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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上海的老百姓在上海解放的前一天，共产党的军队已经打到你家门口的苏州河对岸了，你手里持有的官方规定的流通钞票还只能是“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
而次日，解放军彻底完成上海战役的军事行动，上海全市获得解放，共产党接管国民党的旧上海市府，新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随即宣告成立。
这时，新政府要做的一件大事就是让老百姓使用共产党自己发行的钞票—人民币。这种新钞票当然不可能由政府白白地发给老百姓，得凭老百姓手里原先持有的国民党旧政府发行的“金圆券”在军管会布告规定的期限内去规定的地点予以兑换。
在上海的国民党旧政府即将倒台，共产党的新政府马上就要登台的当儿，有人伪造“金圆券”，这问题不是明摆着吗，是准备在上海解放后用这些伪造的“金圆券”到人民政府的金融机构去兑换人民币。
这是与伪造人民币同样性质的犯罪活动，并且，处在新旧政权更替的阶段，这还无疑有着一份搅乱金融秩序，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作用。
因此，即将出任上海解放后首任市长的陈毅对此非常重视，问这位地下联络员：“这条情报可靠吗？”
地下联络员回答：“这是从国民党保密局和国防部二厅那边得到的最新情报，是地下党在上海的内线密报的。”
第一九四章。 识别真假钞票
一。
蒋介石通过金圆券币制改革洗劫了全国老百姓数以亿计的财富，仅在上海一地，就搜刮了黄金110多万两，美钞3400多万元及大量的白银，港币和银元。
此后全国物价狂升，到1949年4月，上海地区竟上涨了62769倍。
许多老上海人回忆说，那时上午算好可买5斗米的钱，下午只能买2斗米，第二天就只能买半斗米。
到后来的月工资连一块肥皂都买不起，就连买手纸都要提上一面袋金圆券。
金圆券的暴跌导致无数老百姓拿着一堆废纸等死，据上海一家慈善机构统计，仅4月2这一天，倒毙街头无人掩埋的死尸就达452具，老百姓痛骂国民党是地地道道的“刮民党”，蒋介石是“蒋该死”。
到了1949年6月，金圆券在广东，广西，江西，贵州和西北各省均被拒用，国统区经济陷入全面崩溃。
而蒋介石利用“金圆券法案”上演的币制改革闹剧，却搜刮了巨额财富。
据资料统计，蒋介石溃逃前夕运往台湾的黄金就有万两，外币8000多万美元，银元3000多万元。
上海全市解放。
1949年，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要求，组织力量收集，整理，编写上海和江南主要城市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组织，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教育金融等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几十册。
为南下接管干部了解上海敌情和社会情况提供了比较系统的资料。
受命侦查伪造“金圆券”案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王春立同志是在5月26日晚上随华东局机关经上海近郊的南翔，真如进入上海市区的。
根据安排，5月28日正式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而王春立同志身负侦查使命，在27日就投入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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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前，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就已经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组建了“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在上海解放前夕做了许多秘密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公安部接管上海市警察局做了大量准备。
鉴于伪造“金圆券”一案在时间上的紧迫性，因此组织上通过“中共上海市警察工作委员会”在5月27日就从原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旧警察中抽调四人作为王的助手，他们几个人组成了伪造“金圆券”案专案侦查组。
王春立同志说：“大家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刑警了，又熟悉上海情况，希望我们同心协力尽快将这个案子侦破，完成陈毅市长下达的这一光荣任务。他又说，这个案子的侦查工作有个特殊要求，就是时间上必须抓紧，领导没有给我们限时，但是有一件东西给我们严格限定了时间。”说着，王春立同志取出了他所说的这件东西。
这是一份旨在整顿货币流通秩序，稳定金融市场的由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的布告—《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关于使用人民币及限期禁用伪金圆券的规定》。
二。
陈颖弘经采用不同的手段进行拉拢，并参加多次秘密会议。
她的言行很适合敌人的口味； 陈颖弘在保密局内部又已取得了合法地位，作为长期内线是具备得天独厚条件的。
华东局社会部王春立同志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和魄力，才把陈颖弘从敌人内部中撤退出来。
所以陈颖弘最后并没有去台湾，根据党的秘密情报工作需要，王春立同志要她匿名方颖留在上海，继续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从当的特殊侦察工作。
犹其是那份将要到手而没到手的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以及他们在全国各地偷偷设立的许多座地下军火库及炸药存放点。
据可靠情报当时由于陈颖弘她们派人送去的军事布防情报和军事地图准确可靠，解放军进攻上海快速顺利，使敌人的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大部分没有来得及运走，被迫藏匿在一个秘密的洞库之中。
知道这个地方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金圆券”案件加上大陆潜伏谍报网计划和绝密档案都不是小事，王春立同志要求陈颖弘在最短的时间内成立并训练出一支特种侦察分队，隶属于中共中央华东局社会部，部队将会配有最好的侦测，交通装备和武器。
