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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什么来形容那一月间两月间所经历的苦难，所眼见的事变？心碎了，而且重新铸成了；眼泪烧干，脸皮焦裂，心脏要爆炸了。
清晨，高粱叶黑豆叶滴落着夜里凝结的露水，田野看来是安静的。可是就在那高粱地里豆棵下面，掩藏着无数的妇女，睡着无数的孩子。她们的嘴干渴极了，吸着豆叶上的露水。如果是大风天，妇女们就把孩子藏到怀里，仄下身去叫自己的背遮着。风一停，大家相看，都成了土鬼。如果是在雨里，人们就把被子披起来，立在那里，身上流着水，打着冷颤，牙齿得得响，像一阵风声。
这是《“藏”》②这篇小说对五一大“扫荡”开始后群众生活的一个掠影。人们可能还记得小说叙述的那个挖洞的故事。著名的冀中平原的地道战是从挖洞开始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创造。开始是单一的洞，后来发展为多户相通的初级地道，但目的仍是为了隐蔽，再后才发展成为能攻能守的网络式作战体系。挖洞的事最早出现在蠡县（孙犁的小说《第一个洞》①，几乎以完全纪实的手法写了这件事），这和小说描写的背景完全一致。据《吕正操回忆录》②说，开始有的领导同志对蠡县一带发展地道很不满，认为是逃跑主义，后来程子华政委带工作组亲往调查，才肯定了这是人民的伟大创造。蠡县靠近保定，环境艰险，最先出现地道是不奇怪的。如果在五一反“扫荡”前就开展地道战，那就更好了，冀中人民会减少很多损失。
折城、破路、挖地道，被认为是抗战时期冀中平原上的三大工程，是开展平原游击战的伟大创举。这三大工程，在孙犁的作品里全有反映。前两项工程是在抗战初期进行的，《风云初记》里有很生动的描写，我们不妨掇拾一二。
先说拆城。女县长李佩钟向拆城的民工作了动员，大家分散开，刚要动手，来了三个穿长袍马褂的绅士，为首的正是李佩钟的父亲李菊人。他说：“古来战争，非攻即守，我们的武器既然不如日本，自然是防守第一。从县志上看，我县城修在宋朝，高厚雄固，实在是一方的屏障。县长不率领军民固守，反倒下令拆除，日本人一旦攻来，请问把全县城生灵，如何安置？”
李菊人领了半辈子戏班儿，不但他的见识、学问，全从戏台戏本上得来，就是他的言谈举动，也常常给人一个逢场作戏的感觉。全县好看戏的人差不多全认识他，民工们扛着铁铲大镐围了上来。
“我们不是召集过几次群众大会，把道理都讲通了吗？”李佩钟说，“那天开会你们没参加？”
“那天我偶感风寒，未能出席。”李菊人抱歉的说。
李佩钟说：
“我们进行的是主动的游击战，不是被动的防御战……”
“那可以进行野战，”李菊人截住说，“昔日我轩辕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一战成功，这是有历史记载的，可从没听说拆城！”
李佩钟向他们解释，抗日战争是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战争，很多事情是旧书本上查不出来的。三个绅士还要麻烦，群众等不及了，乱嚷嚷起来：“这点儿道理，我们这庄稼汉们全捉摸透了，怎么这些长袍马褂的先生们还不懂？别耽误抗日的宝贵时间了，快闪开吧！”
他们一哄散开，镐铲乱动，尘土飞扬，笼罩了全城。三个老头儿赶紧躲开，除去李菊人，那两个还转回身来，向县长鞠躬告别，从原道走回去了。一路走着，拿草珠子的老头儿感叹地说：“我们每天起来，连个遛画眉绕弯儿的地方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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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腰子的说：
“李菊老吊嗓子的高台儿也拆了哩！”
