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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曾被封为“中国赌神”的人，他的表演也没有特别神奇的地方。他表演背面认牌的功夫也利用了图钉，只是他藏在小指和无名指之间而已。除了图钉，还有其他东西做反光设备，比如镀银的打火机、墨镜、桌边的烟灰缸、浓茶、深色包装纸等，也是可以看到底牌的。
还记得他说可以从一整副牌里挑出观众点出的任意牌，还可以发一手全黑牌。其实他手里拿的是老千扑克，从背面可以直接认出来（我注意到他发牌时很用心地去看牌的背面）。主持人说那是随便在外面商场买的，我觉得纯是胡扯。随便拿副牌，让大家随便洗，他在不动牌的情况下全部发出四个A或者全部找出来黑桃，神仙也做不到。应该说主持人和老郑一起出千了，现场观众拿牌出来他肯定不敢玩发四个A的把戏了，我要是观众我就死逼着他拿我的扑克发个一色的出来，吓死他（当然，如果他手指里夹一个枚图钉也可以做到）。
当然了他手里还是有点活的，比如他把第一张牌掀开，原来是个2，他慢动作去拿那张牌，拿出来翻过来却是个A。我发现，整副牌并不齐整，有错边，也就是说他拿了错边的牌。拿的一瞬间动作还是很快的，并不是他说的慢动作。那手法是老千行内很普及的东西，在外面散局上是没问题的，拿到大场子去比划，估计他也没这个胆量，我也不敢把这个手法拿到大的场子去。
还有一项表演说白就是洗牌切牌，他随便拿出了张牌，给大家亮一下，然后放进牌里让大家随便洗乱，然后再发。他拿牌的时候把这张牌微微掐压了一下。这个牌再怎么洗还是有印迹的，因此他切牌很容易就能把这张牌切到，切完了这个牌就在牌底，通过一些小手法很容易给人造成以顶面的位置发牌的错觉。如果在上面，可以直接通过发第二张牌的时候留下这张牌，在需要的时候把它发出来。
我注意过老郑洗牌，也是假洗，上面10来张牌不洗。
他也拿着观众洗完的牌发13张一样花色的牌，我注意到在发牌之前他的手拿回去放在桌子下边，这是赌家的大忌，想早点死的赌徒可以在大场上这样做，保证你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他应该把一整副扑克给换了，故意假洗几下再拿出来发四家牌，每家都是同一种花色，那是他提前编辑好了的一副牌。
还有我看过他一下发三家Q三家K三家A，他让大家先拿牌随便洗。我也注意到他是把手先放在桌子下边的。后来镜头切换到观众洗牌的时候，就没盯着他，但是镜头拉回来的时候他的左手掌心是向下扣着的，那掌下应该是一副牌，就是他去拿牌的过程两副牌是重叠的。但是有个错开的位置，把下面原先人家洗好的牌在手掌的掩护下翻到上面去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再把牌发在桌子上，放上的就是他换的牌，其实观众的牌已经被换成他编辑好了的牌。还有的就是应主持人要求全部发5、10、K，他的手也曾去了桌子下边，只是镜头摇走了。如果在他要发牌的时候忽然提出要求，再洗一下，我想他马上就会吐血。在大家面前把桌子上的牌换走，初级的老千都能做得到。
我觉得换牌的整个过程，主持人应该都是知道的。
我认为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劝诫大家别赌博。但是他所表演的那些东西看着很玄乎，但是拿到大场子上真的去赌，估计中国会诞生一个新瘸子。但是拿到一些小散局上，是没问题的。
如果有人在他表演的时候跟他提一个要求，手绝对不可以放回桌子下边去。哪怕他去挠痒痒也不可以，那时候他绝对不会去表演迅速发出5、10、K的把戏。
再后来有人说他被封为“中国的赌神”，我只能选择沉默。
几个月后，一天下午我和大宾出去吃饭。饭桌上大宾问我：“想不想做荷官啊？”
我瞪他一眼：“废话，不想做早跑了。”
他拉着我很神秘地说：“让你当荷官就是没把你当外人，不过咱可得说好了，当荷官以后不准反水。”他看我不明白，就详细解释赌局上有的桌子是公正的赌局，有的桌子上是要搞鬼的，搞鬼一般都是通过荷官来实现的。
