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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买一双？”女孩子的声音已经变得很低了。“哪里去买呀，尽住小村，不过镇店。”
“不会求人做一双？”
“哪里有布呀？就是有布，求谁去做呀？”
“我给你做。”女孩子站起来，“我家就住在那个坡子上”，她用手一指，“你要没有布，我家里有点，还够做一双袜子”。说着，端起菜篮走了。
河边上只剩下了“我”所幻化成的八路军：“我看了看我那只穿着一双‘踢倒山’的鞋子，冻的发黑的脚，一时觉得我对于面前这山，这水，这沙滩，永远不能分离了。”
上面这段故事，就是那颗手榴弹“炸”出来的。他在河边上遇到的那个妇女实在不可爱，他也不想去写她。“我想写的，只是那些我认为可爱的人，而这种人，在现实生活中间，占大多数。她们在我的记忆里是数不清的。洗脸洗菜的纠纷，不过是引起这段美好的回忆的楔子而已。”“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①关于这篇小说的下文，还有许多生动的过场和叙述，我们就都按下不表了。
炸也炸完了，吵也吵罢了，孙犁悻悻然回到队上，重新集合出发了。
他又经过了村南那条河。河很美丽：足有二十米宽，水平如镜，晴空的阳光照上去，不见有什么涟漪。队长催促大家急速渡河，齐胸深的水从孙犁身上流过，他感到平静、滑腻，还有些暖意（他们从阜平出发，已经走出很远，当时已是仲夏天气了），他有生以来，这还是第一次体会到水的温柔和魅力，他家乡的滹沱河，性子太暴烈了。
远处传来了枪声。过河以后，他们来不及理好鞋袜，就要爬上一座陡峭的、据说有四十里的高山。一个姓梅的女学生，还在河边洗涮鞋里的沙子，孙犁过去招呼了她，还把自己的玉米面窝窝头分给她一些，好增添她爬山的体力。天黑时他们爬上了山顶，风大，寒冷，不能停留，又遇暴雨，次日天明，才下得山来，进入村庄休息。
睡醒以后，同伴们有了精力，拿他昨天的惊险遭遇开起玩笑，并庆幸他大难不死，且亦不伤，料定他必有“后福”。他好像并无如此雅兴：我现在想：如果，在那种情况下，把我炸死，当然说不上是冲锋陷阵的壮烈牺牲，只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的不幸死亡。在那些年月，这种死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接近寿终正寝的正常死亡。同事们会把我埋葬在路旁、山脚、河边，也无须插上什么标志。确实，有不少走在我身边的同志，是那样倒下去了。有时是因为战争，有时仅仅是因为疾病，饥寒，药物和衣食的缺乏。每个战士都负有神圣的职责，生者和死者，都不会把这种死亡作为不幸，留下遗憾。①
人们常常念起鲁迅先生那两句话：从喷泉里喷出的是水，从血管里喷出的才是血。正因为在上述队伍里默默流动着那旷达而恢弘的情感的洪流，才浇灌了那一代正义之苗，才开出了那芬芳的艺术之花。
行程继续着，进入陕西地界后，风光也好起来。在绥德，他们休整了五天，孙犁到山沟里洗了个澡。山沟向阳，小河的流水冲激着沙石，波光粼粼，奏出了清越的歌。他躺在河中间一块平滑的大石板上，温柔且又温暖的水，从头至脚，爬梳而过，使他几乎坠入梦乡。多日行军的疲劳全洗掉了，他不断吐着冲到口中的细小的沙石，觉得连这个动作都充满了愉快的意味。最后，他把女同学翻改的衬衣也洗了洗，拧好晾在石头上，干了又穿起来。这一切完毕之后，他才恋恋不舍地、悠闲而蹒跚地回到队上。
这时吕正操已调晋绥军区工作，司令部就在绥德附近。队长到晋绥军区联络事情，带来口信，说吕正操副司令员让孙犁去一趟。他就穿着那身怪模怪样的衣服，到了吕正操的庄严的司令部，做了半日客，并在那里见到了贺龙同志。他自己甚觉不雅，将军们却全不计较。临别，他把自己带的一本线装《孟子》送给了吕正操，事后很觉得自己的举动奇怪。
