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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处境让老两口睡不着觉了。他们思来想去，俩人都觉得儿子工作最好的办法就是开餐馆。
这样他们就去工商局提出要开饭馆来了，可此时国家在批转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文件中，虽然首次提出恢复和发展个体经济，但只允许向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的个体劳动者发放营业执照。饭馆可都是国营集体的，要想开餐馆、干个体，那可是件新鲜事儿。
所以哪怕刘桂仙跑了无数次，每天去工商局得谁跟谁磨。可仍然只得到一句回复，“你先回去吧，你的事我们得再讨论讨论。这事儿，目前还很难办”
这种结果不奇怪，毕竟什么事都要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
在这一年，京城第一家个体餐馆的申请人，注定只有落寞的收获。他们必须还得继续坚持下去，继续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能赢得命运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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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1章 饥渴
和尹胜喜手下的那些待业青年相比，和郭培基、刘桂仙的两个儿子相比，苏锦和边建功又无疑是超级幸运的。
上班两个多月，苏锦如今在“造寸”已经小有名气，不但带他的老师傅夸他有天赋，基本功扎实。他也得到了一些重要顾客的认可。
像匈牙利大使馆的大使夫人和一个外交女官，和“路透社”的一位驻华记者，还有外交部的两位女干部，自从找他做过衣服，从此就不再让别人做衣服了。
不说别的，整个“造寸”，只有苏锦能把条纹布料，在肩膀和领口对得一丝不差，也只有苏锦能把衣服尺寸裁剪的最为合体，多一寸不多，少一寸不少。
这种精致细腻，恰恰是北方人最缺乏的东西，却没有女顾客不爱的。苏锦自然受到追捧。
而边建功就更是苦尽甘来了。
在结束了司训班两个月培训之后，这小子顺利地考下了车本。到首汽报道后，从8月1日起，这小子也加入守着叫车电话55局5678，坐等顾客上门充大爷的行列。
边建功分到的车是一辆二手“华沙20”。
说实话，华沙轿车技术含量低且配置水平很差，车窗门锁全部为手动，也没有助力转向和助力刹车，最高级的配置是一个收音机。由于装配工艺差，行驶起来嘎吱嘎吱的异响是必须的。
不过，虽然品质不怎么样，但这时候因为车特别少，顾客对司机都特客气，求爷爷告奶奶。不但请司机喝水抽烟，还有请吃饭的。
因为找着肯拉的出租车可不容易了。真要是事儿多的主儿，又舍不得包车，那肯定得赔笑脸啊。都会变着法挽留，就怕司机不爱等，特热情。
不用说，出租司机的收入那真是高啊。还没干两天呢，边建功就琢磨出来了。这活儿的油水比洪衍武说的只多不少。
而且在当时的国内，轿车本身就是非凡地位的象征，按级别，县长都没有资格配华沙轿车。
边建功每天开车上下班，那落在福儒里邻居们的眼睛里简直牛大了。这让边大妈足足一个礼拜乐得张不开眼睛缝儿。
所以如今看着家人以几为荣的样子，再看看街头这番人头攒动，许多年轻人无所事事的景象，苏锦和边建功心里不但侥幸。更是加深了对洪衍武的感激之情。
好在洪衍武也跟他们真不客气，明显没拿他们当外人。
苏锦不用说了，他的手艺最管用。王蕴琳送“糖心儿”的那块料子，洪衍武登门请苏锦代劳制衣。
而边建功开的车，洪衍武也免费用了一次，他带着陈力泉和“糖心儿”坐上车，一起去了趟颐和园。
这两件事总算是让苏锦和边建功心里舒服些了。
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对曾经给予自己莫大帮助的人，反倒怕对方不给自己回报的机会。