李菊人却把马褂的长袖子一甩，唱起戏来。①关于破路，《吕正操回忆录》作了这样的介绍：“由于敌人是使用汽车、装甲车、骑兵的快速部队，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不利于我。”“冀中平原毫无山丘之阻，交通异常便利……这对敌之‘扫荡’、机械化部队之使用甚为有利。于是全冀中军民在‘破路就是抗日’的口号下，对所有道路进行了全面破坏。这一工作，从1938年1月开始，到秋季基本完成。”
在冀中抗战史上，破路实际上是改造平原地形的一大壮举。
《风云初记》里描写的破路的情况和细节，同上述真实背景完全相符，连时间上也不差什么。小说叙述说：破路的图样发下来的时候，已近旧历年节，那是一个充满惊恐和痛苦的年节：
平原上这一个年节，记下了人民生活心情的重大变化。一过腊月初十，就到处听见娶儿媳妇的花炮，为了使爹娘松心，许多女孩子提前出嫁了。媒婆们忙了一阵，很多平日难以成就的婚姻，三言两句就说妥了，女家的挑拣很少。有的丈夫不在家，娘家一定要娶，就由小姑子顶替着拜了天地。
敌人的烧杀奸淫的事实，威胁着平原的人民。在铁路两旁，那些十六、七岁的女孩子们，新年前几天，换身干净衣裳，就由父亲领着送到了婆家去。在根据地，爹娘们还想叫女儿抢着坐花轿，唢呐和锣鼓，从夜晚一直吹到天明。可是，因为敌人的马蹄、汽车和坦克，在平原的边缘，在冰冻的麦苗地里践踏倾轧，就使得在大道上奔跑的迎亲车辆，进村的喜炮，街头的吹唱，都带上了十分痛苦的性质。在这种情形下面，破路的动员，简直是一呼百应。谁家有临大道的地，都按上级说的尺寸，去打冻刨坑。早晨，太阳照耀着小麦上的霜雪，道路上就挤满了抢镐扶铲的农民。
小说叙述了农村各阶层的人们对破路的不同态度。参加过高蠡暴动的高四海老人，他的麦地是一块靠近路边的又窄又长的条道地，他“一并排连挖十二个大沟，差不多全部牺牲了自己的小麦。他的沟挖得深，铲得平，边缘上培起高高的土墙，像一带城墙的垛口。……他全身冒汗，汗气从沟里升起，围绕在他的头顶，就像云雾笼罩着山峰。”而地主田大瞎子，却把长工按尺寸在他的地里挖的沟重新填上，用吃街占道的办法，把沟往外挪，挖在了大道上。高四海说：“日本人侵占我们的地面，我们费这么大力气破路挖沟，还怕挡不住他！像你这样，把挖好的沟又填了，这不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诚心欢迎日本，惟恐它过来的不顺当吗？”
田大瞎子狡赖说：
“你看，把沟挖在大道上，不更顶事儿？”
这时从北面过来了两抬花轿，后面紧跑着几辆大车。赶车的鞭打着牲口，在田大瞎子的地头上碰上沟，差一点儿没把送女客翻下来。吹鼓手告诉高四海说：北边的风声不好，有人看见了日本的马匹。高四海对田大瞎子说：“看！你这不是挡日本，你这是阻挡自己人的进路。你的地里，留下了空子，日本人要是从这里进来，祸害了咱这一带，你要负责任！
“我怎么能负这个责任哩？”田大瞎子一背铁铲回家去了。
“什么也不肯牺牲的人，这年月就只有当汉奸的路。一当汉奸，他就什么也出卖了，连那点儿良心！”高四海又挖起沟来，他面对着挖掘得深深的土地讲话。①
高四海老人没有说错，日本人过来以后，田大瞎子连同他的儿子、在北平的大学里念过书的田耀武，都成了日本人的合作者。
孙犁赶上了在冀中平原上进行的这些轰轰烈烈的工程；因此，在字里行间，人们很容易读出他的感情、乃至经历来。
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开展得稍晚一些，那时孙犁正在山地工作，没有赶上。他写的关于冀中挖洞的故事，是听人说的。但是，他却有过钻洞的经验，那是1944年3月，他到位于太行山东麓的曲阳（在河北省西部）游击区走了一趟，在洞里住过一夜。重要的是，他有过和冀中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的经历，所以，写起洞来，仍然使人感到非常亲切、自然。
