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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打给梅兰的电话里，我只是用非常隐晦的语言暗示了我的意图，她就已经心领神会了，接着便是沉默，彼此都没有提见面的请求。她永远都是一片平静的海，只有你用激情去挑拨她的时候，她才会波涛汹涌起来。后来，我把话题转向了她的女儿婷婷，借此打破沉默的僵局。不过，她只是叹息和苦笑，仿佛这最能够让她牵挂的亲情都不能刺痛她麻木的神经，僵局还是没有被打破，最后她倒是很平静的说：“我该去做礼拜了，我信了上帝，这是我最好的选择。”
从省城回B市，我已经有种强弩之末的感觉。心情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从激情满怀到黯然神伤，人生的大起大落最能磨练人的意志，我想，我也许就快悟出真理了。
车上的收音机里传来整点播报新闻的声音，播音员按主要领导官位的秩序播报领导们最近的一些公开的政务活动，这个国家就是这么含蓄，或者说这个东方的古老民族就是这么含蓄，并且喜欢以一种一成不变的潜规则来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它不但掩盖了云谲波诡的世间乱象，更越俎代庖地反应了人民的心声。
人事无间道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和分析，我对A局的种种形势开始有了一个清晰的脉络认识，之前属于原蒋局的人马大多数已被何局排挤，小部分被招安，这很符合中国官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例。放眼全国，A局只不过是众多衙门中的沧海一粟，但是千万不要被这沧海一粟的概念所蒙骗，因为我发现了一个规律，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来自中央的权力干预得越直接，所以何局的这个位置不但省委组织部长高智成安排不了，连罗书记也只能有建议权，在B市大部分重要部门里，谋取一个上了厅级的位置都需要动用通天的关系。我并不惧怕何局来自中央的背景，只是觉得自己的观点太幼稚，能量太小了。当然我背附的罗氏家族也理所当然地拥有来自中央的背景。当这种自中央的权力一反常态地越级向下干预B市官场的时候，这能说明什么问题？我隐约看见了在B市的房地产等暴利行业里隐藏着的这个既得利益集团的能量比罗氏家族还要巨大，这里面也许有勾结，但更多的是较量与妥协。
A局讨论人事安排的常委会在何局的建议下提前召开了。这让我有了一种紧迫感和使命感。在商仪交代给我的指定动作里有将原属蒋局派系下的A区分局的成副局长建议提拔为分局一把手的操作指令，同时也宣读了上级党委将A局分管治安等业务的副局长的这个位置换成了商厅的另一个心腹干将林副局长的任命书。尽管我在常委会的人事讨论上只有建议权，最终还是要何局来拍板，但这只是门外汉的看法，这更像是一场秀，我们都成了舞台上被人操控的木偶，依照主人的意志做着指定的动作，既然这些主要的人事安排，上面的主子已经达成了妥协，下面的仆人也就有照办的份。何局对我的人事建议并不感到意外，估计上面已经有人和他打过招呼了。同时我也暗暗庆幸他没有意识到罗氏家族会在B市色情业上借题发挥，以求达到官场上的蝴蝶效应，他似乎更在乎的是——B市所有的分局和重要科室一把手的位置还是被他的人牢牢地占着的这种人事格局，他心里一定在发出鄙夷的感叹——你孙悟空就算是再有本事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接下来，在科级领导的人事安排上，便成了中层领导们的利益之争。送了钱给何局的中层领导，该上的上，该稳的稳，这种格局在潜规则的安排下倒也井然有序。当然我这个分管组织人事的副局长还是有一点调动普通干部的工作岗位的权力，在会上，我除了代言了游克要关照的那几位普通干部的人事安排之外，我还要求把韩渊从传达室调到工会来。我的理由是——第一，韩渊在工作上比较消极，而门口又是一个窗口单位，安排这样的同志在门口值班，不利于A局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第二，因为韩渊同志把关不严，造成来上访的群众没有按照规定的信访秩序信访，乱窜机关办公大楼，影响了机关正常的办公秩序，为此韩渊同志还接受了我的严厉批评，第三，韩渊同志篮球打得不错，希望他调来工会之后，能够改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发挥自己的特长，认真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这一番滴水不漏的说辞，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举动，并没有引起何局过分的反感，他大概以为我就这么点小伎俩，他心里一定在嘲笑我——蚍蜉撼树，自不量力！
