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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月报》,一共就出了六期,他说他记得买过六期,那就是说,这个刊物他都买全了。孙犁买了这么多左翼刊物,一则说明他当时的思想确属“激进”;再则说明在当时的思想气候下,这些刊物实际上是禁而不绝。他的思想状况如此,难怪在“左联”和胡秋原、苏汶的那场论战中,他站在左翼立场,“也写了自己觉得很尖锐、实际上只有一个左的面貌的文章。”②当然,那时这场论战已经过去,他的文章没有被采用。
他这个时期继续读了许多苏联文学作品,如萧洛霍夫的短篇《死敌》(写苏联革命时期农村的斗争),长篇《被开垦的Chu女地》等。萧洛霍夫的作品给他留下了相当深的印象,他当时买下了立波译的这部长篇。此外,他还读过描写苏联国内战争的中篇小说《一周间》(里别进斯基作)。这部作品,在30年代和《士敏土》(革拉特珂夫)、《毁灭》(法捷耶夫)、《铁流》(绥拉菲莫维奇)等名作一起介绍到中国,鲁迅先生在《祝中俄文字之交》等文章里,曾多次提到过它。具有纪念意味的是,在孙犁现在的藏书中,居然还保留着这部在北平流浪时买下的书,其中还粘贴着他当年从《大公报》上剪下的作者谈写作经验的文章。
孙犁说他中学毕业以后“无力升学”①,这些,也就是“他的大学”了。这是在社会上谋事、直接体验人生的过程中,继续进行的大学课程,虽然没有课程表,他自己却得到了许多第一手资料——文字的和生活的。
还应该补充一笔:他并不敢轻视《金瓶梅》这部著名的世情小说。实际上,他从青年时代起,对这部书也浏览过几次了,只是“每次都没有正经读下去。老实说,我青年时,对这部小说,有一种矛盾心理:又想看又不愿意看。常常是匆匆忙忙翻一阵,就放下了。”但后来,他终于从反映人生的角度,也可以说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考察这部作品了:“……想在历尽沧桑之后,红尘意远之时,能够比较冷静地、客观地看一看:这部书究竟是怎样写的,写的是怎样的时代,如何的人生?到底表现了多少,表现得如何?作出一个供自己参考的、实事求是的判断。”他还把《金瓶梅》和《红楼梦》来进行比较,认为自己从文学爱好上说,首选也是《红楼梦》,至于风格,后者更远在前者之上。但两者又都是热爱人生的结果:
我从来不把小说看作是出世的书,或冷漠的书。
我认为抱有出世思想的人,是不会写小说的,也不会写出好的小说。对人生抱绝对冷漠态度的人,也不能写小说,更不能写好小说。“红”如此,“金”亦如此。作家标榜出世思想,最后引导主人公出家,得到僧道点化,都是小说家的罩眼法。实际上,他是热爱人生的,追求恩爱的。在这两点上,他可能有不满足;有缺陷,抱遗憾,有怨恨,但绝不是对人生的割弃和绝望。①
这是健全的人生态度,也是健全的欣赏态度。这样的态度虽是后来逐渐形成,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他心高气傲、形只影单地漫游于北平街头上那些杂乱书摊的时候,恐怕就既动心、又动容地考虑过这些问题了。这时,他也确实在读《世界文库》上的《金瓶梅》洁本连载——虽然并没有读完。
被挤之后
白天的时间,他自然还得去工务局上班。工务局在府右街,他们在一个小偏院的西屋办公。屋子里最大的官儿,是一名办事员,姓贺,办公桌靠窗,而且有玻璃板。他的对面也是一位办事员,姓李,桌上就没有玻璃板。但他和市长似有瓜葛,人比较文雅。他结婚时,孙犁去随过礼。
