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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道，这个满是下作念头的世界上，你要嘛是某人的老婆，要嘛是某人的表子——要嘛就在即将成为两者之一的路上。万一上述类别都不适用于你，所有人就都会设法让你以为一定是自己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是呢，她想，我一点也没有不对劲。
不消说，这就是很多年后让珍妮一举成名的那本书的开端。各界虽然不求甚解，却一致把她这本自传吹捧成跨越纯文学与畅销书之间鸿沟的杰作，但盖普表示，母亲这部大作的文学价值，“跟西尔斯百货公司的邮购目录不相上下”。
凭什么说珍妮·费尔兹下流？不能怪她学法律的哥哥，也不能怪电影院里那个玷污她制服的男人，更不能怪她母亲的灌洗器，虽然它们是导致珍妮被赶出出租公寓的元凶。她的房东太太（一个暴躁易怒的妇人，因自己心怀鬼胎而怀疑所有女人都满脑子濒临爆发的淫欲）发现，珍妮的小房间和浴室里有九个灌洗器。从自由心证获致的结论，这一发现已超越头脑不清的房东太太恐惧道德污染的承受极限。更有甚者，数量庞大的灌洗器代表某种庞大的实际需求，个中显而易见的因果关系，一举命中房东太太最可怕的噩梦。
房东太太对那十二双护士鞋作何解释，更是匪夷所思。珍妮只觉得整件事荒唐绝伦，但她对父母供应这些东西的动机，也颇为不解，所以并不抗辩。她搬家就是了。
但这还不足以证明她下流。既然她的哥哥、双亲、房东都认定她淫荡——无视于她的谨言慎行——所有贞洁的证据非但无济于事，徒然凸显她理亏。她另外租了一幢小公寓，招来她母亲新一波灌洗器礼物包攻势，父亲也再度供应大批护士鞋。这下她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了：要是她非干表子不可，起码得教导她把自己清理干净，穿双好鞋子。
1慈济医院（6）
某种程度上，战争使珍妮不必老记挂着家人对她的误解多么离谱——也让她免于成天愤懑、自怜；珍妮不是个喜欢自怨自艾的人。她是个好护士，工作愈来愈忙碌。很多护士投军，但珍妮不想换制服，也不想远行；她性好独来独往，没兴趣结识许多新朋友。再说，她觉得光是波市慈济那套阶级制度，已经够烦了；据她判断，野战医院的情况只会更糟。
最重要的，她会想念那些小婴儿。眼看着那么多人离开，这才是她宁可留下的真正原因。她觉得自己担任护士最胜任的工作，就是照顾母亲和她们的婴孩——忽然间冒出那么多父亲赴远方、阵亡、失踪的婴儿；珍妮最乐意给那些母亲打气。事实上，她妒忌她们。她觉得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只有母亲跟新生儿，父亲被炸到法国的天空里。一个年轻妇女跟她自己的小孩，前面有整个人生——就他们两个。没有附带条件的婴儿，珍妮想。简直就像Chu女怀孕。最起码，往后再也不需要给老二做治疗。
这些女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当然都不像珍妮自以为易地而处时，她会觉得的那么满意。她们要嘛伤心欲绝（很多人如此），要嘛遭到遗弃（很多其他人如此）；要嘛憎恨自己的小孩（真有些人如此），要嘛巴不得找个丈夫，给孩子找个父亲（很多其他人如此）。但珍妮鼓励她们每个人——她高谈阔论孤独的好处，她告诉她们这样多么幸运。
“你不觉得自己是个好女人吗？”她问她们。大多数人都肯定自己。
“你的宝宝不漂亮吗？”大多数人都觉得宝宝是漂亮的。
“父亲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一块废料，很多人这么想。猪、寄生虫、骗子——一无是处、身无分文、乱搞女人的家伙！可是他死了呀！有些人抽泣道。
“那你日子更好过了，不是吗？”珍妮问。
有人学会从她的角度看事情，但珍妮在医院的名声却因她的改革活动而江河日下。医院的政策一向是不那么鼓励未婚妈妈的。