《第一个洞》和《“藏”》等作品，写了冀中平原上的第三项工程，准确地说，是写了它的开头——挖洞。尽管洞还不是地道，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有了开头，就会产生结尾，从有了这“第一个洞”后，“地洞、地道就流传开了。而且在不断地改进着。什么‘七巧连环洞’，‘观音莲台洞’……花样翻新，无奇不有。而这‘第一个洞’的创造的故事，也就随着洞的传播而传播着。”
《第一个洞》开头就标明“蠡县××庄”字样，所写环境，如说从1941年起，“××庄的形势就变了，在它周围，敌人的据点远的有八里，近的只有二里”，“那一带环境十分残酷”等等，和历史的真实情况，是非常一致的。《“藏”》是《第一个洞》的扩展。它的女主人公浅花要生孩子了，地上没有安全的处所，隐蔽在她家菜园子的洞里的一个八路军干部，向丈夫建议她到洞里生产，她笑着说：“那不成了耗子吗？”后来，敌人“扫荡”村庄，她果然在三丈深的地下，——那里没有灯光，也没有风——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就叫“藏”。除了母亲，没有人能听到那第一次的“非常悲哀和闷塞的”哭声。
是敌人的五一“扫荡”，使和平的人民失去了在地上生活的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刚刚降生的婴儿。
孙犁多次提到五一“扫荡”，他说，冀中人民称之为“五一事变”，他们将要把它当作一个历史传说，留给后代子孙。在《老胡的事》①里，他同样以纪实的手法，写到自己的家乡在五一“扫荡”中的情形。老胡在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工作，妹妹从冀中家乡来看他，他们很自然地拉起了家常——小说写的是老胡，我们在老胡身上，至少能看到作者部分的影子：妹妹说，反“扫荡”开始的时候，麦子刚割了，高粱还只有一尺高。她们三个女同志在一块，其中小胡和大章，哥哥全认识。敌人合击深武饶的那天，她们同老百姓正藏在安平西南一带沙滩上的柳树林里，遍地是人，人和牲口足足有一万。就在那次小胡被俘了去，在附近一个村庄牺牲了。她同大章向任河大地区突击，夜里，在一个炮楼附近，大章又被一个起先充好人给她们带路的汉奸捉住了……下面是《琴和箫》①里的一段文字，作者的身影变得明确起来了：
去年，我回到冀中区腹地的第三天，就托了一个可靠的人到河间青龙桥去打听那两个孩子的消息……
……
今年5月，敌人调集了有四五万兵力，说要用“拉网战术”消灭我们。我用了三个夜晚的时间，跳过敌人在滹沱河岸的封锁，沙河的封锁，走过一条条的白色蛇皮一样的汽车路，在炮楼前面踱过去……
如果说上面是小说（尽管孙犁的小说含有相当大的纪事成分，他甚至把他那时写的这些作品看作个人经历的叙述），我们不免有所保留地看待它所叙述的事件，那么，下面讲的这件事情就完全是真的了。
这件事也许就发生在五一反“扫荡”期间。且说抗战时期，日本人对农村里的学生模样的人，特别留意。凡是留学生头，穿西式裤的，见了就杀。这样，连学生或像学生的照片，也成了危险品。孙犁参加抗日工作后，留在家里的照片，都让妻子放进灶膛里烧了。但黄城岳家还有他一张照片，岳父已去世，家中妇孺，不知外面的事，没有从墙上摘下这张照片。日本兵见了，逼着要相片上的人。家里没有，在街上看到一个面貌相仿的青年，差一点儿没打死，经村里人努力，才勉强救下命——
这是抗战胜利以后，我刚刚到家，妻对我讲的一段使人惊心动魄的故事。她说：“你在外头，我们想你。自从出了这件事，我就不敢想了，反正在家里不能呆，不管到哪里去飞吧！”①因为写作家传记的需要，笔者曾向孙犁同志要求提供照片。他拿出自己保存的所有照片来，其中确实没有一张抗日战争时期的照片。包括他的文集在内，最早的一张，是1946年春在蠡县下乡时的半身照。这张照片，穿中式棉袄，未结领扣，除了头上一顶干部帽，完全像一个农民，只是那张脸显得清秀了些。文集所收1941年照的那张，是晋察冀边区文学工作者的合影，不知取自何处，他的家里没有。像上面说的，由于敌人的残酷“扫荡”，没有容许他的家人保留下一张宝贵的纪念照。
保留的是屈辱。这里是一张农村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