靠西墙的角落里,放一张非办公用的破旧板桌,上面没有任何文具,只堆放着一些杂物,这就是孙犁“办公”的地方了。桌子两旁,摆着两条破板凳,坐在他对面的,是个姓方的破落户子弟。这年轻人写一手好字,可惜染上了不良嗜好,整天坐在那里打盹儿,醒了就和孙犁开句玩笑。贺办事员像是南方人,一上班话就不停,对谁都不冷淡。他见孙犁好看小说,就说认识张恨水的内弟。这时正是张恨水前期创作的全盛时代(实际上也是他整个创作的全盛时代),他的几部影响最大的小说,如《春明外史》、《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等,均已先后在上海出版(有的在出版前先在报上连载,如《春明外史》,连载时间竟长达四年又九个月。《啼笑因缘》连载时间虽没这么长,轰动性则更大),风行于京、津、沪等各大城市。拿他来做话题,那是最时髦、最风雅的了。
孙犁所在的科,负责市政建设。市民修房建房,须请科里的技术员去丈量地皮,绘制蓝图,确认不侵占房基线后,才在窗口领照。
有好长时间,孙犁无事可干,也没有人给他分配工作。同屋有位姓石的山东人,为人诚实,提醒孙犁这样并不好,等科长来考勤,那就很不利。他比较老于官场,明白这是朝中无人所致。孙犁不知此中利害,还是把书摆在那里看。果然,事情就发生了。
科里有位身穿蓝绸长衫的胖股长,和下属谈话时,老是把一只手托在长衫的前襟下面,做撩袍端带的姿态。他有个干儿,也喜欢学他的姿态,不过他的长衫不是绸的,而是蓝布,并且旧了。这人是典型的京华恶少,政界小人,虽不在孙犁他们的屋里上班,却常常来厮混。有一次,孙犁寄给股长一张假条,他虽然看过《酬世大观》,上中学时也读过陈子展的《应用文》,还是把“等因奉此”的程式用错了。山东人告诉他:股长曾拿着假条,到屋里来朗诵取笑。不料这干儿又学了干老子的样子,有一天,也拿这件事来孙犁屋里取笑。孙犁虽然一向文静寡语,与人无争,到底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终于被激怒,当场把他痛骂一顿。他讨了个没趣,只好赔笑而去。
不久,那位体育明星的外兄由局长的位置上下来,孙犁也就“另候任用”了。
他被免职以后,按照惯例,同事们约他到东来顺吃了一次火锅,然后到娱乐场所玩玩。
这个性格内向、外表沉静的青年人,其实也喜欢娱乐的。他在北平这段时间,除了书,还爱看电影,听京戏,甚至迷恋着一些电影明星和科班名角。他尤其爱听富连成小班的戏。富连成原由东北一个商人出资筹办,1904年在北京正式成立,初名喜连升、喜连成,是京剧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科班,1948年停办。在这段时间内,由萧长华、苏雨卿等任教授艺的这个科班,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七科学生近七百人,侯喜瑞、马连良、谭富英、叶盛章、叶盛兰、裘盛戎、袁世海、谭元寿等都出自这个科班,梅兰芳、周信芳等也曾在这里搭班学戏。它只收六至十一岁的男童学戏,量材授艺,督教极严,一般七年出师。在它之前的科班,大都是成|人与孩子搭班合演,称“大小班”,富连成班则一律由学生演出。它演的戏,以严谨整齐著称,连台三国戏尤其拿手。孙犁在北平时,仍是富连成的兴盛时代,自幼看惯了乡间大戏的他,现在看到这些“小班”角色的极具朝气和魅力的演出,真是如坐春风,如沐春雨,他实在不能不击节而唱了。他也真的学唱起几句京剧来。
他现在是被免职了,不得不准备回到故乡去。这在他倒没有什么,他故乡有亲人,有结婚未久的妻子,回到故乡去,倒未尝不是一件惬意的好事。和他一同免职的,还有一名外勤人员,家就在北平附近,孙犁只记得他脸上有些麻子,举止和装束,都像一个小商贩。失业对于他,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从娱乐场所回来的路上,他悄悄地对孙犁说:“孙兄,你是公子哥儿吧,怎么你一点也不在乎呀!”
