的，其无法把西方理性作为唯一的思维方式，或者将天主教作为唯一的精神表达方式，强加给原住民。
二次大战后，为了加强天主教会，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在1962年至1965年期间举行。
在那次会议上，天主教内部古老的分歧浮出水面，特别是“反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之间的分歧。作为这次会议的一部分，教皇保罗六世呼吁拉丁美洲主教团更新其愿景和做法，使之与现实更加一致。
为了响应这一号召，1968年8月和9月在哥伦比亚麦德林举行了第二届拉丁美洲主教大会。这次会议的组成、讨论的问题和得出的结论，对天主教会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
麦德林会议期间表达的许多观点，主张教会应谴责第三世界政府对穷人的系统压迫和剥削。与会者同意不仅要谴责剥削和压迫，而且要行动，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提供帮助，以有组织的方式，使贫困的人们能够成功地改变其贫困状态。
麦德林会议的结果鼓励宗教和非宗教人士深入研究教会在拉丁美洲的作用，研究这个大陆的特点，即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结构产生的明显的剥削关系，这个也被称作“解放神学”。
解放神学的出发点是对现实和带来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但总是在神学层面上。解放神学认为贫困是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否定，一个有穷人的社会是一个没有上帝的社会。
这种上帝的缺席存在于有人哭泣的地方，上帝的缺席存在于穷人身上。穷人是缺席的上帝的存在，上帝有效存在是由不存在来提供的。
出于这个原因，解放神学家选择帮助穷人，让他们脱离贫困状态，让所有主体得到承认……（删掉了一段）
这样一来，拉丁美洲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天主教之间的共生关系，解放神学家们对成为教会层级结构的一部分不感兴趣，工作更注重社会组织，与穷人和无产阶级一起。
随着辩论超越了话语和知识层面，在实践中，由基层教会团体组成的运动日益壮大，在巴西和尼加拉瓜甚至发展成为政党。
墨西哥的基层教会团体起源于最贫穷的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遭受剥削、饥饿、压迫和痛苦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中。主要行动者是原住民和农民、工人、失业者，他们在牧师、宗教人士的陪伴下，致力于优先选择穷人，是墨西哥教会的希望种子。
基层教会团体和圣克里斯托瓦尔·德拉斯卡萨斯教区，在原住民社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积极参加了1974年第一届原住民大会，教区的工作加强了原住民的内部组织，促使他们与该州、墨西哥和世界的类似组织建立联系网络。
在这过程中，恰帕斯教区的工作被原住民的特殊宇宙观所颠覆或影响，以至于一种“原住民教会”开始形成，由2608个社区组成，有400名预执事和8000名慕道者，与教区的结构协调，但也有一定的自主性。
梳理1960…1980年代的恰帕斯州的社会现实与各方参与的历史，便会看到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本身是综合体，一个社会进程将墨西哥和全球的广泛的社会诉求、斗争传统和批判思想结合了起来。
1969年8月6日，在新莱昂州蒙特雷，民族解放力量成立。领导该组织的是塞萨尔·赫尔曼和费尔南多·穆尼奥斯·亚涅斯兄弟，阿尔弗雷多·扎拉特和劳尔·佩雷斯·巴斯克斯。
该组织的策略是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不与国家力量正面对抗。1972年，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在恰帕斯州建立了名为“钻石”的营地，“萨帕塔游击队核心”就是从这里开始运作的。
民族解放力量成立五年后，在塔巴斯科、普埃布拉、墨西哥州、恰帕斯州、韦拉克鲁斯和新莱昂都有网络。
1974年2月14日，在位于墨西哥州圣米格尔·内潘特拉的主要安全屋之一“大房子”，民族解放力量遭到了警察和军队的袭击，5名游击队员被杀，16人被捕。
同时，恰帕斯州的奥科辛戈，“钻石”营地遭到袭击，几名游击队核心成员被杀；有一些人逃脱，包括塞萨尔·赫尔曼·亚涅斯。
从1974年到1983年，民族解放力量更频繁地进入拉坎顿丛林。许多学生从马克思主义大行其道的大学中被招募，如自治市立大学和查平戈自治大学，民族解放力量的许多活动都在恰帕斯州。
1983年11月，在具有丰富组织经验的政治化原住民团体的帮助下，同时得到来自大学的新激进分子的支持，马科斯副司令等领导的萨帕塔民族解×军的第一个营地成立，名为“虱子”。
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一个政治军事团体，一群政治化的、非常有经验的原住民，以及来自丛林的原住民运动。
第三个部分在1983年后成为该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萨帕塔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了“在沉默中建立自己的力量”的第二阶段……
南易从资料中可以看出恰帕斯州一直活跃着一支游击队，他们一直在壮大，却还没有进行过任何一次武装行动，那他们到底是力量积蓄不足，还是在等待一个好时机？
若是在等待时机，他们又在等什么样的时机？
南易把疑问暂时放在肚子里，打开“墨西哥比索危机”的分析报告。
第0929章 偶遇大佬
1988年，墨西哥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德戈塔里出台了一项重大的经济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墨西哥经济的现代化。
这项方案是两年后为建立“华盛顿共识”采用的模板之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大的方面：通过大幅度削减进口关税以及最终与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开放本国经济，参与国际竞争。
除石油、天然气和能源产业外，大部分经济部门实行私有化并放松管制；推行旨在控制通胀的稳定方案，这一方案以维持比索和美元币值的紧密挂钩为基础。
