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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嘿，我妈又不是我。她有别的路子。”
“你瞧，你又天真可爱了吧你妈是有别的路子，可她能用吗一是她本身就倾向于和周家联姻。二是这次周家为你发了声，你们两家人走得越来越近了，无异于新的盟友。我这点事儿她要托别的人，那不是透着生分么周家是要吃心的”
杨卫帆半晌无语，老半天才颇为歉疚地吱声。
“那你这事”
没想到洪衍武很洒脱一笑，又打趣起他来。
“我不着急，办法总会有的。再说，这不有你呢吗您都让邓大人夸奖了，早晚混成部队文工团里的头一号大拿啊。回头认识的高级干部能少得了你的话到时候没准比你妈还管用呢”
杨卫帆一听，觉得玩笑是玩笑，可也未必真不可能。马上就拍了胸脯。
“没问题呀哥们儿义不容辞。那好，我决定从今天戒烟戒酒，好好养养嗓子。争取国庆招待会上再冒个彩儿，早日实现咱这个目标”
而跟着，他又想起一个事儿来，想问问洪衍武意见。
“对了，为这事儿团里正开会研究呢，他们觉得我那几首都不合适，现在团里考虑的是红星照我去战斗、泉水叮咚响和唱支山歌给党听三选二。哎，哥们儿，你觉得我唱哪两首好啊”
“嗨，这几首也不合适。都是别人成名作，还都是部队特色。那是国庆招待会，要的是喜庆，而且现在社会风气已经没那么慷慨激昂了，大家开始追求生活质量和精神质量的提升，这本就是咱们邓大人亲自主导的变革。所以我又给你弄出来一首歌应急，既能表现对新生活的向往，又符合七十年代末的时间特点，还能男女对唱，大约还凑合”
洪衍武的回应又是大大出乎杨卫帆的预计，不但把道理给他点透了，而且还想得这么周到。他怎能不感动
便真心实意地说，“小武，你这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名气和掌声本来应该是你的可你我我觉得这次，词曲作者真的得写你的名字了，我不能总把你的东西占为己有啊，那对你太不公平了”
可洪衍武的回答更绝，见解完全背道而驰。
“哎哟，哥们儿，你可千万别这么想。你现在能这么火，并不是全是这几首好歌的功劳。你的自身条件和家世背景的作用更大，换别人绝对做不到你这份儿上。不说别的，就戴帽子这事儿，搁我早被批臭了。你饶了我吧，我可不想出冒这个头儿”
“更何况说实话，咱俩彼此还不清楚。我的小日子比你美多了，我还觉得我对不起你，把你害了呢。本来是想救你于水火之中，谁想到一时不慎，反倒给了你更大的枷锁。出名也不光是好事儿啊，那也是一种庞大的压力啊”
“咱不说周曼娜更把你当成了唐僧肉，就说你成了大家都认识的人，那等于就没有隐私了。今后你小子一言一行得受无数双眼睛的监督，而且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又动不动喜欢把一切跟道德标准挂钩，你也许随口一句话就能让别人把对你的喜爱转为愤怒”
“你就想想吧，别人随地吐痰，加塞你不行。别人高兴喝多点酒，胡言乱语闹一场你不行。别人能难过，能憋屈，能骂脏话，你也不行。实际上在听众的眼里，你就不是人，应该用最高的标准来要求你。以后这滋味可真够你受得
“说到这儿，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吧。其实刚才说什么等你出名让你帮忙的事儿都是玩笑。你千万别当真，别为我跟人开口。你现在的处境，其实名誉比一切都重要。而且等过了这段时间，哥们儿你要有什么不开心，还是逐渐冷却，想办法改行吧。对你的处境我最理解了，其实飞得越高就越累，你这么喜欢自由的人是不会觉得快乐的”
这一番话真够杨卫帆去琢磨好一阵的了。他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心里全是暖意。
不仅是为了朋友对自己了解的程度已经堪称知己。更是为了洪衍武完全为他设身处地着想的情分，和这股子大度劲儿。