孙犁想告诉他:自己的精神支柱是书本。但怕他不能领会,就没有回答。“其实,精神支柱也不可靠,我所以不在意,是因为这个职位,实在不值得留恋。另外,我只身一人,这里没有家口,实在不行,我还可以回老家喝粥去。”①他就这样走出了工务局,安闲自在地去逛西单商场的书摊。在这里,他看见了渴望已久的鲁迅先生翻译的《死魂灵》。这部自德译本转译的长篇小说,这时刚刚出版②,不是朝夕专注于书摊的读者,是很难这样得风气之先的。他很高兴,立刻用同事们带来的最后一次薪金,买下这部名著,回到公寓去“夜读”了。
第二天清晨,他又挟着这本书,到了高城有五、六十里地的黑龙潭,去看望一位在山村教小学的朋友。这位朋友姓刁,河北省深县人,育德中学师范班毕业,论起关系,和孙犁是大同乡,又是同学。有一年暑假,为了找职业,他们在育德中学那座碉堡式的招待楼里,共同住过一段时间。他为人热情,对于比他年龄小的同乡同学,情谊很深。孙犁到他那里的时候,正是黄叶飘零的时节,面对着清冷的潭水,孙犁不断想起曹雪芹在西山著书的情景。住了两天,他又回到城内。
接着,他又到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同学那里各住了几天。终于——
……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内容是:我要离开这个大城市,回到农村去了,因为我看到:在这里,是一部分人正在输血给另一部分人!
诗被采用,给了五角钱。①做为他这一次来到北平的文学上的收获,他还有一篇《北平的地台戏》。这是一篇一千五百字左右的短文,分三次登在1934年《大公报》的“本市附刊”上(11月29日、30日、12月1日)。这是读者近年来查到的孙犁早年发表的极少数作品之一,他自己就此发表看法说:“30年代之初,我读了不少社会科学的书籍,因之热爱上接近这一科学的文艺批评。并且直到现在,还不改旧习,时常写些这方面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为权威者笑。”①权威者笑不笑,先不用管,我们觉得,这篇议论性的记事短文,是一篇很重要的文字资料,它记录了旧日北平街头的风俗民情,也记录了那时孙犁的生活行踪和思想见解,显然,爱看京戏的他,也常常到这些贫苦阶层的人们喜欢去的地方:
在北平的天桥、西单商场、东安市场的游艺场里,和那些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变戏法的在一起,我们常见到唱地台戏的人们。
和说相声的、唱大鼓书的一样,他们也是靠着嘴吃饭的。
……
在平地上,摆好两圈板凳,观众就坐在上面,中间的空地,就成了台面。
还有一张方桌,这可以说是后台,在桌的两旁坐下了拉胡琴和弹月琴的乐师。一切的演员也站在那里。
他们的乐器很简单,除去必用的胡琴外,还有一把月琴,两块硬木板代替了鼓板,至于,京剧应有的其他乐具,便全拿嘴来代替了。
他们的角色,也就三、四个全是很年幼的孩子——八、九岁至十一、二岁。
他们也有领班的,这个人是有舞台的经验和灵活的手脚的。
一出戏要开始了,他便用嘴打着开场锣。他用一条布蒙住了演员的脸,等胡琴拉完了过门,他把那条布一揭,演员便算上了台,一声声地唱起来。……
在一出戏的终了,小孩们便捧着小盘向观众索钱……①
这就是他所记录的北平地台戏的全过程,是他在30年代中期的“都市采风”。他认为,地台戏以“原始的”形式接近群众,对话剧运动的普及有很大的帮助;在艺术大众化的口号下,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件工作。
在这则简短的“记事”里,孙犁并没有忘掉它的中心:自1930年上半年以来,左翼作家发起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这时已经达到了高潮。
《大公报》引出的故事
1936年春,孙犁失业,在家闲住。但每天仍手不释卷,或读或写。没有书柜书桌,妻子的衣柜就变成了他的书柜书桌,没有安静的读书环境(这时他们已经有了一个男孩),场院里树荫下就是他自得其乐的读书环境。
在外面读报养成了习惯,他很想订份报纸看。这在那时,几乎是一场幻想。东辽城地方偏僻,教育落后,虽然有小学,但从来没想到要订报,村公所就更不用说了。
现在,孙犁要订报,这在那时一般人看起来,是够气派的了。而且,他想要订的还不是一份小报,是堂而皇之的《大公报》。“这种报纸,我们的县城,是否有人订阅,我不敢断言,但我敢说,我们这个区,即子文镇上是没人订阅过的。”①《大公报》是一份有着广泛影响的大报,它的副刊办得相当活泼,特别是自1933年9月设立《文艺副刊》后,吸引了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