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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但珍妮只去了上美景宫。盖普解释给她听，上美景宫只收藏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绘画，但珍妮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对她足够了。盖普解释道，她起码也该到下美景宫的花园散散步，看看那儿的巴洛克收藏，珍妮却只摇摇头；她在史迪林修过几门艺术史课程——她受够教育了，她说。
“还有勃鲁盖尔父子，妈！”盖普道，“你就坐沿环城路往北方向的公共汽车，在玛莉亚西佛大道下车。站牌对街的大建筑就是历史美术馆了。”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2）
“但是我可以走路去美景宫啊，”珍妮道，“干嘛坐公交车呢？”
她也可以走路去卡尔大教堂，而且阿根廷大道走不多远，就有好些外观非常有趣的使馆建筑。保加利亚大使馆就在许文德巷，他们公寓正对面。珍妮说她喜欢待在住家附近。隔一条街就有一家咖啡馆，有时她到那儿去看英文报。她从不到外头吃饭，除非盖普带她去；而除非他做给她吃，否则她在家也不吃东西。她全心全意放在写作上——这期间，她比盖普更专注。
“这时候我没有时间当观光客，”她对儿子说，“你尽管去吧，吸收这儿的文化。这是你该做的。”
“吸收，吸……吸……吸收。”丁奇告诉他们。珍妮却认为，只有盖普有此必要；她自己早就吸收够了，现在她有一大堆话要说。珍妮四十一岁，她觉得人生有趣的部分已经过完了；目前她只想把它写出来。
盖普给她一张纸，让她随身携带。上面写着她的住址，以防迷路：维也纳市第四区许文德巷十五号二楼。盖普必须教她住址的正确发音这一烦人的课程。“Schwindgassefunfzehnzwei！”珍妮念得口沫横飞。
“再一遍，”盖普道，“你迷路时想一直迷下去吗？”
盖普白天在城里到处逛，发掘晚间或傍晚珍妮的写作告一段落时，可以带她去的地方；他们会喝杯啤酒或葡萄酒，盖普把一天的经历讲给她听。珍妮很有礼貌地聆听。啤酒和葡萄酒都使她昏昏欲睡。通常他们会在外头吃顿美味的晚餐，盖普护送珍妮搭公交车回家；他特别以从来不搭出租车自豪，因为他对公交车系统了如指掌。有时他早晨去公共市场买菜，早早回家，花整个下午做饭。珍妮从不抱怨；在家吃或出去吃，她都无所谓。
“这种叫做Gumpoldskirchner，”盖普为她讲解葡萄酒，“适合搭配烤猪肉。”
“多么奇怪的字！”珍妮说。
后来盖普评论珍妮的文字风格，以他典型的口吻写道：“我妈妈跟英文搏斗得好辛苦，难怪她一直都没兴趣学德文。”
珍妮天天坐在打字机前敲敲打打，却不得写作之门。虽说字数不断累积，她阅读自己写出来的东西，却不觉得乐在其中。撑了一阵子，她开始试着回想读过的好文章，分析它们跟她的初稿有什么差别。她从头开始平铺直叙。“我出生，”如此这般。“我父母要我留在韦斯利；但是……”当然还有：“我决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后来借着如下方式如愿以偿……”珍妮读过很多好小说，所以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跟记忆中的好小说一点也不像。她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她经常差盖普到少数几家卖英文书的书店去采购。她要更仔细观察书的开始；很快她便完成了三百页打字稿，但她仍觉得自己的书还没有正式开始。
珍妮默默承受写作的困境；在盖普面前，她总是表现得欢欢喜喜，虽说经常心不在焉。珍妮一辈子都相信，凡事有始必有终。好比盖普的教育——好比她自己的教育。好比盖普技术士官。她对儿子的亲情没有减少半分，但她觉得担任他母亲的阶段已告结束；她觉得一路把盖普带到这么远，现在该让他自己去找事做。她不能一辈子都替他报名参加摔跤或其他什么的。珍妮喜欢跟儿子住一块儿；事实上，她从没有想过他们会分开住。珍妮希望盖普在维也纳天天都能找到乐子，盖普也办到了。
