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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附近的马缨花树下，一位老人正坐着打瞌睡。看来，他就是鸟笼的主人。他听到我的脚步声，睁开了睡眼。我主动向他打招呼：“老师傅，你的画眉逃出了笼子！”“是的，让它散散步。”
“不怕它飞走了么？”我说。
老人望了望我，又冷冷一笑：“飞走，往哪儿飞！它舍不得那个食罐儿！”我望望食罐儿，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只不过是细瓷印有一枝梅花罢了。罐中的鸟食是些黄橙橙的颗粒，有一缕野草的清香散发出来。这不外乎把泡软了的小米拌上了煮熟了的蛋黄，也许又加了一点什么香料之类，没有什么稀奇。
我把我的看法向老人说了。他摇了摇头，没有说什么，只冲着我微笑。我不好再追问他，也许在养鸟这门学问里面，各有各的绝招儿，其中奥秘不愿示人。
这时，我瞧见那只自由的鸟儿，从从容容地走进了笼门儿。啪地一声，老人随后把笼门关上。画眉得意洋洋，立在食罐上啄食那黄橙橙的颗粒。我走出公园想着，那食罐里放了什么样的“迷魂药”，竟使一只美丽的画眉，只会唱歌而忘却了自己的一双翅膀？
渐
缘缘堂随笔
丰子恺
使人生圆滑进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渐”；造物主骗人的手段，也莫如“渐”。
（）
在不知不觉中，天真烂漫的孩子“渐渐”变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侠的青年“渐渐”变成冷酷的成｜人；血气旺盛的成｜人“渐渐”变成顽固的老头子。因为其变更是渐进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渐进，犹如从斜度极缓的长远的山坡上走下来，使人不察其递降的痕迹，”“不见其各阶段的境界，而似乎觉得常在同样的地位，恒久不变，又无时不有生的意趣与价值，于是人生就被确实肯定，而圆滑进行了。假使人生的进行不像山坡而像风琴的键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变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离进行”，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为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惊讶，感慨，悲伤，或痛感人生的无常，而不乐为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渐”维持的。这在女人恐怕尤为必要：歌剧中，舞台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将来火炉旁边的老婆子，这句话骤听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认，实则现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渐渐”变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变衰，也全靠这“渐”的助力。巨富的纨子弟因屡次破产而“渐渐”荡尽其家产，变为贫者；贫者只得做雇工，雇工往往变为奴隶，奴隶容易变为无赖，无赖与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偷儿……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在实际上，均多得很。因为其变衰是延长为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渐渐”地达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么强烈的刺激。故虽到了饥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贪恋着目前的生的欢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变了乞丐或偷儿，这人一定愤不欲生了。