荷官不能把这些东西对外人说，嘴巴必须严。
当我发誓不反水以后，他把我拉去见他舅舅，也就是赌场的老板。老板对我恩威并重教育一番算是正式任命了。考虑到我没做多长时间就被任命为荷官，可能会引起其他员工不满，还是让我从最底层的桌面做起，待遇涨成每个月3500，每换一次，调整一次工资。
于是我成“白领”了，可以扎领带了。
成为荷官以后，我才知道那会儿的地下赌场有多么的黑暗，也渐渐知道我是怎么被海哥他们骗了的。
最早我做摇色子台的荷官。工作时我先把色子和盅拿给玩家验，都没异议了，我就拿起来上下摇；一般摇5次后，把盅放到台面上，示意大家下注；看众人都下好了，我会敲一下铃，表示买定离手，玩家不可以再动已经押在台面上的钱；大家没异议，就把盅子揭开，身边的小丫头就根据输赢情况赔码。
如果出现色子靠在别的色子上或者是重叠在一起，则宣布这局作废，场上玩家可以撤回下注，也有的赌场不让撤。
这个看起来很公道，实际上猫腻很多。客人验盅和色子都是白忙乎，根本验不出啥，因为啥毛病也没有。猫腻在台子里，就是说定做桌子的时候已经把机关下进去了。桌子不是普通的桌子，桌面下有一块超薄强磁感应板，色子是特制的，敲开、砸碎检查，也查不出毛病。
但是那东西很神奇，可以人为控制出“豹子”，通杀大小，当然大小也是可以控制的。
桌子外有个看起来无关紧要，像旁观者或者赌客模样的人（有时候也远远地站着），很可能就是这个人控制着那个感应板，一个很微小的遥控装置，具体上边那些钮是怎么操作的，我现在也没搞懂，因为人家根本没教我。
我的任务是放下色子盅的时候要准确地把盅放到指定位置，放偏了就不好用了；开盅的时机要恰到好处，一定要确认场外的人操作完了才开，绝对不能乱开。如果那个人还没操作，我就开了，还好说。万一正赶上他要操作，我开盅，让玩家亲眼见证色子变化的全过程，赌场都会被人砸了。放下盅，我就要督促大家押钱，玩家押钱正好是控制色子人的操作时间，我得护着色子盅，提防有人突然过来掀开。
不过到了后来，一般有点规模的赌场都不这样做了，那年月“行业”不规范，“不道德”的赌场多了去了，有这样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慢慢地我和这个场子里所有的荷官都成了朋友，这些家伙每个手里都有点绝活，场上的暗灯也成了我的好哥们，算起来华子、强哥、大军，都是那时候认识的。
在这些人身上我又学到了一些大宾那里没学到的东西，也结识了经常来串场子玩的大宾的一些朋友，没事的时候他们教我也是毫不保留。
出千这个东西千变万化，而且总在不断地更新，所以常常要去适应新的千术，去学新的千术，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出什么新花样。
大宾算是我的第一个师傅，是他把我真正带进了门。日子一天天飞快地过着，我的技术似乎也天天在提高。
这段日子里也见过形形色色来赌场出千的人（都被抓到了，所以不能说是行家），各种出千方式让人想都想不到。
我一个台面一个台面地升着，待遇也一天天提高。我每天都很卖力，按照我当时的想法，干个五六年，我就可以回家去见我父母了。
赚来的钱我不敢乱花，都一点点地存上。不止一次梦见我回到家乡，还清债务，全家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也总是在梦里，想象着父母看到我出息了高兴的样子。
我很想家，但是我只能是想想而已。
1996年，可能是赌场的保护伞不行了，赌场转战去了上海。去上海的时候老板只保留了很少的一部分人，我成了幸运者。
我们搬到了上海一个高档住宅区，在这个赌场，我成了主力，我终于熬到百家乐的荷官，平时练习的一些手法有了用武的地方了。
百家乐最早是这样作弊的。牌没毛病，随便验，洗牌、切牌、削牌都正常；然后把洗好的牌放进牌楦里，牌楦一般都是透明的，方便场外玩家监督。把牌放进牌楦后，上面用隔挡推进去。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长方形的透明的盒子，外侧就一个出口，用于荷官发牌，一次只能出一张牌。
