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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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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差一个“扑”,情形就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当时的心情都表达出来了。①
  关于《红楼梦》,自从他童年接触了这部书以后,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一直发生着潜在的影响。他写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对于搞这一行的人来说,是“客串”,但他发表的有些意见,却很为红学界一些人士所注目。他认为《红楼梦》决非出世的书,而是入世的书,是为人生的书,“它的主题思想,是热望解放人生,解放个性”①。在另一个地方,他又说,《红楼梦》的主题,“就是批判人性,解放人性,发扬人性之美。”②对于和舒群的那场讨论,他后来也有了新的看法:“什么是《红楼梦》表现的主要思想呢?看惯了一些公式概念文章,脑筋里有一套陈腐的观念的人,反会在这一部作品面前,彷徨四顾,不知所答。而那些红学家们也从来没有正视过这一问题。十年前,我们在延安窑洞里讨论过这一问题,当时我粗浅地认为:曹雪芹的思想,主要是通过贾宝玉来表达。因为我想:在创作过程中,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只能通过他肯定的人物的言行,表示他赞成的方面;通过他否定的人物的言行,表达他反对的方面。我认为贾宝玉是作者肯定的人物。当时有的同志说贾宝玉是作者批判了的人物,举山《红楼梦》里两首嘲笑贾宝玉的词为证。自然,这些同志的意见也有部分道理,因为曹雪芹的现实主义,在正面人物身上,也没有放弃批判……”③我们好像花了不少笔墨,谈到延安窑洞里的这场“红学讨论”,孙犁自己也确实对此一直念念不忘。由这件事,我们终于知道:他在追念友谊、严于自责的同时,心得和体会也日渐精深了。
  他在延安生活了总共不过一年半,虽然比起晋察冀山地的生活,是够得上丰衣足食了,但究竟还有不少困难。例如,他写文章,只能用一种黄|色的草纸,那篇著名的小说《荷花淀》,就是在他那小窑洞里,用这种黄|色草纸和自制的墨水写成的。一年半的时间,还不够一期大专班毕业:他这个“研究生”(后来提升为教员),却在创作和学术方面获得了丰厚的收成——这也是时代给予的一种际遇。
还乡
  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了!在延安,消息传来的那天晚上,“无数的灯光在一层层一排排的窑洞里亮起来,我们搜集一切破布片旧棉花,扎成各式各样的火把,在延安街上游行。光明和欢笑,照在延河的水底,我们仰望山顶,那山腰山顶的灯火,成了一个庄严快乐的世界。”①
  胜利了,胜利比预想的来得要快,他们又从延安出发,向家乡行进了。因为孙犁是从晋察冀来的,所以被派作前站,给女同志们赶毛驴。他重新穿起那双从晋察冀穿来的山鞋,拿起那根从敌后山上砍来的六道木棍,上了路。因为是胜利后的还乡,心情之舒畅愉快,就不必说了。
  他带的这支队伍也很别致,母亲的婴儿们,装在两个荆条筐里,挂在毛驴的两边,“小毛驴一走一颠,母亲们的身体一摇一摆,孩子们像燕雏一样,从筐里探出头来,呼喊着,玩闹着,和母亲们爱抚的声音混在一起,震荡着漫长的欢乐的旅途。”①
  这是金秋时节,迎面吹来的,是掠过西北高原的瑟瑟秋风,除了孩子们的咿呀嬉闹,母亲们的半嗔半爱的哄逗叱喊,还时时有女歌手们的抒情歌唱,孙犁很满意他这支队伍。但是,在过同蒲路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这是一个夜晚,他们必须趁天黑越过同蒲路(这时日伪仍控制着铁路线),因为一个女同志下驴到高粱地里去小便,掉了队,铁路没有过成,全队又都退回来,等候第二天夜里再过。
  第二天,他宣布了一条特殊的纪律,也可以说是“紧急状态法”:
  凡是女同志小便,不准远离队列,即在驴边解手。解毕,由牵驴人立即抱之上驴,在驴背上再系腰带。