这真是大自然的神秘的原则，造物主的微妙的功夫！阴阳潜移，春秋代序，以及物类的衰荣生杀，无不暗合于这法则。由萌芽的春“渐渐”变成绿荫的夏；由凋零的秋“渐渐”变成枯寂的冬。我们虽已经历数十寒暑，但在围炉拥衾的冬夜仍是难以想象饮冰挥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时一时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间实在没有显著的痕迹可寻。昼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窗下看书，书页上“渐渐”地黑起来，倘不断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渐弱而渐渐加强）几乎永远可以认识书页上的字迹，即不觉昼之已变为夜。黎明凭窗，不瞬目地注视东天，也不辨自夜向昼的推移的痕迹。儿女渐渐长大起来，在朝夕相见的父母全不觉得，难得见面的远亲就相见不相识了。往年除夕，我们曾在红蜡烛底下守候水仙花的开放，真是痴态！倘水仙花果真当面开放给我们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则的破坏，宇宙的根本的摇动，人类的末日临到了！“渐”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极微缓的方法来隐蔽时间的过去与事物的变迁的痕迹，使人误认其为恒久不变。这真是造物主骗人的一大诡计！这有一个比喻的故事：某农夫每天朝晨抱了犊而跳过一沟，到田里去工作，夕暮又抱了它跳过沟回家。每日如此，未尝间断。过了一年，犊已渐大，渐重，差不多变成大牛，但农夫全不觉得，仍是抱了它跳沟。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这牛而跳沟了。造物的骗人，使人留连于其每日每时的生的欢喜而不觉其变迁与辛苦，就是用这个方法的，人们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沟，不准停止。自己误以为是不变的，其实每日在增加其苦劳！我觉得时辰钟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征了。时辰钟的针，平常一看总觉得是“不动”的，其实人造物中最常动的无过于时辰钟的针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觉得我是我，似乎是“我”永远不变，实则与时辰钟的针一样地无常！一息尚存，总觉我仍是我，我没有变，还是留连着我的生，可怜受尽“渐”的欺骗。
“渐”的本质是“时间”。时间我觉得比空间更为不可思议，犹之时间艺术的音乐比空间艺术的绘画更为神秘。因为空间姑且不追究它如何广大或无限，我们总可以把握其一端，认定其一点。时间则全然无从把握，不可挽留，只有过去与未来在渺茫之中不绝地相追逐而已。性质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议，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为一般人对于时间的悟性，似乎只够支配搭船、乘车的短时间；对于百年的长期间的寿命，他们不能胜任，往往迷于局部而不能顾及全体。试看乘火车的旅客中，常有明达的人，有的宁牺牲暂时的安乐而让其座位于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暂时的美誉）；有的见众人争先下车，而退在后面，或高呼：“勿要轧，总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会”或“世界”的大火车的“人生”的长期的旅客中，就少有这样的明达之人。所以我觉得百年的寿命，定得太长。
像现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们搭船乘车的期间的寿命，也许在人类社会上可减少许多凶险残惨的争斗。而与火车中一样地谦让，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类中也有几个能胜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寿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们能不为“渐”所迷，不为造物所欺，而收缩无限的时间并空间于方寸的心中。试听Blake的歌：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里盛住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劫。□
奖
《海外文摘》
杏林子
生病之后，我辍学在家，身体上的病痛固然难以忍受，而更让人难以面对的是那种有若被众人遗弃的感觉。原本为参加初中联考而忙得如拉紧的弓，集中全力蓄势待发，突然之间，你被取消了参赛资格，赶出了竞赛场，你只有躲在无人注意的角落，冷眼旁观，那些紧张、那些热闹、那些欢呼都已远去，那个世界完全将你摒弃在外。
生活中有一些东西不一定是你所喜悦的，然而一旦被迫割舍，那种委屈、那种不甘、那种顿失所依的措手不及，就像一颗被推离正常轨道的星球，飘浮在茫然无垠的太空，没有重心，也没有方向。