洪衍武说的是有一定道理，可又有几个人能做到把名利毫不留恋地拱手相让呢如果这要算对不起朋友，那天下间恐怕也就没有“朋友”这个词儿了。
“小武，你不能这么说。我还是觉得你应该”
见杨卫帆还没完没了。洪衍武终于不耐烦了。
“你行了你，别娘们唧唧的。赶紧关上门儿，拿录放机来，否则这歌儿我可不给了啊”
得，杨卫帆心里的澎湃立刻被粗暴的遏制了。这种感觉真让人有点牙痒痒。
不过片刻后，他又不能不为洪衍武喝彩。
因为一首绝对经典的歌曲又早于一年，被这摇头晃脑的小子像唱黄色小调儿一样哼哼了出来。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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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0章 大缝子
有关军港之夜的争论确实很轰动，老百姓们往往会把这件事拿来和大众电影“灰姑娘与王子接吻”事件相提并论。
但如果仅仅用文艺界的点风波来概括1979年京城的夏天，却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为这两件事只能反应出京城百姓娱乐生活的一个方面罢了，实在太过片面。
像接下来发生的两件事，如人民大会堂正式对外开放，开始接待公众群众参观。或是斯里兰卡总理拉纳辛格普雷马达萨代表斯里兰卡儿童向共和国儿童赠送小象“阿拉丽雅，其实也具备相似的轰动效应。
如果要再扩散到京城百姓全部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来看，那可圈可点的东西可就更多了。
不过要东一棒子西一榔头那么介绍可就太凌乱无序了。归本溯源，咱们还得把焦点聚集在最根本的地方。
那其实就是一个字儿人。
必须得说，1979年的京城夏季，实在太过火热。但这种高温绝不仅仅是季节变化引起的，更主要的是来自于人。
实际上这一年，可能京城人感触最深的，记得最牢的就一个印象，人多
因为别看这一年的京城街头仍旧没有什么汽车，连骑自行车的人都不多。可是就是在这一年，似乎一夜之间，京城一下子多了许多年轻人。
他们就是1979年从各地农村和生产建设兵团陆续返城的知识青年
作家梁晓声把知识青年返城称作“飓风”。他在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中描写“短短几周，返城大潮已经如钱塘江大潮，势不可挡。这一年，返城的知识青年有四十万，加上刚刚中学毕业，已经不需要去农村插队的青年学生，这些游荡在城市里没有工作的年轻人，被统称为待业青年。”
所以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凭空多出来的人，才会导致京城的生态环境大为改观。
甚至由此引发的许多新兴事物的出现和不少旧有事务的改变，都堪称具有划时代里程碑似的意义。
首先说，人多了那就得吃、得喝。还得找事做。
光靠京城百姓的“购物本”，明显已经不能承担下这多出来的四十万张嘴。而面对京城里突然产生的四十万没有工作的青年，再多的机关工作也都是无计可施的。
于是乎完全的公有制经济终于开始打破桎梏，裂开了一道大缝子。
6月30日，在“京城市革委会”发出关于加强集市贸易管理的意见，指出根据中央“广开就业门路”、“多办集体所有制的服务网点”的精神，要求积极组织待业人员发展各种集体经济之后，还没出一个月。京郊农村集市便已经有了52处、城市农副产品市场建立13处。
京城人买农副产品一下有了额外的去处，方便了不少还是次要的，关键能买到指标之外的东西。
于是通过农贸市场的交易，京郊没在计划内的农副产品大大缓解了京城人口猛然增长的生活需求。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也于同时大为增加，可以说他们的日子迎来了最有希望，也是最好的时候。
