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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根据人大常委会决议，国家决定释放全部在押原国民党县团级军政人员，徐金戈正好够上线，他在原国军中军衔为中校，理所当然属于“县团级”。
徐金戈出狱时，全国正在“批林批孔”，徐金戈由统战部门安排了工作，考虑到他少年时读过旧式私塾，自然熟悉古文，他被安排到区文化馆“工农兵学哲学小组”任古文翻译，工作还算清闲。
一日徐金戈路过前门大街路东的鲜鱼口，他记忆中当年鲜鱼口里有个老字号的兴华池澡堂，早年他曾在这个澡堂洗过澡，算起来得有三十年了，徐金戈决定进去看看那个记忆中的老澡堂还在不在。
徐金戈记得当年鲜鱼口最热闹的地方是个小小的十字路口，路北依次是专卖炒肝的天兴居、兴华池澡堂、便宜坊烤鸭店、天成斋鞋店，路南依次是联友照相馆、黑猴百货店和马聚源帽店。这都是他当年常去的地方。再往前走一点就是华乐戏院、正明斋饽饽铺和长春堂药店。
徐金戈记得抗战胜利那年，他陪乔家才站长在华乐戏院看过京戏《挑滑车》……眼前的一切都已残破不堪，当年的华乐戏院倒是还在，名字却改成了“大众剧院”，幸好兴华池澡堂还没有拆，居然还在营业，徐金戈走进澡堂买了张澡票，这是个星期一的下午，澡堂里顾客很少，他冲了淋浴便在卧榻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久，他被一阵喧哗声吵醒，徐金戈抬起头看了看，见存衣柜的另一侧有几个老人在大声说笑，这些老人看样子都有六七十岁了，从他们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大声吵闹的行为上看，应该属于底层的体力劳动者。徐金戈翻了个身，想再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了，这几个老人的嗓门实在太大，他们好像在议论“文革”中的一些事。
“我说，满世的抄家那年应该算民国多少年呀？我一算这个就犯晕，脑袋里老想着民国历。”
“我看出来了，您脑袋瓜儿里尽是糨子，抄家是六六年，要按早先的民国历算，应该是民国五十五年。”
“对，就是那年，老哥儿几个还记得吧？那年热闹呀，我从虎坊桥蹬着车奔天桥去，这一路上就没消停，到处都在抄家，砸东西，这么高，这么粗一咸菜坛子愣从四楼扔下来，‘咣’一声砸马路牙子上啦，咸菜汤溅出好几丈远，当时我还纳闷，谁呀？这不抽风吗？您抄家就抄家吧，干吗跟咸菜坛子过不去？好嘛，下午我给‘全聚德’送货，一瞅可了不得，红卫兵愣把‘全聚德’招牌给卸下来扔火里烧啦，敢情那仨字是锡做的，一进火里就化了，‘全聚德’的经理正撅着屁股让人斗得七荤八素找不着北，红卫兵在一边儿数落着，烤鸭是劳动人民吃的吗？你们怎么专为资产阶级服务？一管事儿的厨子点头哈腰地问红卫兵，小将，小将，您下指示，明儿个我们卖点儿什么好？红卫兵说，打明儿个起卖窝头吧，您猜怎么着，第二天‘全聚德’还真卖上窝头了，三分钱一个，窝头蒸得又大又暄，到底是名饭庄，窝头蒸得都比别处地道，‘全聚德’什么时候这么红火过？那长队排的，都排到前门楼子了……”
“扯淡，这也算排队？我告诉你，民国三十四年夏天我那辆洋车出毛病了，修车铺说得三天才能修好，我心说了，那我这三天的饭辙怎么办？总不能拿根绳儿把嘴扎起来吧？咱得想辙呀，第二天我就在六部口支摊儿卖上酸梅汤了，俩大子儿一勺，街上的人一瞅见我呼啦一下子就围上来，我左一勺右一勺，左一勺右一勺……只管低头舀汤，等锅见了底，我抬头一瞧吓了一跳，您猜怎么着？这大队排的，从六部口排到西四牌楼了……”
几个老人大笑起来，一个没了牙说话漏风的老头儿笑骂道：“你就吹吧，站在六部口怎么就看见西四牌楼啦？到西单路口就得朝北拐了，你那眼神儿也能拐弯儿？”
这时一个胖老头儿下身围着毛巾从热气腾腾的浴池间里出来，朝几个老人打招呼：“哎哟，老哥儿几个，有日子没见了，今儿个可得好好聊聊。”
“这不是老车轴吗？我瞧您最近好像瘦了，怎么回事儿？”
胖老头儿笑呵呵地摆手道：“别提啦，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家丑啊，不提啦，不提啦……”
“不行，不行，您得说说，哥儿几个也不是外人，是不是咱老嫂子给您气受啦？”
