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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知道自己没有完全封杀他，但也没有鼓励他。迈可很正经地跟她聊了一小时——谈论她叙述课程的教材。他分析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海浪》e Waves）和《雅各的房间》（Jacobs Room），提出非常令人折服的见解，但谈到《到灯塔去》 the Lighthouse）就不怎么高明，而且海伦一听即知，他说读过《达洛卫夫人》（Mrs。 Dalloway）是唬人的。他离开时，她不得不同意另两位同事对迈可的评价：他口齿伶俐、自命不凡、巧言令色，所有这一切都不讨人喜欢；他又有某种不堪一击的小聪明，闪亮而单薄——而这也是不讨人喜欢的。她同事所没有注意到的是他大胆的笑容，和那种叛逆的、好像不穿衣服似的穿着方式。但海伦的同事都是男性；他们不可能以海伦的方式界定迈可微笑中的厚颜无耻。海伦看见那微笑在对她说：我了解你，我知道所有你喜欢的东西。这种微笑会让人怒火中烧，但它吸引她；她要把它从他脸上抹去。她知道，抹掉它的一个办法就是证明给迈可看，他一点也不了解她——或她真正喜欢些什么。
她也知道，证明给他看的方式并不多。
开车回家时，刚握住手排档，没有护罩的尖端就刺戳着海伦的手掌。她很清楚迈可把那个圆钮放在什么地方——垃圾桶上方的窗台上，管理员会看见，很可能把它丢掉。它就是一副该丢掉的样子，但海伦想起，她还没有打电话通知修车厂上头的编号。无论如何，她或盖普有一个人得通知修车厂，没有圆钮的编号，只根据年份、车款下单，订到的零件不见得合用。
12海伦的决定（7）
但海伦打定主意不回办公室，她心事已经够多了，更没有可能记得打电话给管理员，叮咛他不可以甩掉圆钮。更何况，时间已经晚了。
反正不是我的错，海伦想道。是盖普的错。她又想，其实谁都没有错，就是这么回事。
但她还是不能完全没有罪恶感，还做不到。迈可把他的作业拿给她看——为其他课程写的报告——她收了，也看了，因为这至少是允许范围之内、他们可以讨论的无害题材：他的作品。他愈来愈大胆，跟她愈来愈亲近后，也给她看他的创作，他写的短篇小说和关于法国感伤的诗。海伦仍然认为，他们的长谈是以批判性、建设性的师生关系为纲领。
一块儿吃午餐没关系；他们可以聊他的作品。也许他们都知道，他的作品没什么特别。对迈可而言，只要能跟海伦在一起，谈什么都可以。海伦却为显而易见的结局焦虑——他的作品都谈完了，他来得及写的报告都消化完毕了；他们共同读过的书都聊光了。于是海伦知道他们需要新话题。她也知道这是她一个人的问题——迈可早就知道最终的话题是什么。她知道他表面上装不在乎，实际上很不耐烦地在等她下决心；她有时也会想，万一他鼓起勇气，再度提起当初他写在她问卷上的答案怎么办，但她相信他不会这么做。或许他们都知道，他无须如此——下一步轮到她主动。他要用耐心证明给她看，他有多么成熟。但最重要的是，海伦想让他意外。
所有这些新情绪当中，只有一种她不喜欢；她非常不习惯有罪恶感——海伦总以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是对的，她必须排除对这种行为的罪恶感。她几乎就要达到目标；但还不能完全做到；还没有。
消除罪恶感需要盖普配合。或许他意识到自己有对手；像参加比赛般，他又开始写作，以一股类似竞争的冲劲，突破了灵感的枯竭。
他知道海伦在读别人的作品。他倒没想到，海伦考虑的不只是文学而已，只要看到她为了读别人的文章熬夜，作家典型的妒忌就发动了。盖普当初靠《葛利尔帕泽寄宿舍》赢得海伦芳心。直觉告诉他，必须再次追求她。
虽然爱情在年轻作家刚起步时，是个不错的动机，对于他现阶段的创作却不见得合适——尤其他又中辍写作那么久。这可能是一个必要的过渡阶段，重新考虑每件事，再度注满水井，沉默期是为新著作做准备。某种程度上，他为海伦写的新短篇，适足以反映孕育它的那个勉强而不自然的环境。这篇小说的写作并非基于对生命无常的真实反省，而只是为了缓和作家的焦虑。