具体来说，比索相对于美元的汇率每天只能在预先设定的微小范围内波动。区间非常狭窄，以至于墨西哥所有的汇率政策都必须考虑比索与美元之间这种非常刚性的汇率关系。
政府、私人部门和工会之间达成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共识，这就是著名的经济稳定计划，旨在控制工资和物价的上涨速度。这一共识由审慎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以便使通胀压力总体上处于可控区间。
以经济稳定计划为基础是墨西哥改革方案的关键特征，并使其与此后智利、阿根廷等国的改革方案有明显区别。
经济稳定计划的年度调整成为墨西哥重要的政治事件，民众对此充满期待，但有时也表现出焦虑。
这份经济稳定计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使改革获得墨西哥民众的政治支持。
领导墨西哥工人联盟的传奇领袖菲德尔·贝拉斯克斯每年参与审议和决策，为墨西哥改革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这是其他拉美国家的改革不具备的。
将汇率作为抵御通胀的工具，值得特别加以关注。
自1976年以来，墨西哥公众就将汇率变化与通胀联系起来。每当比索贬值的时候，进口商品的价格就会上涨。作为回应，工会会要求涨工资，这给物价上涨增加了额外的压力。它反过来导致了比索的进一步贬值、民众对通胀的更高预期以及工资和物价的进一步上涨。
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墨西哥当局在1988年决定将比索与美元挂钩。这一政策背后的想法——如果比索贬值的程度可以得到限制，通胀预期就会下降，从而使墨西哥的通胀达到与美国相近的水平。
尽管有萨利纳斯政府的改革，但墨西哥经济在1988年到当下的表现并不理想。实际经济增速平均仅有2。8％，明显低于智利的7。1％、哥伦比亚的4。1％，生产率几乎没有增长，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并非特别出色，实际工资徘徊在1980年的水平上，私人储蓄出现显著下降，贫困率继续高企，收入分配依然像过去那样倾斜。
积极的方面就是财政预算在1992年实现了平衡，通胀率下降到偏高的个位数，保护主义在各个层面上都被取消。
即使缺乏显著的经济效果，墨西哥的改革仍然被金融专家、学者、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视作取得了重大成功的案例，从而获得一致赞誉。
在某种程度上，“墨西哥奇迹”这一说法就是这些机构创造出来的。这种热情和乐观源于许多因素，其中包括很多分析者对这些改革措施本身信心十足；另有很多人认为即使效果没有立即显现，不久的将来也会有成效。
由于克林顿政府努力向公众和国会宣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各种益处，“墨西哥奇迹”正在实现这一流行的观点，得到了另外一股助力。
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通过后，一大批观察家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显著加快投资和出口的增长，墨西哥改革的成效也会因此变得让每个人都能看到。
此外，改革的支持者经常引用墨西哥的经验，以此作为成功案例来论证在民主政权下成功推行结构性改革的可行性。
实际上，墨西哥经常被拿来与智利比较，后者很多成功的改革措施是由专制的军政府推动。
由此推测，有人渴望找到一个在民主体制下成功实现市场化改革的案例，美国官员尤其如此，这也有助于形成墨西哥表现出众的观念。
在1992年年中，即比索崩溃前几个月，财政部部长佩德罗·阿斯佩在伦敦经济学院久负盛名的莱昂内尔·罗宾斯讲座发表演讲。
这次讲座公开发表的版本对墨西哥抵御通胀方案遵循的逻辑做了最为全面的解释。按照当时墨西哥政府中盛行的观点，固定的比索币值将迅速消除通胀的惯性，为价格上涨设置上限。
墨西哥的经济稳定计划成功降低了通胀的惯性，但没有根治它。
这使墨西哥的通胀率下降缓慢，而在90年代初期，本地的物价和成本比国际价格上涨得更快。由于本币几乎完全钉住美元，墨西哥的国际竞争力逐渐下降——墨西哥出口商从每美元商品中获得的比索数量保持不变，但是工资、租金、税金和保险等国内成本却持续上升，这压缩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1989年的布雷迪计划重组了拉美国家在“失去的十年”中积累的债务，墨西哥外债规模显著降低。从那时起，墨西哥对境外投资者开放本国金融市场，开始将国有银行私有化。
由于采取了这些政策以及感觉墨西哥要发生某种经济奇迹，国际资本市场将目光重新投向墨西哥，开始大规模投资墨西哥政府和政府企业发行的证券。
由此形成的资本流入飙升，使该国得以为日益增长的庞大“经常账户”赤字融资。
“经常账户”余额是衡量一国对外经济交往的最全面的指标，从1992年至今，这一赤字平均几乎达到墨西哥GDP的7％，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此高的赤字是极其危险的。
因为政府开支得到了控制而且流入的资金主要是私人性质的，所以很多分析师，特别是墨西哥的政府高官相信，尽管资本流入的规模非常庞大，但是并不需要为此担心。
很长一段时间，经济学家都在争论经济改革的正确步骤，探寻哪些市场应该先自由化，哪些市场应该较晚或较缓慢地放松管制。大部分专家都同意自由化的最优顺序应该是逐步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制，以避免因巨额的资本流入而突然增加流动性，从而导致本币人为升值。
与这一常规智慧相反，墨西哥选择在1989年取消对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而此时改革才刚刚开始。
采取这样的改革步骤是对很多因素的回应，例如墨西哥长期以来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的传统；该国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强烈愿望，而加入这一富国俱乐部需要成员国放弃对资本流动设置障碍。
墨西哥的战略与其他紧随其后的拉美改革者形成强烈的对比，智利对于资本自由流动就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以避免危害出口竞争力。
由于没有限制，国际金融家得以使大笔资金在墨西哥自由进出。仅1993年不到半年时间，墨西哥的资本净流入就超过其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