“这她倒不敢，咱在家好歹是一家之主，回了家是横草不拿，四仰八叉往那儿一躺，老婆子上赶着给我捶腿，好吃好喝伺候着，要说日子过得也算舒坦，就是有一样，一到晚上睡觉我就犯愁，说出来让哥儿几个笑话，我家老婆子总拉我干那个，我说我不行了，我都多大岁数啦？孙子都有了，再干那个可有点儿为老不尊，可老婆子不干，愣是跪下来求我，我他妈……一怒之下，一脚就把老婆子从床上给踹下去啦……”
“等会儿，等会儿，我说老车轴啊，咱老嫂子今年多大岁数？”
“嘿嘿！不好意思，比我小一岁，今年七十九啦。”
老头儿们哄笑起来，徐金戈这才听出来，他们是在寻开心，那胖老头儿走路都颤颤巍巍的，他老伴儿恐怕也是这般光景了，哪还有劲头儿干这个？徐金戈半合着眼，仔细听着老人们的调侃，他第一次感到纯正北京话的鲜活，也只有北京的底层社会才能保持这种方言的鲜活和生动。
胖老头儿突然大惊小怪地喊：“哟嗬，这不是文爷吗？您可是半天没言语了，今儿个是怎么啦？每回见面就属您话多，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话痨儿’呢。”
“不着急，我算看出来了，老哥儿几个哪是来洗澡的？是来舒坦嘴的，不让你们说舒坦够了行吗？要是文爷我一开口，还有你们插嘴的份儿？”
“得嘞，文爷，您只管说您的，今儿个有的是时间，对了，上次您说六六年有个红卫兵头儿拎着酒来看您，说是请文爷出山，想摆平什么人，有这事儿吧？上次我听了这么一耳朵就没下文了，这回您接着说。”
“嘿，还记着这事儿哪？那我就给你们来一段儿，那年红卫兵先是抄家、砸东西，后来该抄的抄了，该砸的砸了，又没得玩啦，又琢磨着揍小流氓了，这下子揍出点儿麻烦来，西单那边有几个小子，让红卫兵追得走投无路，都跑到宣武门教堂的二楼上，拿着菜刀和棍子守在楼梯口，专等红卫兵，上来一个收拾一个，瞅这架势是要玩命了，红卫兵把教堂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可谁也不敢上去，那红卫兵头儿没了主意，跟手下人说，去！打听一下，西城这一片儿谁说了算？当时有人说了，这还用问？文爷呗，这事儿还非得搬文爷不可，要不然派出所警察来了也没戏，就这么着，那红卫兵头儿拎了两瓶‘二锅头’，两条‘大前门’，还有俩点心匣子，死说活说求我出山，咱收了人家东西，总不能黑不提白不提吧，再者说，连毛主席都给红卫兵戳着，文爷我怎么说也得意思意思吧？那天我穿了一条练功用的灯笼裤，腰上扎一条三寸宽的板带，脚上穿一双‘踢死牛’，上身光着板儿脊梁，咱这身腱子肉就这么翻着，我噔噔噔就上了楼，那几个小子见有人上去，菜刀棍子都举起来了，说话就要血溅教堂啊，您猜怎么着？一见了我立马没了脾气，领头儿的那小子说，哎哟，这不是文爷吗？您老人家怎么上这儿来啦？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还劳您跑一趟。我说了，谁让你们跑教堂来了？这是人家念经的地方，不是耍胳膊根儿的地儿，都他妈给我滚下去，我跟红卫兵说了，人家答应不揍你们。领头的那小子说，得，文爷，我们听您的。本来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时又出了个岔儿，有个小兔崽子不是西城这一片儿的，没听说过文爷的名号，嘿！敢跟我叫板，他小眼儿一瞪说，你这老棺材瓤子是打哪儿蹦出来的，我们凭什么听你的？当时我就怒了，你个小兔崽子，活腻歪了吧，敢跟你文爷这么说话？我一个‘通天炮’正中他鼻子，紧接着又是一个‘黑狗钻裆’，把这小子扛起来，他滴溜溜像个风车一样在我头上转了十几圈，然后我一发力，嘿！愣把这小子从二楼顺下去啦……”
老头儿们大笑起来。
“老文哪，你就抡圆了吹吧，留神把税务局的人吹来，让你上税。”
“老文，我记得你这辈子摔死的、打死的有七八个啦，公安局长是你大爷吧？要不然你咋还好好地坐在这儿。”
连徐金戈都被逗乐了，喜欢吹牛的人不少，但这么能吹的人他还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听这人说话怎么有点儿熟悉，难道以前见过这个人？二十五年了，多少记忆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徐金戈努力在头脑中搜索着支离破碎的回忆……二十五年前的往事犹如被迷雾笼罩的山峦，朦胧而遥远，一朵火花倏然一闪，从茫茫无涯的历史深处划过，被悠长岁月尘封的许多往事在一刹那间像被灼亮的光源所照耀，全都像电影画面一样鲜活地呈现在徐金戈的眼前……天哪，这是文三儿，他还活着？徐金戈发现，二十五年来流逝的岁月并没有淹没掉记忆，它们贮藏在徐金戈的记忆深处，每一个细节都保存得完好无缺……
