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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赶紧叫她闭嘴，把电话挂了，匆匆换上衣服，戴上安德烈的阿拉斯加皮帽，跑出门去。在街口快餐店里，我找到一个投币电话，一拨通就听阿书仍在骂骂咧咧，我这边又穿衣又戴帽又鬼头鬼脑找打电话的安全地点，她那边一口气骂到现在。她说她就得骂给他听。我问“他”指的谁；她说谁在她电话线上装“小耳朵”她就请谁听她的脏字眼儿。她说FBI已在这个礼拜给她过了“大刑”。我问怎么个过法。她说跟那么乏味的人来来回回讲那么几句乏味的话，还不叫过刑。她告说我，理查·福茨尽量变着花样问那几句话，于是那几句话就是变着花样的乏味。
“哪几句话？”我问。
“还不就是我什么时候认识你的，你在军队的活动我了解多少。我们是不是常常通信……最后又说：‘他们俩人据说是在北京认识的。’我说：‘不对，是在美国认识的，在我眼皮子底下认识的！’他说：‘那可能是他俩装的。’我说：‘那他俩装得可够棒的！’”
我急了，跟她嚷起来：“你怎么帮腔啊？！我们怎么装了？！”
“我没说你装啊……”
“你不是说我装得够棒的？！”
“我说你要能装成那样那可是没得说了：天生一个大瓣蒜！”
“谁装蒜啦？你存心害我？！”
“唉，你这可不够意思，我这可是舍命陪君子，我图什么？！让电话线上的‘小耳朵’一听，乐了，我们这边内讧了！资本主义就这点儿好，个人主义，谁也不跟谁团结得像我们社会主义这样……理查·福茨就是想利用我们的社会主义大团结。”
我这才知道，便衣福茨出的一趟急差原来是来麻烦阿书。
阿书接着告诉我，若不是看在她和我穿开裆裤的情分上，她早让便衣福茨去见鬼了。她又做出一副淫荡嗓音说，理查·福茨要不那么五官端正，不肥不瘦，她可能会少很多耐性，她的态度良好跟他长得英俊有关系。
我说：“要不你帮我干掉他算了。”
她说：“有那么一闪念。后来想，我这忙也帮得太大了，怕你心里过意不去。”
我笑起来。
阿书说：“他也觉着我看着他的眼神不对了，可能有点儿不正经。他马上把话一转，问我和外交官戴维斯什么关系。我想这小子实在太帅了，讲这么低级趣味的话都让我舍不得干掉他。我说：‘啊，我跟外交官戴维斯先生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关系，也就是上了四回床而已。’”
“你真这么说的？”我知道她不会这样跟FBI的便衣说话。
她拍着床铺大笑，我们俩在电话上比较大无畏。
她笑完又说：“便衣福茨真是挺帅的，你知道他们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说：“肯定比邮局的挣得多。”
“那天他来我公寓找我。我一看，嗬，你艳福不浅，弄了这么个帅哥便衣来审你的案子！”
我说：“别堕落好不好？他不就是一个狗特务吗？”
她说：“我还迷上过一个UPS的卡车司机呢。我跟便衣福茨说：‘请等等，我煮杯咖啡去。’其实我跑去换了条超短裙。他还装作没看见我摇身一变，不过我看出他眼睛一散光。然后他开始问你在军队的时候，写的信都说些什么。我说：‘我这人吊儿郎当，她教育我不要吊儿郎当。’他说：‘你不认为她这是在给你洗脑？’我说：‘我哪有您这么高的觉悟。’我又说：‘我还收到她寄给我的军装，毛主席著作。’他说：‘这在我看很像洗脑。’我问他：‘你知道那时候一件正牌军装什么价吗？——能换十斤挂面！十斤挂面什么价你懂吗？——二十八个鸡蛋！二十八个鸡蛋意味着什么你明白吗？——我们全家每月才十个鸡蛋，还有四个散了黄的，一个臭的。不散黄不臭的只轮到我爸爸吃。我爸爸有慢性肝硬化，二十八个鸡蛋在我们家可是大事，你懂不懂？！’”
阿书拿我做假设的便衣福茨。她在这里停顿下来，为强调她下面更重要的话——