  这一来果然奏了效,他们胜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使孙犁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些得意”②。
  马达也在这个队伍里,他也是单身汉,负责赶驴。中午到了站头,他俩总是蹲在街上吃饭。给养来源不很正规:孙犁因为有两套单衣,途中每走一程,就卖去一件单衣,补充些果子和食物。饭量出奇的好,什么也吃着很香。像来的时候一样,也要走几天休整一次。在晋、陕交界,有一天上午,孙犁从住宿的地方出来,经过一个磨棚,看见马达站在那里画速写。有两个青年妇女正在推磨,孙犁没有注意她们推磨的姿态,他只看马达画,“马达用一支软铅笔在图画纸上轻轻地、敏捷地描绘着,只有几笔,就出现了一个柔婉生动、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形象。这是素描,就像在雨雾里见到的花朵,在晴空里望到的勾月一般。我确实惊叹画家的手艺了。”①从这一次,他对画家产生了特别的敬意和好感,他在自己的创作中,无形中也更加强了素描的训练。能几笔画出一个人,是要有经验的画家才行。在初学画的时候,一定是擦了再画,画了再擦,不知经过多少次练习,然后才能一笔是一笔。
  白描的功夫,是作家对生活人物异常熟悉,经过周密观察研究的结果。如果事先没有观察或不熟悉,面对面工笔细涂,尚且不像,何况白描?②冬季,他们到了张家口。这是他们胜利后进入的第一个大城市,敌人所遗物资很多,这些文艺家们久处困难环境,现在看到这么多东西,便捡些四处扔着的废白纸张,作为写作、绘画之用。
  晋察冀的熟人大部分都在,开会欢迎了他们。因为他们早到张家口,穿戴都很整齐,康濯和已经改行做经济工作的邓康,都穿上了洋布衣裳。邓康看见孙犁只穿一身粗布棉袄裤,便给他一些钱,叫他到小市上添购些衣物。孙犁到野市买了一顶西北皮帽,一件蚕绸衬衣,还有一条可作围巾用的日本丝巾,然后应邓康之邀,回到他的住处,洗了一个日本浴,换上了干净的衬衣。于是,他告别了在延安结交的新朋友们,也告别了赶毛驴的生活,一个人回冀中来了。
  这下面又是一段新的行程,一个人向自己的家乡奔赴的行程,他感到了亲切,也感到了紧张。从1939年春天离开自己的家,到现在已经六七年了,在这段时间里,长子夭折,听人说父亲健康情况也不好,想起这些来就心情沉重。1944年秋天,他在延安窑洞里,从笔记本上撕下一片纸,修了一封家书。那时,家乡还被日伪占据着,寄信很危险,但他实在控制不住对家人的思念。白纸的正面,是给父亲的短信,背面是写给妻子的几句话。她不识字,但他知道,父亲会念给她听。
  他把这封信寄给在晋察冀工作的周小舟同志,烦他转交。一年多过去了,家里收到这封信了吗?
  他一个人乘火车到了宣化,在王炜的住处,要了一件日本军官的黄呢斗篷,和一件军毯,然后步行回乡。他从下花园奔涿鹿,再经易县越过平汉路,插入清苑西,一直南行,每天行程大约百里,共走了十四天,终于进村了。那是一个黄昏,当他披着那件黄呢斗篷进家时,“正值老父掩外院柴门,看见我,回身抹泪。进屋后,妻子抱小儿向我,说:这就是你爹!这个孩子生下来还没见过我。”①这几行记载,骨肉、夫妻之情,约略可见。为了更详细地了解作家当时的心境,我们不妨借助一下他的《嘱咐》②。小说所记,虽然不等于事实(不能否认,其中有不少叙述是事实),仍然可以做一番参照:
  水生斜背着一件日本皮大衣,偷过了平汉路,天刚大亮。家乡的平原景色,八年不见,并不生疏。这正是腊月天气,从平地上望过去,一直望到放射红光的太阳那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身子一挺,十几天行军的疲劳完全跑净,脚下轻飘飘的,眼有些晕,身子要飘起来。这八年,他走的多半是山路,他走过各式各样的山路:五台附近的高山,黄河两岸的陡山,延安和塞北的大土圪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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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昏时候,他走到了自己的村边,他家就住在村边上……
  他在门口遇见了自己的女人。她正在那里悄悄地关闭那外面的梢门。水生亲热地叫了一声:“你!”