说完了四十万人的艰难生存现状对经济制度变革的促进作用，接下来还得谈谈这四十万人对经济消费的直接提升。
1979年的京城，每天似乎都是从拥挤中开始的。
在公交车站，在地铁站台，在百货商店以至于连买早点也是人满为患。
因为只要这些待业青年每天照旧无事可做，那就少不了要结伴上街。
而上街往往就要花钱，哪怕是二分钱的大碗茶，五分钱的汽车票，一毛钱的榨菜面，或是一毛五分钱的电影票只要兜里有，这些最基础的消费是免不了的。
还别看这些返城的知识青年多无职业，但他们的父母是有职业的。于是能满足他们精神匮乏和肠胃饥渴的电影院和餐馆，就分别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1979年夏季的电影票房呈现史无前例的飞速增长，让京城的任何一家影院都变得繁忙无比。
而为了尽量多的接待观众，各家影院都根据自身条件增加了放映场次。
无论周末还是工作日，从早起来九点，有时候八点场，一直到晚上十二点。一共要放上十二场到十三场，中间机器基本没有什么休息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惊险样式影片保密局的枪声足足吸引了六亿人次的观众先后走进影院。这部影片也成为了在武打动作片少林寺上映前，国产电影的一个票房标杆。
虽然这其中，待业青年的票房贡献没有人统计过具体数字，但场场爆满的本质现象却完全可以说明一切。
因为在这个绝对划一的年代，有工作的人是不可能在上班时间去电影院的。
同样的道理，餐馆里也是一样。
1979年，相声演员高英培和范振钰一起录制了一部名曰不正之风的相声作品。
在这部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相声作品中，作者将拉关系、加塞儿，只为了买两张油饼儿的事儿，冠以不正之风的帽子。
今天听起来似乎有些上纲上线。但从这段相声可以确定的一个现实是，在七十年代末，上餐馆里吃饭需要排队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不用说，这一点也要归咎于大量返城的知青的头上。
而明证就是知名的大饭庄尚可得到较安逸的就餐环境。但越小的饭馆人就越多，炒饼、榨菜面的销量骤增，人多餐馆少的现象彻底成了时代标志。
对洪衍武而言，这两种社会情况的影响是有好有坏。
糟糕的是，他在外边吃饭变难了。
他常去的家门口的“新光饭馆”一样变得人满为患，就连认识人也没用。因为排队的人都站在吃饭人深厚，踩着凳子腿上的横梁。
这种情况，很难给他安插座位。
而与他相比，“新光饭馆”的前堂后厨怨气更大，无论是服务员还是大师傅，都对工作舒适度的斗转直下大为不满，每天都是骂骂咧咧的。
这种气性自然都转到了顾客头上，可即使这样也绝对没有人对饭馆的环境有任何挑剔。
因为这年头，人的概念吃饭就是吃饭。就连对饭馆的大蓝边碗和勺子，所有餐具都带伤，一不留神就能伤了嘴也不敢挑剔半句。
当然，乘车、洗澡、买东西也同样受此影响。在京城里，第一次让人感到了人口突然爆炸带来的为难。似乎就连呼吸的空气都变得紧缺了。
为感谢书友”小奔他爹“的鼓励和支持，晚17：50加更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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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2章 改变
另外，好的一面则来自于电影院。
洪衍武一伙人可是正经赚疯了，他们的业务时间开始扩充到全天。收入也顺理成章增长了一倍。
这种结果，直接导致洪衍武手里的印石三宝和名家字画数量迅速增加。
也就是这一年，京城的市面很难再寻到齐白石和徐悲鸿五尺以上的大幅作品了。
京城存量的百分之九十，两位画家的四五百件大幅画作全都被洪衍武囊入其中。
没有意外的话，他现在应该是齐白石和徐悲鸿作品最大的收藏者了。
至于其他名家大幅作品加起来也有八九百幅。如果照后世的标准来看，这些作品里的任何一副拿到拍卖行，成交价也都应该过亿。
除了国画，田黄石和鸡血石也被洪衍武买差不多了。基本上能看见的“超大料”只要见过就没有放过。