她说：“因为二十八个鸡蛋让我爸爸的肝腹水拖延了四个月；没这些鸡蛋我爸爸会早死四个月，所以这些鸡蛋等于是我们三姐弟四个月的爸爸！”
我问她便衣福茨听完怎么个反应。
“没反应，傻了。过一会儿才说：‘你们能长大成｜人，真不容易，内心从小就受过致命创伤。’我说：‘也还行吧，我爸爸在世我们吃萝卜干炒辣椒，我爸爸去世我们还是吃萝卜干炒辣椒。’对了，他还问：‘你的朋友在童年、少年时期有没有不良习气？比如撒谎。’我说：‘嗨！我当你说什么不良习气呢！撒谎谁不撒？你不撒谎？’他特严肃，说：‘对我的朋友，我就不撒谎。’我说：‘我也是。’他说：‘你可别对我撒谎。’我说：‘那你争取做我的朋友吧。’”
“后来呢？”
“后来我想，这小子不错，又帅，又不笨，值得追一追。我就一直把他送到大马路上。你知道，我对我喜欢的小子，一般送到电梯门口；有可能闹恋爱的年轻光棍，我就送到楼下；特别有潜力的，我才送到大马路上。一男一女乘电梯，大眼对小眼，哇，那股荷尔蒙压力，心肯定会乱！你有没有这种体验？”
“阿书，FBI和个中国女人恋爱？你想什么呢？！”
“想想都不行？再说不是我想，是荷尔蒙想。”
“他们这种人一般都不理睬荷尔蒙，都是冷血。”
她在电话那头继续嬉皮笑脸，说：“唉，你想想，生个小FBI，也不错，据说进FBI是要考智商的。”
我发现身后站着两个人，等着打电话，他们都受不了我的胡扯。我们的对话是中文，用不着听懂它，也明白它是胡扯。在美国，用公用电话超过十分钟的一般不是正派人，不是走私贩毒倒军火，就是匿名告密或恐吓，不然就是通奸腐化。最次也是缺乏社会公德，跟随地吐痰同等罪过。
我跟阿书说：“行了，有人等着用电话……”
她说：“让他们好好等着。我跟便衣福茨在大马路上握手的时候，他说：‘什么时候来芝加哥，我请你喝咖啡。’我心想，天寒地冻穿超短裙也值了……”
我笑着挂断了电话。等着打电话的人增加到五个，排成了一支小队伍。至少有四个种族在这支队伍里。他们都是一脸的不高兴，因为他们吃不消我用一口他们完全不懂的语言在那里疯。我越是乐不可支他们越有气，等于我在公然地、一口接一口地当着他们的面吐痰。
安德烈要我花一个上午时间去为看晚上的芭蕾购置服装。他说他的朋友劳拉会在五角大楼购物中心等我。“波拉克公主”从小精通时尚，更精通合算的时尚。安德烈从钱包里拿出六张一百元的钞票，说这个数字是犹太公主精打细算得出来的。
劳拉比我想象得要苗条，像个女高中生。她穿一条合体的牛仔裤，白色高领紧身衫，黑西服上有两颗纯金色的纽扣。从敞开的西服前襟，露出宽宽的牛仔皮带，野性十足的一个黄铜带钩。她上来就问我有多少钱的预算。听我说六百块，她马上骂安德烈抠们儿。她说：“我跟他说最起码六七百块！你总不能光穿一身好衣裳不管鞋子和皮包吧？还有，你总不能一身名牌，首饰一件也没有吧？六百块，我的工作量就大多了！”
我心想，不知她看不看得出，我眼下这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
劳拉忽然说：“我特喜欢你的大衣！现在要找件有个性的衣服真不容易！”
劳拉是个厚道姑娘。她明明看出我的小腰身大衣起码过时了三十年。它是我在牧师夫妇组织的教会义卖上买的，花了我两块钱。
劳拉又说：“你的皮靴也很帅——现在的做工不像那时候了。三四十年代做的鞋才这么考究，都是手工。你看这一颗颗小钉子是手工钉的！现在谁花得起这些工夫来做双鞋？我能不能看看你的大衣里子？”
我说当然。我不知道她到底想拿我干什么。
她在我大衣领子的商标下面寻找，大大的眼睛眯紧。这时候我们站在自动楼梯上。不少人从我们旁边超过去，又回头来看我们。他们多半好奇，少数人不怀好意，因为劳拉的表情和动作极像在我这件旧大衣上翻找虱子。
她突然大叫一声：“看，这里！”
她指着大衣腰部侧钉的一块小布签，上面有一枚图章，绕着它有一圈小字——‘服装制作劳动工会’。