这些看起来没任何毛病，似乎很难捣鬼，问题就出在牌楦上。牌楦长短和扑克正好吻合，但是高低就稍微大一点。那东西做得很是巧妙，就高那么一点点，但是那一点对荷官来说足够了。发了庄家和闲家的牌以后，有的时候不是一把就能定输赢，需要补牌。这个时候就需要荷官的快速计算能力和临场的快速应变能力。
发牌的时候，荷官是用一根或两根手指头把牌从牌楦里拖出来，荷官的位置可以从第一张牌露出的边看出那张牌是什么，而外面玩家则看不到。这时候荷官可以选择这张牌是留是发。一般正常发牌的时候这个牌是要留的，如果是花牌一般是直接发出去不留。按照百家乐的规矩，补到花可以继续补，留下的牌荷官根据场上庄家和闲家的牌面和赌注来权衡。闲家少庄家多，那就是希望闲家赢，这样多出的利润就被赌场拿去了；反之庄家少闲家多，就希望庄家牌大，这时候需要荷官计算出庄家补了这张牌对赌场有利，还是补给闲家对赌场有利。
举例来说，庄家押了8万，闲家押了4万，闲家赢了对赌场有利益。如果留下的牌直接补给那庄家可以直接把他补死，那就毫不犹豫直接补给庄家。如果补出去相反会增加庄家的点数，就发下边那一张，庄家还可以补的时候，这张牌继续补出去如果会让庄家点数变小，那可以直接补给庄家，如果会增加点数就继续留。补给闲家有利于增加点数，就要补给闲家；相反也要留，再发下一张。
有时候直接发牌就把双方的输赢敲定了，那是避免不了的。荷官的主要作用体现在补牌的时候，全由荷官根据赌注来选择。
千万不要小瞧这一张牌，往往能决定生死。毕竟百家乐直接出现7∶6、8∶9，或者直接一家是9的时候不多。即使直接出8出9，另一家还可以通过补牌来打平的。
具体操作中，对荷官的技术和心理素质要求很高。每次发牌的时候，牌上面的切面还是很齐整的，只有在发的时候，荷官要通过手指头来错个牌边去发，这个边只有指甲那么厚，要用拇指肚把这个小边顺出去，没有点功夫是做不到的。场外的人任你火眼金睛也看不出来。
赌场的规矩是荷官身后是不可以有玩家的，这可以算是国际惯例，所以提牌的时候不怕别人发现。就算有人站在身后看，就算能看到牌露了个边，也不会想很多。
露边也就是一眨眼的工夫，荷官必须抓住这个一刹那。荷官在场上是万众瞩目的焦点，不能总低头看牌，所以不能专注地盯着看，而要作出扫一眼的样子，或者用眼睛的余光去看。
我终于知道我当初的钱是怎样输出去的，也知道30万是如何欠下的。当时我有这样的想法：那群北京的杂碎，再让我遇上，我非要了他们的小命不可。不知道在我这里输钱的凯子，是不是也有要我小命的冲动。
赌场搬到上海，依然很火爆。不知道哪里来的赌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别看平时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到了这里一样的赌徒面孔，赌徒的心态，赌徒的嘴脸，赢了呼天号地，输了悲天怆地。
看了太多的人输，看了太多的形形色色的赌徒，我的心也终于麻木了起来。
赌场生意兴隆，我的待遇也水涨船高，早已不是一个月3500，而是计时工资，一小时1000元。当然了，我主持的台子也必须赢钱，不过也不能赢得太过火，有的场次老板还暗地里给荷官提示，让一些凯子赢一些。
好日子没过多久，1997年春末的一个晚上，那天跟平时一样人声鼎沸，赌徒们贪婪专注地盯着眼前的局，没有人注意外面发生了什么。大概是午夜1点多，我跟平常一样正主持百家乐的台子，那会儿我已经可以游刃有余地主持一个台面了，不是特别忙的时候，还有时间帮赔码的小丫头算水钱。
忽然外面传来一片喧哗声，接着冲进来一群人，“警察，我们是警察！”我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警察？警察咋了，了不起啊。就在我一愣神的工夫，就被人一把按住，抬头一看才发现来的这伙人都穿着便装，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枪，五四、六四、微冲啥的。
后来才知道，那是一次“严打”行动，好像叫“春雷行动”什么的。
当时我被要求双手抱着脑袋靠墙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