它可能是长期未写作的作家必要的练习，但海伦不喜欢盖普把这篇作品塞给她时，那种迫切的表现。“我终于写完了一篇东西。”他道。当时已吃完晚餐，孩子都睡了；海伦要跟他上床——她需要做一个能予她安全感的长长的爱，因为迈可写的东西已经用罄；再没有东西可以供她阅读，让他们讨论了。她知道对于盖普给她的手稿，绝不能透露丝毫失望，但她克制不了自己的疲倦，她呆呆瞪着它，匍匐在脏碗盘中间。
“我一个人洗碗就好。”盖普道，替他的小说争取机会。海伦的心往下沉；她读得太多了。现在她要转往性（或至少是罗曼史）发展；盖普不给她，就轮到迈可。
“我要人爱我。”海伦对盖普说；他正以一个确信会收到一大笔小费的侍者的神态，着手收拢脏碗盘。他对着她笑。
“读小说，海伦，”他道，“然后我们打炮。”
她恨他把小说看得比她重要。盖普的作品跟迈可的学生习作根本没得比。海伦知道，尽管迈可算是有天分的，但他这辈子就只是个写作的学生。问题不在写作，问题在我，海伦想道：我要人家注意我。盖普的追求方式忽然令她勃然大怒。真正需要追求的其实是盖普的写作。我俩之间没有追求的问题，海伦想道。因为迈可的存在，每当思考人际关系中说得出口与说不出口的话题时，海伦永远会领先盖普。珍妮曾写道：“如果大家都把放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就好了。”——这句话显然有语病，太天真，但可以原谅；盖普和珍妮都知道，做到这一点多么困难。
12海伦的决定（8）
盖普仔细地洗碗，等海伦读完他的小说。海伦是训练有素的老师，直觉地取出红笔，开始阅读。她不该这么读我的小说，盖普想道；我不是她的学生。但他默默洗他的盘子。他知道现在不该打扰她。
守望
盖普
我每天跑五里，经常遇见一些油嘴滑舌的汽车驾驶，他们会把车开到我身旁，（安全地坐在驾驶座上）问：“你在做什么锻炼啊？”
窍门就是有规律地深呼吸；我很少会喘不过气；我回答他们时脸不红、气不喘。“我要保持可以追赶汽车的体能。”我说。
听见这话，各个驾驶员的反应不一；他们表现出不同层次的愚蠢，也有不同层次程度的所有其他情绪。当然，他们都没想到我没说真话——我才不是为了要保持体能追赶汽车；起码我不会在大马路上追汽车。我放他们开走，不过我真的相信我追得上他们。我在大马路上跑步，并非像若干驾驶员以为的是企图引起注意。
我住的一带没地方跑步。即使只跑个中距离，也得离开郊区。我家那儿，每到十字路口，四方来车都必须停下；街区极短，直角的街道划分对脚跟很不好。更且，人行道有狗逞凶，到处是小孩玩具，不时草坪洒水器还会喷水出来。好容易找到一点跑步的空间，就有个老人家占据了整个人行道，握紧拐棍儿摇摇欲坠，或借手杖武装自己。有良心的人不会对这样的人高喊“让出跑道！”。就算在安全距离外从老者旁边通过，若保持我原来的速度，似乎也会惊吓着他们；我可不想引发心脏病。
所以就只有拿大马路当锻炼场啦，但我锻炼自己是为了郊区。以我的体能，在我家附近超速驾驶的汽车绝非对手。只要他们勉强在停车标志前做个样子停一停，那么驶到下个十字路口踩刹车前，速度就不可能超过五十。我总归赶得上他们，我可以跑过草坪、人家的门廊，越过秋千和小孩的嬉水池；我可以穿过灌木围篱，或飞身跃过。我的引擎没有声音——而且稳定、永远调节在最佳状态——有其他车驶近，我都听得见；我不需要在停车标志前停车。
最后我都跑赢他们，我向他们挥手；他们总是停车。虽然我显然处于令人佩服的追车状态，真正让超速者望而生畏的，倒不是这一点。不，让他们生畏的几乎总是我那份舐犊之情，因为他们几乎总是很年轻。是的，我的舐犊之情让他们清醒，几乎每次都成功。我劈头就问：“你看见后面我的小孩吗？”我焦虑地高声问他们。超速的老鸟被问到这种问题，都立刻害怕撞倒了我的小孩。他们立刻变得自卫。