陈颖弘只提了一个条件，还是以年轻女子为主，每个人都要有专长。
这恐怕是一支真正意义的特种情报侦察部队。
在一定意义上又圆了陈颖弘的梦想。
“金圆券”大面值用美国进口的印钞纸，小面值用国产的天章印钞纸，全部用美国生产的印刷机器印刷。
各种面值“金圆券”的版子，均由“国民政府财政部”提供，据说是向美国定制的。
解放军攻占南京后的次日，财政部派员赴“中央印制厂”收回了所有面值“金圆券”的版子，目前不知下落，估计是携往广州或者台湾了。
事实上，该厂从上月16日印制最后一批“金圆券”后，就再也没有印制过。
从技术角度说，“金圆券”是一种质量较好，印制考究的纸币，采用双面胶印方式制作，具有一定的防伪措施，不易仿制。
因此，要想把“金圆券”伪造得跟真钞票毫无差异的难度极大。
但是，作为伪造者，他们既然敢于一试，那就不排除具有很高的技术手段，因为“国统区”秩序混乱，民不聊生，那些具有高超技术手段的能工巧匠目前流落于民间的不在少数，这样的人才如果精心伪造，从各种技术上来说，估计是能够仿制出几可乱真的“金圆券”的。
不过，即使是伪造成功，也只限于在市面上商家手里私下流通使用，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渠道从银行工作人员手里兑换人民币。
第一九五章。 破译一个难解的谜
一。
假钞在银行专业人员手里还是能够轻易识别的。
这是一个二十来岁的男青年，身高体大，5月底的上海还没有进入夏天，这位仁兄已经是一身夏装打扮，西装短裤，中袖运动衫，露出两条肌肉发达的臂膊，上面刺着两条盘旋在一起，张嘴吐着红色信子的青蛇，骑着一辆英国名牌自行车，一看便知是一个富家青年，纨绔子弟。
如此一个主儿，于人民政府规定的收兑日的第一天上午十点，一本正经地赶到老闸区的一个收兑点，自行车前面的网兜里放着一个捆扎得方方正正的大纸包，后面书包架上还捆绑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旅行袋，打算兑换多少“金圆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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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人把网兜里的大纸包拎出来放在桌上，打开一看，是清一色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崭新“金圆券”，一共是十扎，每扎一百张，合计十亿元。
十亿元能兑换多少人民币呢？
按照军管会规定的十万比一的比值，可以兑换一万元人民币——这是旧币，相当于如今市面上使用的人民币一元！
崭新的一百万元面值的大扎新票，引起了收兑点工作人员的注意。
那是两个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其中一个是刚进旧银行工作的实习生，就是现在所说的学徒，还有一位则是由区政府推荐的协助收兑“金圆券”的追求进步的学生青年，这二位工作认真积极性，革命的警惕性都很高，但缺乏的是识别真假钞票的本领。之所以对眼前这位纨绔子弟产生怀疑，
只好把一张一万元人民币递给夏东岳。
在上海金神父路和复兴路口的中西式花园洋房，一座岁月斑驳的别墅，正是这一切故事的连接点。
它设计和建筑变得越来越复杂，仅仅是一座大门，就让设计师们费尽了心思。
别墅的幽深秘密，连同那地下室的爱情，呐喊，誓言和传奇，也一点一点地，走进了人们的心中。
有暗道与别墅的心脏部分连接，密布的枪眼，了望孔，以便于防御者可以居高临下，观察周围的动静，防范敌人的偷袭。
别墅的诞生和演变，也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有个布置组是专门负责潜伏布置的，上海站便把准备布置的潜伏人员名册移送办事处，由布置组去直接布置。
保密局上海办事处布置组先后布置了上海站的潜伏人员。
保密局上海站是在上海市政府调查处的公开招牌掩护下进行特务活动的，保密局上海站和上海市政府调查处实际上是一个机构。
尽管这里的大部分时间是宁静的和平岁月，但也不得不在最后的一段时日里卷入硝烟战火的漩涡。
长期在严酷环境中同许多高级的有复杂背景和复杂心理的对象打交道，已把陈颖弘锤炼成在对敌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能应付自如的人物。
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她忠诚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做出了重要贡献，对革命是有很大功劳的。
陈颖弘之所以选择这里作基地是因为她要破译一个难解的谜。
这里也可能给她带来运气。
二。
这个基层收兑点的负责人，他有处置事情的决定权，面对这一切夏东岳想起领导关于密切注意识别假钞的指示，当下就在那青年说声“告辞”上车欲离的一瞬间，对旁边一个女职员使了个眼色。
跟踪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那主儿骑车去了附近一家南货店，用兑换得的那张新人民币购买了一包红糖，一包桂圆和一些石碱，然后返回了距这个收兑点有四条横马路的一幢花园洋房，听看门人称呼他“少爷”，看来就是洋房的少主人了。看那花园洋房的规模，这户人家应该是上海滩小有名气的资本家。
这样一个资本家少爷，不差家里的佣人保镖之类兑换钞票，竟亲自出面来兑换区区一万元人民币？
这是不是有点夸张？
另外，他不是说要把自行车书包架子上那个旅行袋里装的旧书卖给旧书店吗？
怎么没去旧书店而是直接回家了？
就在陈颖弘闻讯出动的时候，市区另一侧徐汇区的一个收兑点也冒出了一个可疑对象。
主持这个收兑点的银行工作人员是一个业务经验丰富的中年职员，银行领导考虑到这个收兑点地处市民密集居住点，可能前来兑换的市民比较多，所以另外给他配备了助手，是银行的实习生，另外数位则是进步青年。
有人来换金圆劵，当大家要对他盘问，此人忽然不见了。
银行领导随即给华东局社会部王春立同志那边打电话通报情况，王春立便指示分管那一带收兑点的陈颖弘立即展开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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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身材矮小，面容猥琐的瘦小老头，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士林布单长衫和破旧的黑色纺丝绸裤子。
已经是江南的阳历五月底了，这人居然还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小帽。
他是揣着双手走到长宁区的一个收兑点的，由于这身装束，身上还隐隐地透着一股鱼腥味，工作人员都以为这是一个经营很不得法的鱼贩子。
正等着他从兜里掏出几张“金圆券”来兑换时，忽见他举手一招，一辆三轮车从拐弯处蹬了过来，车上装着堆得高高的纸板箱，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