清涧县城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里已是陕北，这一带的山，全由一种青色、湿润、平滑的板石构成，连这里的房顶、墙壁、街道，甚至门窗、灶台、炕台、地板……也都是用这种青石板构筑而成。县城坐落在峭立的高山顶上，清晨和黄昏，大西北的血红的太阳吐出一抹斜晖，平射着这青色的山城，显得十分绮丽壮观。雨后新晴，全城如洗，那种青色就像国画家用的石青一般沉着，加以空气又很新鲜宜人，人们宛如生活在一个没有尘土的世界里。面向着这古老的城堡，此时虽非阳春，他们也不是西度甘肃，远行新疆，却也不免借古人酒杯，尽兴一唱：“渭城朝雨选岢荆蜕崆嗲嗔隆Ｈ熬∫槐疲鞒鲅艄匚薰嗜恕！�
酒也许喝过了，但不是西出阳关，而是西去延安。那里是一个大家庭，“故人”很多，正等着他们去呢。
米脂到了。米脂地处无定河（黄河支流）中游，是陕北的富庶之区。县城建在黄土高原上，建筑风格古朴、漂亮。城里有四座红漆牌坊，像北京的四牌楼一样。这种情景，使从敌后远来的孙犁产生了一些感慨：“敌后的县城，城墙，我们拆除了，房屋街道，都遭战争破坏；而此地的环境，还这样完整安静。我躺在米脂的牌坊下，睡了一觉，不知梦到何方。”①
梦到何方呢？既然连梦中人自己都不知道，我们也无法替他回答。我们知道的是：故乡离得很远了；他生活了有五年之久的那个第二故乡，也离得很远了；他就要去的这个新地方（当时，全中国人民都在向往着这个地方），有些什么在等待着他呢？在梦中，他也许回到了先前的故乡去，也许迫不及待地提前进入了还没有到来的新天地，总之，这个已进入而立之年的感情丰富的人，是不会使自己的梦做得索然寡味的。
人生几次月儿圆
初到延安的时候，他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做研究生。鲁艺创立于1938年，初设戏剧、音乐、美术三系，后来增设文学系，改称鲁迅艺术文学院。1943年春并于延安大学，成为延大文艺学院。但是，由于鲁艺的巨大影响，便一直保持着它的独立的名称。
孙犁来到鲁艺文学系学习的时候，何其芳也在那里。他原是系主任，由于正在休养，舒群代理他的工作。何其芳已经不记得抗战初在冀中的那次会见，孙犁也没有提过。不过，孙犁住在东山顶上一排小窑洞里，何其芳住在下面一层原天主教堂修筑的长而大的砖石窑洞里，相距很近，倒是常见面的。怀着过去读《画梦录》的印象，孙犁总以为他沉默寡言；后来虽然知道他参加革命后文风变得明快，也并没有根本改变这种印象。到了延安，才知道他非常健谈，非常热情，是个典型的四川人。而且还像一位多年从事粉笔生涯的教师，对问题论辩有方，对学生诲而不倦，对工作勇于任事。由此，孙犁得到一个经验：不经接触，仅从一时的文章来判定某人，常常是不准确的。
邵子南是另一个给他留下了突出印象的四川人。他们还在晋察冀时就认识了，初次见面就高声喧嚷：“久仰——真正的久仰！”但孙犁想，“我到边区不久，也并没有什么可仰之处，但在此以前，我已经读过他写的不少诗文。所以当时的感觉，只是：他这样说，是有些居高临下的情绪的。”①但从此也就熟悉起来，相互也很关心。
他和邵子南大体同时来到延安，最初都住在东山顶上两间相邻的小窑洞里。每逢夜晚，孙犁站在门外眺望远处的景色，偶一转身，就可以看见邵子南那被油灯照得通明的小小窗户。孙犁知道，那准是他一个人在写作，如果有客人，他那一口四川话就会声闻户外。孙犁喜欢独处，尤其不耐聒噪，所以，当代系主任舒群因为合并宿舍，建议他和邵子南合住到山下一间很大的砖石窑洞的时候，他表示不愿意搬。他也知道，如果先去问邵子南，邵子南一定愿意搬，因为他相信对方没有择人而处的毛病：“并且，他也绝不会因为这些小事，而有丝毫的芥蒂，他也是深知道我的脾气的。”②在延安，他还认识了美术系的一位画家马达。马达最初在上海从事木刻艺术，在当时，木刻艺术是一项新兴的进步的事业，曾受到鲁迅先生的积极支持。孙犁因为爱好革命文学，也连带爱好了木刻，青年时代买了不少木刻作品。他一直认为，在《鲁迅全集》里，那张鲁迅先生与“一八艺社”（由杭州艺术专科学校部分学生组成的木刻艺术团体）的合影中，有一位胸前垂着领带的、面型朴实厚重的青年，那就是马达。