在人事讨论会的尾声，我出其不意却又装成顺带地提出要将小陶调到A局的内办刊物《金盾报》做副主编的建议，《金盾报》属于内设机构，不占机构编制，主编一般由办公室主任兼任，而副主编这个位置基本是打杂，名不正言不顺，所以也不会有什么人去打这个位置的主意。何局楞了一下，不过还是顺水推舟地说：“你份内的事，你自己决定吧。”
就在A局人事会开完的当晚，我接到了B市最有势力的涉黑集团——南霸集团老总南霸天的电话，他邀我去他府上一聚。这场鸿门宴我该不该去呢？
不折腾的终极解释
这场鸿门宴由不得我不去，因为这也是商仪早已交代好的指定动作。B市的水很深，也很具有代表性，她几乎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微型写照，不但有新兴的资产阶级，还有处于萌芽状态的中产阶级，而黑社会的势力同样也在B市猖獗，这三教九流便构成了很有中国特色的繁荣泡沫。在有限的阳光照耀下，发出妖娆的七彩，但只要阳光一猛烈，她就会爆裂。
打击黑社会一直都是政府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我同时也听到了南霸天对政府打击黑社会的评价是——在缺乏包容心态、少见世面、装着正义凛然、脑子被洗白、处于伪道德高地的“市民们”的义正言辞之下，政府开始作秀式地打击黑社会，政法部门高举利剑，宣传部门高唱凯歌，市民们也开始欢欣鼓舞起来（媒体语）。于是这场作秀活动倒忘记了谁是始作俑者，打击者在被自己垄断的媒体下很快意地自慰着，而被打击者在交出少量祭品之后仍然逍遥自在，风头一过，又可重操旧业。
南霸天给我的印象并不像他的名字那样霸气，他在我眼里是一位很精干的中年男子，并且拥有美国常春藤名校的硕士学历。在交谈中他一直在向我灌输美国黑社会的理念，并且如何把它用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里的方式方法。
在他非常低调且神秘的别墅里，我看不到类似于港产电影里对传统黑社会老大的别墅里那种浮躁与奢华的取景，这里更多展现的是内敛，显然这位在美国混过的南总已经深得中国人的含蓄之道，并且知道怎样迎合政府官员们的心态和满足他们的口味。
南霸天的茶道摆得很好，手势干练，动作利索，举止儒雅，完全是一副东方雅士的做派，但是他的思想却很西化，也很开放，这也是他引以为豪的地方。那天他很自豪地对我说：“我的社团的人数比你们的人还多，当然我们不会乱来，要是乱来的话，触怒了中央，就会调武警过来把我们灭了，这也是中国黑社会不能够壮大起来的原因，但是中国的黑社会的数量却很多，而且对地区的适应能力也很强，我甚至可以很骄傲地告诉你，我手下的兄弟都很团结，为什么？因为我解决了他们的吃饭穿衣，付他们工资，为他们买保险，我们有宗教信仰，我们都拜关二爷。我们和国父孙中山曾经加入过的洪门是一脉相承的，我们的出身并不差，但是你们白道的人却为总是在勾心斗角，并且了自己的利益，掠夺了我们的一直在做的生意，逼得我们没有饭吃，当然我南某人还有实业，还能养活手下的一班兄弟，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手下的兄弟不做毒品生意，但是我保证不了别人不做毒品生意，你看看现在B市的色情业给严大公子折腾成什么样子了？整个B市，有娱乐执照的只有两家，一家是严大公子的，一家是温州商人投资，何局占有股份的，我听说那个温州商人光是花在买娱乐执照上的钱就是一千万，至于其他娱乐场所都在无牌经营，然后每年进贡，我就觉得好笑了，怎么潜规则里面还能再立潜规则？我估计你上面制定这条牌照制度的政策的人也是默认了这条潜规则的吧！以前明明是花了钱买了娱乐执照，平时再打点一下，就能做色情业，这是一条潜规则吧，他严大公子硬是在这条潜规则里面又硬设了一条潜规则——凡是没有娱乐牌照的色情场所也可以从事色情业，但是要交更多的进贡费用，而且又不能保证场子不被查，这种做法简直和抢没什么区别，中国的法律往往是制定得很严格很规范，但是却没有一个好的国家机器来运行它，所以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的立法没有像美国那样在国会上讨论，没有听取民间的声音，没有衡量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以长官的意志，以体制内的小部分人的观点一意孤行制定出来的法律，这个立法理念从根本上就错了，一个国家制定出来的法律是能以相对较小的行政成本让大多数人都能够遵守或者遵守起来不困难的法律，如果一条法律大部分人都不能遵守或者遵守起来有难度，那么这条法律便成了一纸空文，而且甚至成为了你们官僚压迫和敲诈各个社会阶层的借口，从而滋生出腐败。