她说：我一看就知道是件真货！四十年代制造的衣服才会有这个标记。那时候美国左倾、工会权力很大。不经过工会，你别想找到工作也别想把产品投入市场。我在这方面很厉害，鉴定这个世纪和上世纪的服装，哪年流行什么，一般不会有误差。
我明白了，对我这件大衣可以有两种理解：普遍意义的垃圾，特殊意义的古董。
劳拉把我领到一个静悄悄的大厅。这里连同我们一共有七八个顾客。一些没有五官的模特枯骨一般僵在各种姿态上；那种枯骨才可能有的冷漠的飘逸姿态。它们是以某种暗色的，毫无光泽的材料铸塑的，劳拉告诉我，是按照一些活着的著名模特的身材塑出的；每具模特都是一个真人的精确立体投影。所以每具人形都有名有姓。我看着它们不近情理的身高比例，刀一样锋利的肩胯，不胜其累地挂着衣服、裙子。我想象它们作为真人会多么怪诞、多么恐怖；它们的真身游走在人间时，一眼望不到边的人海，滚滚涌动的头颅，她们感到孤独之极，因而她们才有了这一个个冷漠、飘逸的姿势和态度。
在我对它们发着奇想的同时，我已经被劳拉安置在一间试衣室里。一个穿迷你裙的老妪抱着一摞衣服跟进来，按照劳拉的指令将衣服一一挂好。七十来岁的老妪浓妆艳抹，两条枯瘦的腿百分之八十五露在裙子外面。浑身装束没有一分宽裕。劳拉在一张古典式的缎面椅子上坐下来，对老妪吩咐：“劳驾，给我两杯喝的。”
老妪说：“好的，心肝儿。我们有冰茶，果汁，鸡尾酒。”
劳拉架起二郎腿：“我只要冰水，白水。”
老妪两条妖烧的腿以效率极高的步伐向门口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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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叫住她：“等等。”
老妪以十七岁的姿势蓦然回首，说：“好的，心肝儿。”
劳拉说：“给我一盒薄荷糖。”
老妪不卑不亢，很有节制地给了劳拉一个笑脸，说：“我叫玛丽，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一盒薄荷糖，还要别的什么？”
劳拉说：“就这些，谢谢。”
“我的荣幸，心肝儿。”
“顺便问一声，你用的是什么香水？”
“不是什么好牌子，我的一位表亲赠送我的。”
“我喜欢这香味。”
“噢，谢谢。”
“别客气。”
老妪冷冰冰的谦恭和劳拉冷冰冰的和蔼，使一种短暂的主仆关系瞬间确立。
我磨磨蹭蹭，将一条黑色连衣裙套在上半身上，再一点点将它往下扯，扯到膝部，才将我的长裤褪下。这样一来，我不必展示我低质价廉的棉内裤。劳拉以为中国人有中国人穿、脱衣服的习惯，脸上一丝惊讶也没有。她上来替我拉上背后的拉链，一只手抓起我的头发，将它按在我脑袋顶上，然后比我还用力地瞪着镜子。这是一件弹力丝绒的夜礼服，我平坦坦的胸有一大半露在外面。我看见镜中的中国女人一点儿炫耀的本钱也没有；她这样袒露毫无道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劳拉在我背上猛推一把，说：“背要直，胸使劲挺。”
我照她的意思办了，可那衣服还是和我文不对题。
这时试衣室的门被轻叩了几下。劳拉大声说：“请进！”
老妪两条瘦腿利索而矜持地迈着步子。手里捧个托盘，托盘上放着两个高脚酒杯，玻璃薄得如同灯泡。那种随时可能碎裂的危险使这一对杯子及杯中的水看上去很昂贵。
劳拉说：“玛格，看怎么样？”她指镜中的我。
“简直就是她的衣服！不过抱歉，我的名字是玛丽。”
劳拉端了杯水，喝一口。满脸是严苛的批评。她说：“不是最理想。”
老妪说：“我想那件短款可能更配她。”
劳拉不以为然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