他那个关于一个亲密而有趣的家庭的故事没有进展，不过他找到些有趣的事给他们做。这家人的父亲做督察员，他工作的时候都带家人同行。这份工作主要是考核奥地利境内的餐厅、旅馆、寄宿舍——予以评分，分列甲、乙、丙等级。这是盖普想象中他自己会喜欢的工作。像奥地利这么依赖观光的国家，把供给观光客吃与睡的地方分类分级，应该极为重要，但盖普想不出这件事的重要性何在——或对谁重要。到目前为止，他只有这一家人：他们有份有趣的工作。他们揭发缺失；他们打分数。又怎样？还不如给海伦写信简单得多。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3）
那年夏末与秋初，盖普靠步行与搭电车走遍了维也纳，没跟谁打交道。他写信给海伦说：“青春期有一部分就是觉得，周围没有一个人够像你而足以了解你。”盖普说，他觉得维也纳会加深他内心的这种感觉，“因为在维也纳真的找不到像我这样的人”。
这一观察，起码在数字统计上有其正确性。在维也纳，连年龄跟盖普相仿的人都很少。一九四三年出生的维也纳人不多；事实上，自从一九三八年纳粹占领开始，以至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维也纳出生率极低。尽管强暴造成数量可观的婴孩，但一九五五年——苏联占领结束——之前，想要孩子的维也纳人真的不多。维也纳被外国人占领了足足十七年。可想而知，大多数维也纳人都认为，这十七年不是生小孩的好时机。盖普体会到，十八岁的年纪使他在这座城市里与众不同。这当然加速他成熟，这想必也使他愈来愈觉得，维也纳毋宁是个“保存一座死去城市的博物馆”——他给海伦的信上写着——而不是一座仍然活着的城市。
盖普的观察并没有批评的意味。他喜欢在博物馆里晃荡。“更真实的城市未必这么适合我，”他后来写道，“但维也纳已迈入死亡阶段，它动也不动地躺着，让我看个清楚，回头想想，再看一遍。活生生的城市里，我绝不可能看到那么多。活生生的城市静止不下来。”
于是盖普趁着温暖的季节观看维也纳，写信给海伦，替母亲料理日常事务。珍妮在他选择的孤独生活中又加入了写作的寂寥。“我的作家母亲，”盖普写给海伦的无数封信里，经常调侃母亲。但他妒忌珍妮，因为她不停地在写。他觉得被自己的故事卡住了。他发觉，不论他为这虚构的家庭安排多少次冒险，都理不出一个目标。再去一家甜点做得太蹩脚，以致一辈子都不可能达到甲级标准的乙级餐厅；或一家因为接待大厅里的霉味久久不消，必须从乙级降为丙级的旅馆？也许督察员的家人在甲级餐厅里食物中毒，但这有什么意义？寄宿舍里可能藏着疯子，甚至罪犯，但他们如何影响事情的轮廓？
（）
盖普知道他的小说还没有轮廓可言。
他在火车站遇见一个刚下车的四人马戏班——来自匈牙利或保加利亚。他试着设想他们在自己的小说里。有一头会骑摩托车、在停车场不停绕圈圈的熊。一小群人围拢来，倒立走路的男人，脚底板托着一个罐子来为熊的表演收钱；他有时会摔倒，但熊也一样。
表演了一会儿，摩托车发不动了，其他两个马戏班成员的拿手好戏是什么，没人知道；他们正想接替熊和竖蜻蜓的男人上场时，警察就来了，要求他们填一大堆表格。这没什么看头，群众——就那么几个人——也散了。盖普待得最久，不是因为他想看这个不成气候的马戏班接下来的演出，而是因为他想把他们写进小说里。他想不出该怎么做。离开火车站时，他听见熊在呕吐。
一连好几个星期，盖普的小说唯一的进展就是题目：《奥地利观光局》。他不喜欢这题目。他暂且丢下写作，回去做他的观光客。
但天气逐渐变冷，盖普对观光也腻了；他开始吹毛求疵，抱怨海伦回信不够多——这显示他信写得太多了。她比他忙得多；她进了大学，而且获准跳级大二，她的课程负荷是正常的两倍以上。如果年轻时代的海伦跟盖普有任何相似之处，就在于他们都好像急急忙忙要赶到什么地方去。“别去烦可怜的海伦。”珍妮劝他，“我还以为你除了写信，还要写别的东西。”但盖普不喜欢在同一栋公寓里跟母亲竞争。她打起字来不假思索；盖普暗忖，他的作家事业还没开始，恐怕就要断送在这稳定的打字机敲击声里。“我母亲对修订的沉默一无所知。”盖普有次说。