“我有两个年龄很小的孩子，”我告诉他们。我刻意营造戏剧气氛——我的声音会有点颤抖，好像我在克制眼泪，或某种难以言喻的愤怒，或两者皆是。他们或许会以为我在追捕绑匪，或我怀疑他们会性侵害儿童。
“怎么回事？”他们千篇一律会问。
“你没看见我的小孩，是不是？”我重复一遍，“一个小男孩用一辆红色的小车拉着一个小女孩？”这当然是捏造的，我有两个儿子，他们也不真的那么幼小。他们这时可能在看电视，或在公园里骑脚踏车——那儿很安全，没有汽车。
“没有，”困惑的超速者说，“我看见小孩子，好几个，但没看见你说的这两个。为什么问？”
“因为你差点撞死他们。”我说。
“可是我没看见他们！”超速者抗议道。
“你开得太快，所以才看不见！”我道。这句话一出口，就像他们犯罪的证据；我说这句话的神情就像已握有确凿的证据。他们永远无法确定。我反复排练，娴熟无比。我拼命冲刺的汗水，这时开始从我的八字胡和下巴往下滴，落在驾驶座的门上。他们知道只有真正为孩子担忧的父亲，才会跑得那么快，像疯子般瞪着人看，蓄那么无情的八字胡。
“对不起！”通常他们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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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附近到处是小孩，”我总是告诉他们，“你可以到别处去开快车，不是嘛！拜托你，为小孩着想，再也不要来这一带开快车。”要知道，我的声音绝对不凶恶；总是哀求的声调。但他们看得出，我那双诚恳、热泪满眶的眼睛背后，有个备受压抑的狂热分子。
12海伦的决定（9）
通常开车的都是大孩子。有股烧汽油的冲动；他们需要以疯狂的速度跟着车上收音机的音乐跑。我不想改变他们。我只希望他们到别处去做这种事。我承认马路是他们的；我在马路上锻炼，都谨守本位。我在路肩的软土、灼热的沙砾、酒瓶的碎玻璃之间跑——踩过被压扁的猫、被分尸的鸟、被揉烂的保险套。但在我住家附近，汽车不能称王；还不能。
通常他们会学会。
跑完五里，我做五十五个伏地挺身，然后五百码短跑，接着五十五个仰卧起坐和五十五个转体动作。倒不是我对数字五特别感兴趣；而是因为做费力而不花脑筋的体操时，不要记那么多数字会容易点。淋浴后（大概五点钟），从黄昏到晚上，我让自己喝五瓶啤酒。
晚上我不追车。孩子晚间不该出外玩耍——不论在我家附近或任何地区。我相信整个现代世界里，晚上汽车是大王。郊区也不例外。
事实上，晚间我很少出门，也不准我的家人冒险外出。但有次我去调查一桩明显的意外——黑暗中忽然布满车头灯向上投射并爆发开来的线条；沉默被金属的呐喊和碎玻璃的尖叫刺穿。不过半条街之外，我那条街阴暗完美的正中央，一辆吉普车翻覆，流出机油和汽油的血液，极深的一摊，我看见里头有月亮。唯一的声音：炽热的管子和熄灭的引擎里热气的哔啵。吉普车好像触发地雷而翻覆的坦克。人行道遍布崩突裂痕，显示这辆车于此静止之前曾经数度翻腾滚跌。
驾驶座侧的门只能开一道缝，但已足够奇迹般地使开门灯发亮。亮起的车厢内，方向盘后面——仍然头下脚上，仍然活着——有个胖男人。他看来没受伤。他的头顶小心地靠在车顶上，现在那儿当然变成地板了，但这人似乎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环境的变化。他的表情主要是困惑不解，因为他头旁边有颗咖啡色的大保龄球，像另一颗头；事实上，他跟保龄球脸贴着脸，感觉可能蛮像贴着情人被砍下的脑袋。
“是你吗，罗杰？”这人问道。我不确定他是跟我、还是跟保龄球说话。
“不是罗杰。”我替我们两个回答。
“罗杰白痴大鸟蛋，”这人道，“我们的球换错了。”
我猜他说的是保龄球。
“这是罗杰的球，”他解释道，对贴在脸颊上的咖啡色大圆球示意，“我早该知道这不是我的球，因为它装不进我的袋子。我的球可以装进任何人的袋子，但罗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