马达也沉默寡言。两个沉默寡言的人住在一个大院子里，又同在一个小食堂吃饭，并没有多少话，也互相没有串过门。但是，他们的眼睛和心灵，似乎并不沉默，都对对方相当了解。差不多十年之后，有关方面在天津马场道找了一处住房，以为他们两人性格相近，职业相当，要他们搬在一起住。因为孙犁犹豫不决，两人都没有搬成。不久，又在昆明路给他们找了一处，叫孙犁住楼上，马达住楼下。这一次，马达先搬了进去，孙犁的妻子也打扫了厨房、厕所，后来因为听到一些不利的话，孙家又不想搬了。为此，马达曾找孙犁动员了两次，也没有成功，他只好和别人住在一起了。从这一次，孙犁看到，马达是诚心诚意地想和他做邻居的，“古人说，百金买房，千金买邻，足见择邻睦邻的重要性。但是，马达对我恐怕还是不太了解，住在一起，他或者也会大感失望的。我在一切方面，主张调剂搭配。比如，一个好动的，最好配上一个好静的，住房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如果两个人都好静，都孤独，那不是太寂寞了吗？”①这说法诚然也有道理，不过话说回来，在延安时，邵子南愿意和他住在一起，他又嫌对方太活泼、太爱“聒噪”了。
独处爱静也罢，沉默寡言也罢，看起来这只是他的性格的一个方面，而且恐怕主要还是偏重于形式方面。其实，他的内心生活、感情生活是满丰富的。我们都还记得，他在幼年时候，就对京剧发生了兴趣，十二岁那年，父亲给他买过一本《京剧大观》，使他对京剧有了一些知识。可以说，他从童年起，就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我流浪时，从军时，一个人苦闷或悲愤，徘徊或跋涉时，我都喊过几句京戏。”①在延安窑洞里，他不喜欢听邻居的聒噪，但把京剧引进了自己的生活。他请了一位经过名师传授的女同志教他唱，并对她产生了爱慕之情。一天傍晚，他们相约在延河边上见面。孙犁去了，见她已坐在石头上等，身上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显得很庄穆。看来，爱情的花果唾手可得，但最后，不知道是哪一根神经起了作用，孙犁终于在它面前望而却步了，于是便形成了又一个痛苦的无花果。
曾经担任过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的沙可夫，这时也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并到鲁艺来看孙犁。沙可夫作风朴素，平易近人，在晋察冀边区文联做领导工作时，虽然有一匹马，但他自己很少骑，多半是驮东西。饭菜也和大家一样，有一个时期，因有胃病，管理员缝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放在大家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给他吃，这就是他的“小灶”了。他对部下，从不疾言厉色，而且很了解每个人的长处，真正做到了知人善任。孙犁编的文联的刊物，把稿子送给他看，他很少有不同意见。他自己也写，不但为刊物写发刊辞，写新诗，还翻译了重要的理论文章。部下被误解，或者优点不被人们了解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为他们解释。这样的领导干部，当然也是最能够得到部下的理解、尊重与信任的。多年之后，一位美术理论家透露说，那时沙可夫特别关心孙犁，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孙犁不以为然，“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①在延安这一次，就又证明了沙可夫的关心：他来到鲁艺负责人之一的宋侃夫的窑洞里，把孙犁也叫了去，向宋侃夫介绍了孙犁在敌后工作的情况。他看到别人都有家眷，而孙犁孑然独处，因此，当把孙犁送出来的时候，关心地问：是不是也把家眷接到延安来？
孙犁自然思念妻子。但是一来关山阻隔，路面很不平静，二来上有年迈双亲，下有小儿女拖累，妻子哪里能离得开？所以，他只能婉言谢辞了。
眼前没有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