十一月间，珍妮完成了六百页的打字稿，但她仍觉得一切都还没有真正开始。盖普没有可以让他这样文思泉涌的题材。他这才知道，想象比回忆难。
他的“突破”（他在给海伦的信上用这个字眼）出现在一个寒冷的降雪天，地点是维也纳市史博物馆。这座博物馆离许文德巷没几步路；正因为知道随时可以走过去，他偏就漏看了。珍妮跟他提过这地方。这是她绝无仅有到过的两三个地方之一，因为它就在卡尔广场对面，在她所谓的“附近”范围之内。
5马可·奥勒留在这城去世（4）
她提到馆内有间作家工作室；她忘了是谁的。她觉得在博物馆设一间作家工作室，是个有趣的点子。
“作家工作室吗，妈妈？”盖普问。
“是啊，一整个房间。”珍妮道，“他们陈列了那位作家所有的家具，甚至可能包括墙壁和地板。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做的。”
“我好奇他们干嘛要这么做？”盖普道，“整个房间都在博物馆里吗？”
“是啊，我想那是间卧室，”珍妮道，“但也是作家实际写作的地方。”
盖普翻翻眼珠，听来简直猥亵。作家的牙刷在吗？还有夜壶吗？
那是个很平凡的房间，床看来嫌小——像小孩的床。写作的书桌也小。不是大块头作家的床和桌子，盖普想。木头色泽黝暗，每件东西好像都很容易坏；盖普觉得母亲写作的房间还更好。这位房间被供奉在维也纳市立历史博物馆里的作家，名叫法兰兹·葛利尔帕泽（Franz Grillparzer）；盖普从来没听过他。
法兰兹·葛利尔帕泽死于一八七二年；他是奥地利诗人和剧作家，奥地利以外，很少人听说过他。他是那种名望没能超越十九世纪的十九世纪作家，盖普后来还说，葛利尔帕泽甚至算不上在十九世纪享有盛名。盖普对戏剧和诗都不感兴趣，但他到图书馆读了葛利尔帕泽号称一时之选的散文体作品：冗长的短篇小说《可怜的提琴手》。盖普想，或许他在史迪林修的三年德文程度，不足以欣赏这篇小说；他讨厌这个德文版本。后来他在哈布斯堡大道一家旧书店找到一个英译本；他仍然讨厌它。
盖普认为，葛利尔帕泽的名作是场荒唐可笑的通俗剧；他还嫌它叙述技巧拙劣、过分滥情。这篇小说只隐约让他联想到十九世纪的俄国小说，主角往往优柔寡断，只会因循度日，在现实生活中处处碰壁。但在盖普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本事让你对这么一块废料感兴趣，葛利尔帕泽却只会拿眼泪潸潸的无聊细节活活烦死你。
在同一家旧书店，盖普还买到马可·奥勒留（译注：Marcus Aurelius，121—180，罗马皇帝，亦为主张禁欲、坚忍、刻苦的斯多葛学派之哲学家）的《沉思录》（Meditations）英译本；他在史迪林修拉丁文时，读过马可·奥勒留，却从来没用英文读过他的作品。他买这本书只因为书店老板告诉他，马可·奥勒留死在维也纳。
“人生在世，”马可·奥勒留写道，“一生不过一瞬，生命变幻不居，感官犹如微弱星火，肉体无非蛆虫饵食，灵魂乃不安的漩涡，命运一片黑暗，名誉难以捉摸。到头来，有形肉体似水循环复始，灵魂尽成梦幻泡影。”不知怎的，盖普总觉得，马可·奥勒留写这段话时一定住在维也纳。
马可·奥勒留的悲观见解，不消说，也是大多数严肃作品的主题。盖普认为，葛利尔帕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差别不在主题。盖普的结论是，差别在于智慧与天赋，差别在于写作艺术。这一显而易见的发现，不知怎的让他很开心。多年以后，盖普读到一篇作为导言的葛利尔帕泽作品评论，说葛利尔帕泽是个“敏感、备受折磨、理所当然地偏执、经常沮丧、胡思乱想、满怀忧伤的人；简言之，一个复杂的现代人”。
“或许如此，”盖普写道，“但他也是个糟糕透顶的作家。”
对葛利尔帕泽是个“坏”作家这一点深信不疑，似乎让年轻的盖普首度产生艺术家的自信——甚至在他写出名堂之前。或许每个作家一生中，都需要有一次目睹其他作家被抨击为不配这头衔。盖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