就像现在，龙口村家家户户都养了不少的鸡，有的人甚至开始效仿兆庆和安家哥儿俩往城里倒腾鸡蛋。
至于洪衍武，他已经完全不用再帮龙口村代卖鸡蛋了。
既然有了合法的去处，安家哥儿俩每次来给他送完需要的鸡蛋，其他的全可以用“龙口村生产大队”的名义，直接销给“农贸市场”的收购部门，连自己去市场摆摊都不用。每个最好挣两分，明码实价，方便的很。
而且在洪衍武的建议下，兆庆和安家哥儿俩也一改小打小闹的局面，转变为专业的“倒蛋部队”。
具体分工还是兆庆负责收，安太阳和安月亮送进城去售卖。
但区别是兆庆已经把收购规模扩大到附近四五个村落。而且洪衍武还送给安太阳和安月亮两辆旧自行车作为运输工具。这两条让他们每个月至少可以往京城跑个五六趟。
更绝的是兆庆还发挥聪明才智，对两辆自行车又进行了一番精心改造。
他先把两辆自行车弄到房山县城里的小工厂做了加固处理。不但加了根大梁，还在两辆自行车前后都装了一层层的钢架用来装鸡蛋。
然后按照钢架的尺寸为两辆车编制了八个分层的鸡蛋筐。又将每个钢架和鸡蛋筐之间垫上了草垫子。
说实话，兆庆简直把这两辆车装固得像两辆坦克吗，又科学又稳当。
尽管他们为了安全主动还减少了装载量，每车也差不多装上一千个鸡蛋。按六个一斤估算，就是一百六十斤。
还别看这些鸡蛋怕碰怕碎，可一个个摆进筐里，放进钢架，哪怕一路上坡下坡，曲里拐弯地奔波百十里地。到时候鸡蛋收进箱里多少，拿出箱子还是多少，一丁点皮儿都没破。
所以有了这两辆车，他们又把单次倒卖鸡蛋的规模扩大了数倍。
不说别的，安家哥儿俩被洪衍武第一次领到市场上时，他们简直把整个市场倒卖鸡蛋的小贩都惊呆了。
连收鸡蛋的工作人员都围着他们的车转了好几圈，直嚷嚷“你们俩小子太他妈厉害了弄来这么多鸡蛋，居然就没有破损的”
当场，他们哥儿俩就赚到了三十六块钱，那可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整月工资。真要按月计算，他们俩和兆庆每人都能挣七八十块。
这让安太阳和安月亮都感到说不出来的骄傲，说不出来的自豪，说不出来的了不起。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百战百胜的将军，是无所不能的神仙。
因此鸡蛋卸完后，他们浑身的劲儿反而更多了。在蹬车回家的路上，他们俩简直像喝多了的人闹酒炸。
一个喊，“雄关漫道真如铁，如今迈步从头越”
另一个更直白，“两辆车子八个筐，工资超过胡耀邦”
都他妈不知怎么嘚瑟好了也就是没人听见，否则绝对惹来麻烦
也正是在这同一时期，京城热闹的街头重新出现了很多茶摊，一些青年在那里满腔热情地卖大碗茶，供汗流浃背的过往行人去暑解渴。
从早到晚，顾客络绎不绝。前去光顾的既有本地职工、外地游客，也有港澳同胞、华侨和外宾。仅前门一带的几个茶摊，一天接待顾客就有近万人。
干得最好的，也是后来唯一发展壮大的，是一个叫尹胜喜的中年人。
他是主动放弃了街道办事处的正式工作，带领一群待业青年，白手起家，创立了一个以“京城大碗茶青年茶社”为名集体所有制的公司。
但这个在日后声名赫赫的“大碗茶集团公司”的创始人，此时做出的这一选择，不但为外人不理解。甚至这在他的女儿看来，也实在是一件丢人的事。
她不但从此不再去前门大街，甚至最怕听到别人询问自己的父亲。
因为外人知道后一说就是，“你爸一个正式的国家干部，怎么傻到扔了铁饭碗，卖上大碗茶了做买卖多丢人呀，干点什么不好”
同样还是这个夏天，家住美术馆南，王府井西，“翠花胡同”里的郭培基和刘桂仙，正为了自己两个上山下乡返城的儿子发愁。
他们这对老夫妻都是做饭的，没什么门路。除了在街道办事处挂号排队，根本找不着办法解决儿子的问题。一个月靠俩人工资养活五个孩子日子也着实困难。
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