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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
第二天，雨住天晴，大河里的水下来了，北面也开了口子，大水围了子午镇，人们整天整夜，敲锣打鼓，守着堤埝。开始听见了隆隆的声音，后来才知道是日本人占了保定。大水也阻拦不住那些失去家乡逃难的人们，像蝗虫一样，一扑面子过来了。
子午镇的人们，每天吃过饭就站在堤埝上看这个。……
“看，飞艇，三架，五架！”
他们像看见稀罕物件一样，屋里的跑到院里来，院里的上到房顶上去。小孩子们成群结队的在堤埝上跑着……
逃难的女人回过头来说：“乡亲们，不要看了，快躲躲吧，那是日本人的飞机，要扔炸弹呢！”
没有人听她，有些妇女，还大声喊叫她们的姐妹们，快放下针线出来看：“快些，快些，要不就过去了！”
飞机没有过去，在她们的头顶仄着翅膀，转着圈子……
……
轰！轰！飞机扫射着，丢了几个炸弹，人们才乱跑乱钻起来，两个人炸死在堤埝上，一头骡子炸飞了。
飞机沿着河口扫射，那里正有一船难民过河。河水很大，流的又急，船上一乱，摆渡整个翻到水里去。大人孩子在涌来涌去的大浪头中间，浮起来又淹没下去，一片喊救人的声音。
日本人的飞机扫射着，轰炸着，河里的水带着血色飞溅起来。
……①
侵略者就这样把战争推进到孙犁的家乡，推进到滹沱河沿岸。这时，人民看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放下河南岸的防御工事，往南逃，县政府也雇了许多辆大车往南逃。有一天，郎仁渡口，有一个国民党官员过河，在船上打着一柄洋伞，敌机当成军事目标，滥加轰炸扫射。敌机走后，人们拾到很多像蔓菁粗的子弹头和更粗一些的空弹壳。”①这年冬天，冀中平原动荡起来了，几乎每个夜晚，都可以听到乱枪的声音，有绑票的，也有自卫的，有时竟如年关的鞭炮。有一天夜里，东辽城村的村长被人用撅枪打死在东街土地庙附近。孙犁不记得这村长是民选还是委派，只记得他家是富农，正房里悬挂着县长的奖状，小个子，黑脸，略麻，冬天有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有的羊皮袄，在街上走路时总喜欢提起皮袄右面开襟的地方，步子也迈得细碎些，他觉得这样才势派。他是深夜从一个相好的寡妇家里出来遭打的，被打死的还有送他回家的寡妇的儿子，不料这一次村长竟没死，第二天一早他又活过来。他死在第二次：1938年日军占领县城，地方又大乱，他在夜里被绑架到村外，割去棒棒，大卸八块。
有一些绿林式的人物也乘机而起，他们扯起“抗日”旗号，有时却扰民。性情粗野、桀骜不驯、能双手打枪的高顺成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是任丘县人，“七七”事变前已有百余人的武装，活动在文安、新镇和白洋淀一带，事变后他拉起的部队曾奉命到安平县整训、驻防，终因抗拒党的改造和图谋不轨被击毙①。《风云初记》中描写的反复无常、性情蛮悍的“大贼”高疤，就有这个人的影子。
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一味南逃的颓败情势下，有一支英姿勃勃的小部队却回师北上，这就是由团长吕正操（他出生于1905年，当时刚三十岁出头）率领的原东北军的六九一团。这个团队随国民党的五十三军退至大清河一带，就伺机摆脱了主力部队的辖制，单独北上。他们在石家庄东南的梅花镇打了一次胜仗后，迅速向东北方向挺进，至晋县的小樵镇，经过讨论，甩掉了五十三军的番号，改称人民自卫军，“采用长方形臂章，白底，蓝边，上面为人民自卫军五个蓝字，中间是一颗红星。并约法三章，严明纪律，不准扰民，官兵平等。”随后，人民自卫军继续北上，渡过滹沱河，进驻深泽县城。“在日军大举进攻，到处奸淫烧杀，国民党官兵溃逃，沿路抢劫骚扰，冀中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突然出现一支戴有红星的抗日队伍，立刻鼓舞了渴望共产党领导抗日的广大人民群众。”②
吕正操曾任张学良的副官、秘书，西安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次北上抗日，就是贯彻了北方局“留在敌后找地方党，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事变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北方局的预想：冀中抗日根据地很快建立起来了。