如果以一公斤为标准来计算，洪衍武手里超过这个重量的田黄石和鸡血石大约有十来件左右。
最大的一块中板儿熟田黄重打4915克，比他记忆里后世公认的“田黄王”还要重上一斤。堪称国宝。
那是他操着“鸟语”，戴上了苏锦给缝的假领带，冒充一个赶飞机的港客，在“华夏工艺品商店”买下来的。购入价就达人民币五万八千块。
这件事还上了报纸的新闻呢，也就是洪衍武从商场的经理办公室溜得快。才给姗姗来迟的记者拍到了一张他仿佛电影中“偷地雷”的日本兵，躬身搬走“田黄”的一个背影。
只是由此也可知道，后世的各种“王”，都是不做准的。其实有许多的好东西，是被人给早早收了起来，再无缘和公众见面罢了。
顶级珍品如此，洪衍武购入的三十克以上六面平章大料，就更是数不胜数了，每月都有增加。
据他自己估计，差不多是把市面上能见着的货色扫了一大半了。所有石头都加一起，一千块出头的数目是有的。
这些物件，一旦留到现在，那足以支持他开一家足以震惊中外的印石博物馆了。
当然，由于他买的字画和印石都是无法再生稀缺品，卖一件少一件。那么必然引起市场价格的动荡。
实际上已经因洪衍武不计价钱的购入，导致了京城齐白石和徐悲鸿的作品价格一路上涨，如今即使是四尺以下的小品和画册，也已经比他刚开始收购时，涨了一倍了。
相对来说，印石涨幅还少点，毕竟数量多，三十克以上的大料少了，存量的还有三十克以下的呢。
所以仅上升了大致百分之三十左右。田黄石变成了每克十三块，鸡血石每克十块，芙蓉石每克八块五。
但话说回来，这也就是占了国门封闭，计划经济的便宜了。
否则按照市场规律的常理，这些东西如果有人这么买，市场上早就感觉出来了。商家必然主动大幅提高价格。但现在呢，必须按照上级的指示办，涨幅就很有限了。
说来也有意思，这一年，由于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开始走高。
文物商店的领导们发觉市场异常，还误以为字画和印石看涨是受汇率影响呢。开过会后，谁对价格走势还没有太关注。
否则如果市场透明，信息通达，国家肯定会发觉有人抢购，也会主动惜售，并出台管控措施的。
总之，算是让洪衍武抄着了。
实打实的说，他手里的这些字画和印石购入价花了六十来万，可如果按当前的市场价估价，价值已达一百一十万了。真是光躺着就挣了五十万啊。
这还完全没有炒作，只是他个人正常收购导致的。真要拿到国际市场上，价值更是不可估量。
因为在香港、台湾乃至日本，像这些字画和印石的价格虽然同样处于低谷，可也是国内的两三倍呢。
最后，在这一时期，还有两件和消费有关的事值得一提。
它们的意义尤为积极，足以证明我们的国家正在从在往更好的方向转变。
一，在这个夏季，“运动”中遭遇改名的“京城烤鸭店”终于恢复了沿用近百年的“聚德全”老字号。
半年之后，1979年12月，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彩色海报人民画报，史无前例的以3个版面介绍了“聚德全”烤鸭。一时之间，烤鸭再次成为了全中国人民心中美食的象征。
它的魅力如此之大，甚至引得几个美食爱好者凑钱买火车票，从山西到京城，目的仅仅是为了品尝画报里熠熠生辉的著名美食。
而当人们对于美食的渴望再次被激发的时候，人们也发现了“老字号”背后的魅力和商业价值。
也就是从这个时期起，全国各地数不尽的老字号又逐渐开始找回已经失去多年的商业传统和经营方式。
二，1979年夏，一架飞机从美国飞跃太平洋，降落在“首都机场”。
走下舷梯的乘客里，有5个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物。他们是“美国汽车公司”一行，其中有位美籍华人顾问叫沈坚白。
而京剧给他们这些人印象最深的是，竟然是当时大街上整齐划一的“212吉普车”。
其实这也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为了这一年共和国宣布不再限制私人拥有汽车的政策。这些美国人兴起了要在这个自行车王国找合作伙伴生产汽车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