徐金戈走到文三儿面前，仔细辨认着：“你是文三儿，还认识我吗？”
文三儿的头发眉毛都白了，背也驼了，黑乎乎的脸上布满了刀刻般的皱纹，就像一截老树桩，文三儿愣了一下，马上就认出了徐金戈：“您是……哎哟，您是徐爷……您还活着？”
文三儿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徐爷……我还以为您被枪毙了……这么多年了……您在哪儿啊……我总梦见徐爷您，梦见您送我的那辆洋车……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着您了……呜呜呜……”文三儿哭了起来。
徐金戈在这一瞬间也百感交集，多少年了，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对自己而言，这个世界真的非常冷酷，自从杨秋萍死后，他觉得自己的心，自己的感情也随着死去，早已变得心硬如铁，却没想到今天自己还会激动，还会有一种见到故人的欣喜……
徐金戈握着文三儿的手说：“文三儿啊，我还活着，坐了二十五年牢，就算我有天大的罪，现在也该赎清了，见到你真高兴，咱们得好好聊聊，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文三儿用浴巾擦了擦眼泪鼻涕：“徐爷，一言难尽，我过得再不好也不能跟您唠叨，您可是受了苦啦，咱们现在就穿上衣服，我得请您吃饭。”
北平和平解放后，最先倒霉的是文三儿，这怨不得别人，要怨只能怨他那张臭嘴。解放军进城后，新政府贴出告示，要求凡在国民党军警宪特部门工作过的人尽快到各区的登记站进行身份登记，有武器的要交出，凡隐瞒身份或藏匿武器的，一经查出，严惩不贷。那段时间里，各城区的登记站前排起了长队，文三儿路过时还经常停下来看看热闹，这些排队的主儿都蔫头耷脑，显得忧心忡忡，文三儿很有些幸灾乐祸，倒退几个月，这帮孙子可不是现在这模样，见了臭拉车的没说话就先瞪起了眼，如今算是崴泥啦。看来这世道是真变了，穷人还真翻身做主人啦！想到这儿，文三儿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优越感。
唯一使他感到不快的是大裤衩子那来顺，自打解放军进了城，那来顺对文三儿的态度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见了文三儿爱搭不理的，有好几次，车行里的伙计们聊天，只要文三儿一开口，那来顺的话就横着出来，每句话都能把文三儿噎到南墙上。文三儿觉得犯不上和那来顺致气，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那来顺如今是屎壳郎变季鸟儿——一步登天了，他一个远房侄子跟解放军进了城，现在是区政府的工作人员，那来顺立马抖了起来，觉得同和车行搁不下他了，连孙二爷的车份儿也不交了，令人奇怪的倒是孙二爷，这老东西连个屁也没敢放一个。
文三儿终于在一天夜里被几个武装士兵从被窝里拎出来，戴上手铐拿进公安局，连续二十四小时的突审把他审得头昏眼花，审讯者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你什么时候参加的军统？你的上级是谁？为什么不参加登记？”
文三儿大呼冤枉，说自己压根儿就不知道军统的大门朝哪边开，自己就是一臭拉车的，人嫌狗不待见，就是上赶着往前凑人家军统都懒得搭理。
负责审讯的干部刚从作战部队转业到公安局，本来也是个粗人，他一听文三儿绕来绕去，车轱辘话来回扯，王顾左右而言他，便心头火起，认定文三儿是个受过反侦察训练的老手，他把上了膛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吼道：“文三儿，我给你三分钟时间，再不老实交待我一枪毙了你！”
而文三儿还没到三分钟就尿了裤子……
这件事很快就搞清楚了，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