关于这段历史，《风云初记》作了极其真实的描述：这些日子，冀中平原的形势，紧张起来。日本人顺利的爬过黄河以后，感觉到有一种力量，在它的脚踝上，狠狠插上一刀，并且割向它的心腹。起先，它没把吕正操这个名字放在眼里。这个年轻的团长，在整个国民党军队溃退南逃的时候，在大清河岸，抗命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场挺身反抗的战争，扫除了在军民之间广泛流行的恐日情绪。部队损失了一半，青年将领并没有失望，他和地方上共产党组织的武装结合起来，在平原上坚定的站住，建立了一个光荣的根据地。当日本人明了吕正操竟是一个共产党的时候，才深深恐慌起来，它布置向冀中平原进攻，沿平汉线增加了部署，在北线，进占了河间，威胁着高阳。
……①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华北人民就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的威胁。现在，威胁已经变成现实，变成了惨无人道的烧杀抢掠。在强敌压境之际，人民一度苦于没有党的领导；现在有了党的领导，他们蓄之已久的抗日热情，便火山一样地爆发了。
这是他们进行的一场最自觉的战争：“当时，一个老太太喂着一只心爱的母鸡，她就会想到：如果儿子不去打仗，不只她自己活不成，她手里的这只母鸡也活不成。一个小男孩放牧着一只小山羊，他也会想到：如果父亲不去打仗，不只他自己不能活，他牵着的这只小山羊也不能活。”①认真说，在冀中平原，就是鸡，也学会了和侵略者作斗争。孙犁描写过这样一只鸡：由于敌人的不断骚扰，它已经习惯在树上睡觉、栖息。有一天，一个日本兵发现了它，便举枪瞄准。鸡见状哇的一声飞起来，跳墙过院，直飞村外。日本兵紧追不舍，见鸡钻进一个大苇垛……这一次，他们在苇垛里遇到一个藏在那里的女孩子，挨了手榴弹。最后，侵略者用机枪归射苇垛，引起漫天大火。结果，不但女孩子（还有她的两个女伴）穿过苇垛向淀里安全转移，那鸡也从垛里钻出来，逃向茫茫的苇海了②。
总之，平原的动荡导致了一次火山爆发、一次真正的人民战争：
1937年冬季，冀中平原是大风起兮，人民是揭竿而起。农民的爱国家、爱民族的观念，是非常强烈的。在敌人铁蹄压境的时候，他们迫切要求执干戈以卫社稷。……③
孙犁也在这个大时代的推动下，走向了抗日战场。
本来，当国民党政权南逃之际，孙犁也每天站在村北的大堤上，望着茫茫的河水和逃难的人流，以及“国军”的散兵游勇，感慨不已。“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东北是①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出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他的眼前是滹沱河水，其中也流着逃难人群的血和泪；但是，难道这半壁河山，就这样丢去了吗？
他剪去长发，农民打扮，也想南下；但苦无路费和去处。这时，从同口捎回来的服装，寄放在安国父亲所在的店铺里，被乱兵抢去，更增加了他的烦恼——不是为那几件衣服，是为破碎的国土和混乱的世界。
报国的时候终于来了。1937年冬季，他接到侯士珍一封信，是由安平县抗日政府转来的。这时，侯士珍公开了他的共产党员的身分，他在同口、冯村一带，和孟庆山组织抗日游击队，后称河北游击军。孟庆山是蠡县人，1931年参加过宁都暴动，经过长征到达延安，“七七”事变时，他正在抗大学习，受党中央派遣，回冀中开展敌后抗日工作②，是冀中抗战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风云初记》里对他做了细致、生动的描绘。
河北游击军成立以后，孟庆山任司令员，侯士珍是政治部主任。侯士珍的信，邀请孙犁到滹沱河北岸的肃宁看看，那里驻有抗日军队。孙犁于次日即整装——那不过是穿上一件灰色棉袍——赴安平县城，家里不放心，令堂弟陪去。在县城，见到县政指导员李子寿，转达司令部电话：让随杨队长队伍前去。这是新收编的一支队伍，杨队长土匪出身，队伍也不整饬，长袍、袖手、无枪者很多，一路上散漫无章，安平距肃宁只有七十华里，孙犁骑马，至晚才到。司令部有令：杨的队伍暂住城外。孙犁只身进城，至城门被岗兵用刺刀格拒，这种战时情景，给了他一种异样的感觉。经联系，先见到政治部宣传科的刘科长，很晚才见到他的老同学侯士珍。