“珍妮圣母玛利亚，”其他护士说，“不愿意用最简单的方式生小孩。求上帝赏你一个好了。”
珍妮在自传中写道：“我要一份工作，也要一个人住。这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后来我要一个小孩，可是我不想为此跟人分享我的身体或人生。这也让我成为性的嫌疑犯。”
正因为如此，外界认为她自甘下流。（她那部名著的书名也是这么来的：《性的嫌疑犯：珍妮·费尔兹自传》。）
珍妮发现，让人大吃一惊远比试图好好过日子、保有一点隐私，能赢得更多尊敬。珍妮告诉其他护士，有朝一日她会找到一个男人怀孕——只怀孕而已，再没有其他。她告诉她们，她不考虑让那男人尝试一次以上。她们当然等不及告诉每一个她们认识的人。不久，就有好几个人来对珍妮毛遂自荐。她得当机立断做抉择：撤退、因秘密曝光而蒙羞，或厚起脸皮硬撑到底。
一个年轻的医科学生告诉她，他愿意献身，只要在连续三天的周末长假里让他试六次。珍妮说他显然缺乏自信；她要一个更有安全感的小孩。
一位麻醉专家告诉她，他甚至愿意付小孩的教育费用——直到大学毕业——珍妮告诉他，他的眼睛太靠近，牙齿长得太难看；她可不想让未出生的小孩背负这样的缺陷。
另一个护士的男朋友手段最狠；他在医院的自助餐厅里，递上满满一杯浓稠的浑浊液体吓唬她。
“Jing液，”他对杯中物点头示意，“一发就这么多——我办事绝不马虎。要是只给一次机会，非挑我不可。”珍妮把那杯可怕的东西高高举起，镇定地审视一番。天晓得杯子里是啥玩意儿。护士的男朋友说：“这只是让你看看我有什么货色。”他笑开了嘴。珍妮把那杯东西倒在盆栽里。
“我要一个小孩，”她说，“又不是要开精子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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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知道这下子麻烦大了。她学会应付戏谑，她学会以牙还牙。
1慈济医院（7）
于是大家断定珍妮·费尔兹不近情理，她太过分了。玩笑归玩笑，但珍妮似乎要蛮干到底。也许她觉得面子上挂不下，嘴硬——或更糟，她真的会那么做。医院的同事既不能逗她笑，也没法子搞她上床。盖普写母亲的困境时说：“同事发现她自命比他们高尚。任何人的同事都不会高兴这种事。”
所以他们发起以强硬手腕对付珍妮。全体员工一致决定——出发点当然是“为了她好”。他们决定不让珍妮接近婴儿与母亲。他们说，她已经满脑子婴儿了。珍妮不许进产科，不准靠近早产儿保育器——她心肠太软，她理智不管用了。
就这样，他们拆散了珍妮与母亲和她们的婴儿。他们说，既然她是个好护士，让她试试加护病房吧！根据他们的经验，护士一进波市慈济的加护病房，很快就会把自身的问题忘得一干二净。珍妮当然知道人家为什么不让她接近婴儿；她唯一不满的是，他们竟然以为她的自制力那么差。只因为他们觉得她想要的东西很奇怪，他们就以为她会失去自制。这些人不讲逻辑，珍妮想道。要怀孕，时间多的是，她知道。她不急。一切都不过是她早晚会拟出的计划的一部分。
外面在打仗。珍妮在加护病房跟战争比较有接触。军医院送来的特殊病例，通常都已回天乏术。照例有些满身吊着管线的老年人，另外也有工伤事故、车祸、遭逢重大意外的小孩，但军人还是大宗，他们的遭遇不能以意外视之。
珍妮私底下把军人的非意外事故分成几大类；她自己发明了一套分类方式。
１．烧伤病患；大多是在船上被烧伤（最复杂的病例都来自契尔西海军医院），但也有在飞机上或地面上被烧伤的。珍妮称之为“外伤”。
２．有人是重要器官被枪弹击中破损，内脏发生问题。珍妮称之为“脏腑伤”。
３．有些人从外表看不出受过伤。他们意识不清，头部或脊椎动过大手术。有的瘫痪，有的神智模糊。珍妮称之为“灵魂出窍”。偶尔，灵魂出窍者既有外伤，也有脏腑伤，所有的医院对这种人有一共同的称呼：灵魂出窍。
４．“完蛋”。