我本以为只有色情行业的潜规则才会这么严重，没想到做实业一样有太多的潜规则，比如我要从海外进一批原材料来国内加工再出口，过海关的时候如果不瞒报数量，按你们的规定缴税，我就赚不到钱，于是潜规则就出来了——如果不想缴那么多税，那就包红包吧，但是尽管我包了红包，他们还是可以随时治我的罪，因为我的罪证还在他手里，我只有挨宰的份。话再说回娱乐业上来吧，如果国家的法律允许红灯区，那么我们以公司的名义来做色情业，我们缴的税是直接入国库的，而不是进了严大公子的私人的腰包，你们要是敢找麻烦，至少我还可以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说白了就是——把黑社会浮出水面，让媒体让民众来监督，让宽松的法律来包容，它就不再是黑社会了，顶多是个社团，而结社又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使宪法赋予我们的最基本的权利。”
我苦笑道：“南总说得轻巧，不过你这套理念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但是目前在中国这种环境下运行，难免会走样，不过大方向还是对的，就是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给人民，形成民主监督的氛围。我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只能是把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自由’落到实处，才有可能形成良好的社会民主监督的氛围，渐进式地改良中国的民主，而之前，苏联由上至下的改革，实践证明是相对失败的，而台湾的民主改革的方向则是相对正确的，但是台湾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切入的时机相当好，那时正好是在蒋经国治下的强人政治时代，国家的主要权力（类似于中国中央集权属下的五权，前面介绍过的五大武器）还没有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与挟制，这便为台湾实行五权分立营造良好的氛围，另外台湾的外来族群与本地族群形成了天然的利益对抗群体，这也为台湾实行两党制奠定了基础，而中国的问题则相对复杂一些。首先，中国在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这两个政治强人时代，都没有有效地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且社会还保留着危险的二元结构，改革开放这些年倒是形成了一些民营企业家和中产阶级，并且同时也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利益群体——农民工。如果中国农民工利益集团与中国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能够形成天然的利益对抗集团，倒也是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件大好事，不过很多人都忽略了新中国的前身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这种社会形态虽然打破了帝制的形态，却没有打破帝制的结构，于是骨子里还有遗传基因，这便导致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命脉的还是官僚资产阶级，如果要从根本上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必然会损害到这部分人的利益，但更关键的地方是——他们怕推行民主以后被人民清算，所以他们不惜动用国家权力机关，打着维护稳定的旗帜，对争取权益的人民进行镇压，而更吊诡之处在于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类似于以前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