每天，我看着弟弟妹妹出门上学，我看着一批批年轻学子自门前走过，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甚至，连期望也没有，连等待也没有。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期望什么，等待什么。
其实，我比父母更早了解自己的病已经’无药可救”，只可怜天下父母心犹自在那里作无胃的挣扎，我只是无可无不可地赶着一场又一场与医生的“约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必须一个人搭乘火车，再转搭公车，才能抵达医生的诊所。那条路好长，好孤单，看不到过去，也看不到未来。
忘记是哪一天，父亲走到我房里，握着我的手，望着我说：“乖，你不要怕，爸爸会养你一辈子，等你长大了，爸爸会为你招一个女婿！”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父母所受的惊吓与慌乱甚于我，其中还掺杂负疚的成分。很多年后，父亲无意中透露，在我初病的那几年，他常常梦到祖母及外婆的指责。父亲用这样一种保证安慰我，毋宁是安慰他自己。
父亲一定没想到，他的话深深扎伤了我，莫非连父亲也对我不再抱任何的期望？5个小孩中，父亲爱我最深，我是属于“小时了了”的人物，智慧开悟得早，加上伶牙俐齿、反庆灵敏，人前人后都带给父亲极大的喜悦和满足感。
难道说，仅仅一场病，父亲就认定我这一生一无是处，需要他养一辈子，甚至在他年老之后，再找一个男人接手来养我？我才是让我伤痛的真正原因。
我第一次结结实实地面对自己，不想父亲给我的刺激竟然成了突破困境的契机，蛹能脱困于茧，自有一番天地供它翩翩。
就这样，我为自己走出了一条路。1978年，第7届十大杰出女青年选拔时，一位曾经得过此奖的朋友立意要推荐我，我却执意不肯。原因是家中除父亲之外，无人看重这种事，母亲尤其讨厌我们没事炫耀、乱出风头，弟弟妹妹则拿我穷开心说：“怎么，你要去竟选十大女歌星吗？”因此，尽管朋友把我的推荐书寄了过去，无论如何我也不肯送上资料，这件事就不了了之。
原本我们是瞒着父亲的，终究还是不小心漏了口风，父亲起始大惊，虽然没有责怪我，却明显地看出他的失望。父亲的反应也让我吃了一惊，我第一次发现原来他是这样看重这个奖，可惜我轻易放弃了。
我对父亲有说不出的愧疚。
没想到两年后，第8届十大杰出女青年开始选拔时，我突然收到选拔会寄来的一封公函，大意是说，上届有人推荐我，但我未曾寄资料，而他们仍为我保留候选人资格，希望我尽快补送……这几乎是从未有的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从来只听说每届的候选人如过江之鲫，要做大幅度的筛选，没听说还保留名额。正因为如此的不寻常，我开始正在视这件事，莫非冥冥中自有上帝“旨意”？再加上父亲不经意流露出来的殷殷期盼，若能得奖，对老父也是一种安慰。
我和妹妹把所有的作品合力整理出来，父亲以他多年案牍的经验，亲自教导我一一分类、贴上标签、编排索引，整整装满一大纸箱。他甚至担心邮政失误，坚持亲自将资料送至选拔会。社区山路难行，箱子既重且大，无法背也无法提，只有捧在手上，而父亲已年届70，但他一点也不以为苦，喜滋滋地说：“为女儿服务，是爸爸的光荣！”名单揭晓后，父亲简直可以用“欣喜若狂”四个字形容，一大清早就跑到台北买报纸，他对报贩子说：“你把所有的报纸，每种都给我一份！”这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得了一些奖。每次，他都把报道我的新闻看了又看，把我得奖的照片压在他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举凡向他道贺的亲朋好友，他都要滔滔不绝地复述一遍我的“奋斗史”及得奖经过。
糟糕的是得奖后遗症。在往后的10年间，父亲不论是到邮局寄信，商店买东西，或是到户政单位办事，回来后一定会对母亲津津乐道：“人家都说，我的女儿好了不起哟！”“奇怪，人家怎么知道你的女儿是刘侠？”母亲不解地问。
父亲只笑不语，母亲恍然大悟：“一定是你自己到处张扬的，对不对？”“光然罗！”父亲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更糟糕的是父亲几乎患了“得奖症候群”，某某大学颁给别人一个荣誉博士，父亲竟会酸溜溜地说：“我女儿比他更有资格获得这项荣誉……”总之，不论别人得了什么奖，好像都应该有我一份。好在家里还有一位冷静、理性、视名利如“粪土”，经常把我的奖牌拿去垫锅底的母亲，总算平衡了父亲的“狂热”，没叫我也迷失在其中。
1990年底，我带领残障团体赴大陆访问，会后顺便陪母亲回西安省亲。行前当天，突然接到吴三连文教基金会的电话，主动甄选我为当届社会服务奖的得奖人，颁奖典礼正好在我预定回台的那一天。由于深恐大陆的交通状况不易控制，无法及时赶回，我特地要父亲代我领奖。事后，据朋友形容，当司仪叫到我的名字，只见父亲快步冲上台，兴奋难抑地“标榜”着自己的女儿，惹来台下一片笑声。
只不过，这股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