肃宁城内大街，灯火明亮，人行如织；抗日队伍歌声四起，威武雄壮；饭铺酒馆也都家家客满，锅勺相击、借酒行令之声，不绝于耳。显然，在这个有抗日战士驻防的县城内，人们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他们尽情而大方地享受着这种安全感，虽然人人都明白，一场更残酷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
（）
侯士珍同爱人带着孩子茜茜，住在一家地主的很深的宅院里，身边放着上好了子弹的盒子枪。第二天，他对孙犁说：“这里太乱，你不习惯。”他便托吕正操的阎参谋长，带孙犁乘卡车去安国县。那天风大，他又取来一件旧羊皮军大衣，送给孙犁路上御寒。到了安国，又见到阎素、陈乔、李之琏等过去的同学、同事，他们都在吕正操的政治部工作，有的还住在孙犁父亲所在的店铺里。朋友们见面，自然很高兴。不安的倒是孙犁的父亲，他看见儿子披了一件军大衣，还以为他投了八路军呢。
随后，孙犁同父亲回到东辽城，在人心惶惶中度过了一个春节。1938年初春，人民自卫军司令部移驻安平县黄城一带，那里正是孙犁的岳家。就在这时，“李之琏，陈乔到家来访，并作动员”①。这样，孙犁就在这年春季正式参加了抗日工作。他仍然穿着那件灰色棉袍，频繁地往返于东辽城和安平县城之间，从事抗日宣传方面的工作。
他首先在家里编写了《民族革命战争与戏剧》这本小书，由政治部作为文件油印发行。令人感兴趣的是，在多年的历史动乱中，居然保留了一个复制本，使人们得以亲睹它的“战时风采”：
前奏。
上篇：一、民族解放战争与艺术武器；二、戏剧的特殊性；
三、中国劳动民众接近的戏剧；四、我们的口号。
下篇：一、怎样组织剧团；二、怎样产生剧本；
三、怎样演出。
接着，他又选编了一本题名《海燕之歌》的诗集，收中外进步诗人的作品，在安平铅印出版。因为当时人力、物力都很匮乏，主事者还受到刚上任的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批评，以为这并非当务之急。不过，这本有着紫红色封面的厚厚的诗集，连同因为印刷技术问题留在封面上的一个螺丝钉头的花纹，毕竟给抗战的文化工作壮了行色，留下了纪念。
后来，政治部宣传科介绍他去找路一。路一住在邻近的侯町村，正在组织一个编辑室，很需要他这样的人去工作。孙犁这样记下了他和路一见面的情况：“初见面，给我的印象太严肃了：他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冬天的军装外面，套了一件那时乡下人很少见到的风雨衣，腰系皮带，斜佩一把大盒子枪，加上他那黑而峻厉的面孔，颇使我望而生畏。”①在后来他和路一相处的日子里，他们很熟很要好，他知道路是很热情爽快的人。
在编印《海燕之歌》的同时，孙犁写了《现实主义文学论》，发表在《红星》杂志（路一主编）第一期上。“这谈不上是我的著作，可以说是我那些年，学习社会科学和革命文学理论的读书笔记”②。在这之前，他在子文镇街头上认识了王林。王林是那时冀中地区资历较深的作家，他生于1909年，衡水县人，30年代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任该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还是黄敬的入党介绍人。后逃亡上海，加入了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孙犁在《大公报》副刊上，曾经读过他的作品。现在，王林读到了孙犁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因其中引文太多了，他对孙犁说：“你怎么把我读过的一些重要文章，都摘进去了？”在孙犁听来，这是“客气地讽刺”，但当时适值抗战军兴，共举大业，同志关系，融洽无间，并不以为这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做为主编的好大喜功、不拘小节的路一，还对经他手发表的这篇洋洋万言的宏文，非常满意，他把孙犁誉为“冀中的吉尔波丁”（按：吉尔波丁是苏联文学批评家，参加过国内战争，曾任联共（布）中央文学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