“我父亲，”盖普写道，“就是一个‘完蛋’。从我母亲的观点，这种状况一定使他显得格外有魅力。因为没有附带条件。”
盖普的父亲是坐镇轰炸机球型炮塔的枪手，在法国上空发生非意外事故。
“球型炮塔的枪手，”盖普写道，“在轰炸机的机员当中，受到地面制空火力的威胁最大。一般以高射炮为主；高射炮经常瞄准枪手，就好像天空是一张吸墨纸，而他是一个快速运动的墨点，被甩上空中，泼洒开来。那个小矮个儿（囿于炮塔的空间，个子愈小的人愈能适应）跟他的机关枪一块儿蹲踞在狭仄的窝里——像一个茧，也像困在玻璃杯里的昆虫。炮塔是个金属圆球，有玻璃制的圆窗；它嵌在Ｂ—１７机身上，活像一个膨胀的肚脐眼——也像轰炸机腹上长出个奶头。小小的圆室里有两台五〇口径的机关枪和一个小矮个儿男人，他的任务就是用准星追踪攻击他轰炸机的战斗机。炮塔转动时，枪手也在里头跟着转，利用木制把手上的按钮发射机关枪；紧握发射扳机的炮塔枪手看起来就像处于某种危境的胚胎，悬吊在轰炸机荒谬地暴露在外的羊水囊里，专心致志保护母亲。木制把手也可操控炮塔的方向——沿切面转动，免得他把母机的推进器给打掉了。
“把天空踩在脚下，像万事底定后才想起来该安装的东西似的，附着在机身上，枪手一定觉得特别冷。着陆的时候，炮塔会缩回机腹内——正常情形下。没有回缩的炮塔在着陆时会在柏油路面上迸出火花——历时跟汽车撞毁一样长、一样激烈。”
技术士官盖普，这位前任炮塔枪手对暴烈的死亡熟悉到极点，他在空军第八大队——负责从英国起飞轰炸欧陆——服役。盖普士官被派为炮塔枪手前，做过Ｂ—１７Ｃ的机首枪手和Ｂ—１７Ｅ的机腰枪手。
1慈济医院（8）
盖普不喜欢Ｂ—１７Ｅ机腰枪手的配置。机舱里塞了两名枪手，枪座正好面对面，每当两人同时转动机枪时，盖普都会耳鸣。后来发展出来的机型，将枪座配置错开，解决了机身枪手互相干扰的问题，但这项改进对盖普士官而言，来得太迟了。
他的第一次战斗任务是一九四二年八月十七日白昼出击法国鲁昂，毫发无伤就达成任务。但技术士官盖普在机身枪手的岗位上，被同伴撞击左耳一次、右耳两次。问题一部分在于，另一名枪手块头太大了；他的手肘刚好在盖普耳朵的高度。
出鲁昂任务那天，守球型炮塔的人名叫法勒，他个头比盖普还小。法勒参战前是做骑师的。他的枪法也比盖普好，但盖普就是想进炮塔。他虽是孤儿出身，但想必喜欢独处，他也渴望摆脱机腰炮塔的挤迫，不要再受同伴手肘的威胁。他当然也像许多枪手一样，梦想出完第五十次任务，调到第二大队——轰炸机训练中心——安全退伍，担任枪械教官。法勒被射杀前，盖普一直羡慕他拥有个人空间和骑师的孤寂。
“要是你常放屁，那地方可臭死了。”这是法勒的主张。他有点愤世嫉俗，常干咳惹人喉咙发痒，在野战医院的护士中间名声很恶劣。法勒是在一次崎岖路面的紧急迫降中丧生的。起落架卡在某扇圆窗里断裂，全套降落设备失去作用，迫使轰炸机以机腹撞击地面滑行，来自四面八方的强大力道，就如同一棵树撞上一粒葡萄般，半圆形炮塔应声爆炸。常说他对机器远比对马或人类更有信心的法勒，当飞机在他身上着陆时，正蹲踞在未及缩回的炮塔里。包括盖普士官在内的机腰枪手，只见轰炸机的机腹下砾石飞溅。中队副官是最接近这次迫降的地面目击者，在吉普车上大吐特吐。中队司令不等官方认证法勒的死讯，就派队上次矮小的枪手接替他的位置。矮个儿技术士官盖普梦寐以求当炮塔枪手。一九四二年九月，他如愿以偿。
“我母亲对细节一丝不苟。”盖普写道。新伤员送到时，珍妮第一个问医生出了什么事。她默默将他们分门别类：外伤、脏腑伤、灵魂出窍、完蛋。她编了几句韵文，把每个人的姓名和他们遇到的灾难串连在一起，帮助记忆。像是：古德曼大兵骨头断，波特少尉撞山坡；艾蒂斯下士爱完了，从此割掉小丸子；福林上尉皮肤烂，看来得泡福尔马林；朗费罗少校神智失，跟他说哈啰白费事。
盖普士官的伤来得费猜疑。第三十五次飞越法国上空时，炮塔枪手忽然停止射击。驾驶员注意到炮塔停火，以为盖普中弹了，但若是盖普中弹，驾驶员可没感觉到机腹受创，他希望盖普没有大碍。飞机降落后，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