  女人一怔,睁开大眼睛,咧开嘴笑了笑,就转过身子去抽抽打打地哭了……回到现实中来吧。这不是梦:孙犁真地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妻子和孩子。这时,已经是1946年年初,刚过了阳历新年,就要过春节了。谈话间,妻子告诉他:收到了他从延安转来的信,当时一家人正要吃午饭,父亲站在屋门口念了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孙犁听后怅然。但他十分感谢周小舟和交通站的同志,千里迢迢,关山阻隔,敌人又封锁得那么紧,不知他们怎样把信送来的。“它的每句话都是有用的,有千斤重量的。”①《风云初记》第五章里有一个念信的场面,那也是一封从延安来的信,由高翔的父亲念,“高翔的信是写给父亲和母亲的,可是不用说秋分,就是这个十来岁的孩子也能听得出来,有好多言语,是对她的母亲说的。爷爷念着,她看见母亲不断的红脸。”孙犁的信,可能也部分地具有着这种效果。
  妻子应该得到安慰。她在娘家有些娇惯,本来不会织布。后来孩子多了,穿衣困难,她竟从纺到织,都学会了。这次孙犁回来,看到她的两个大拇指,因为推机抒都顶得变了形,又粗,又短,指甲也磨秃了。此外,还带着孩子下地、下场,每逢集日,又去卖线卖布。
  孙犁自幼得到父亲疼爱,从没挨过他一下打。这次见孙犁回到家来,老人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说话,孙犁说他在外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说得多了,老人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孙犁回到自己屋里后,妻子为父亲着想,抱怨丈夫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这使他想到,“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①在孙犁的小说里,我们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一个老人背着孩子在田野里奔跑,躲避着敌人的“扫荡”……那里就该有着他父亲的影子。
第六章  烈火中的凤凰
新的旅程
  回冀中,是孙犁的愿望。他说,他想回到家乡搞创作。领导部门批准了他的请求。
  他在东辽城自己的家里只住了四天,便在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渡过滹沱河,向北面的蠡县县城走去。村里一个叫芒种的青年农民送了他一程,这个人的名字阴阳相互作用说明“气”的作用。主张“精思自得”、“观物,原封不动地写进了《风云初记》,而且是一个主角。在小说里,他先是长工,后来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和年轻指挥员。
  孙犁去蠡县,是要找梁斌,梁斌正在那里当着中共蠡县县委宣传部长。
  冬天还没有过去,在雾中行走,恰似潜游于又深又冷的浑水里。太阳出来了,雾气散去,满树都是霜雪,银装玉琢,另是一番景象。那些年,他养成了走路行军的习惯,现在,行进在家乡静谧,和平的田野上,心里格外舒坦。太阳爬上了树梢,霎时间,给大地抹上了一层金子的颜色。此刻,他望着远村近树,披金挂银,不觉心花怒放起来。
  傍晚,他到了县城,走进县委机关大院。这里原是一家钱庄,梁斌住在东屋。
  在孙犁的印象里,梁斌朴实、厚重。他们最初认识,是在1938年春,孙犁到蠡县组织人民武装自卫会的时候,那时梁斌在县里领导着一个剧社。1941年孙犁从山地回到冀中,参加编辑《冀中一日》,他们接触机会很多,便熟起来了。1943年,孙犁在繁峙县境内坚持了三个来月的反“扫荡”,在战争空隙,还翻越了几个山头,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正随西北战地服务团行军,到太原执行任务。
  他们也有数年不见了,老朋友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这天晚上,就说好了孙犁下乡的地点。梁斌那里,有一个管文件的身材不高的女同志,姓朱,叫银花,孙犁就被安排到她家住的村子——刘村去工作。
  刘村是一个大村子,孙犁进村后,按照约定,先找到银花家里,见到了她的妹妹——锡花。这是一家中农,锡花看上去不过十七八岁,高高的个儿,神态虽然透着明显的稚气,但热情、爽快,能说会道,很会办事,正在村里当着党支部委员。中午,她给孙犁做了一顿可口的家乡饭,使孙犁至今不忘:煮红薯、炒花生、玉茭饼子、杂面汤。
  锡花家里没有母亲,父亲有四十来岁,穿着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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