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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传-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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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这件事虽然使他“苦恼”①,却使一些人感到“骇人听闻”。这些可以说是诱因,引起批判的直接原因,则是他的两篇作品。事情是这样的:1947年,他到了旧游之地的同口,住在老朋友陈乔的家里。这本来也是抗战期间养成的习惯,住在有关系的人家,生活上有些照顾。那时讲统一战线,住宿并不注意阶级成分,住在地主、富农家里,物质条件也好一些。同年,他在《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篇题名《一别十年同口镇》的通讯,末尾讲了几句朋友交情的话:“进步了的富农,则在尽力转变着生活方式,陈乔同志的父亲母亲妹妹在昼夜不息地卷着纸烟,还自己成立了一个烟社,有了牌号,我吸了几支,的确不错。他家没有劳动力,卖出了一些地,干起这个营生,生活很是富裕。我想这种家庭生活的进步,很可告慰我那在远方工作的友人。”这些话,今天看来固无问题,在当时也符合党的政策(文章里说的情况,是当时的政策所提倡的)。但在同年冬天的土地会议上,这却是他受到批判的一个理由。再就是那篇发表于同年《冀中导报》上的《新安游记》②。新安地处白洋淀一带,地势很低,四面临水,在一个雾气很重的黄昏,他从端村到新安城墙附近转了转,回去很快写成了这篇小说,结果把大街的方向弄错了,这就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652孙犁传
  ①
  ②《孙犁文集》第一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他在1946年7月4日给康濯的信里说:“所苦恼者,咱在冀中也成了‘名流’,有生人来,要去陪着,开什么会,要去参加,有什么事,要签名。我是疏懒惯了的,常自觉闹出了欠妥之处,烦忧的很。”——《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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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总的看来,引起批判的,是某些社会性原因,并非文字之过。当批判的消息传到孙犁的家乡东辽城,人们不知“客里空”为何物,不只令老母悬念,也加重了对家庭的斗争。孙犁自己总结这件事的教训是:一、率尔操笔,缺乏调查;二、去新安时,未至县委联系,那里的通讯干事,出面写了批判文章,并因此升任《冀中导报》记者;三、报纸吹嘘之“名”,引起人之不平①。
  应该说,他的作品受到报纸的公开批评,这并不是第一次。他的短篇小说《碑》②在1946年4月15日的《冀中导报》上发表后,《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就登出过署名白桦(据康濯说,这个白桦,不是现在的作家白桦,也不是曾任天津市委宣传部负责人的白桦,其情况不详)的批评文章,不过性质和这一次不尽相同,也远没有这一次规模大,但究其根源,也还是一个“左”。孙犁在1946年7月31日致康濯的信里答辩说:“……我觉得他(指白桦——笔者)提出的意见是对的,但有些过于严重,老兄知道,咱就怕严重,例如什么‘读者不禁要问:这是真实的吗?’我不是读者,我是作者,但是我可以说是真实的,因为事情就发生在离我家五里路的地方。”此外,他的小说《琴和寓》、《钟》③,也都在不同的场合,受到过至少是不尽公平的批评。这些批评,虽然微不足道,但,“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谁能说像《冀中导报》上那样大事张扬的批判,和这些批评所表示的某种思潮没有联系呢?再让我们从头说吧。《冀中导报》上发表了那样的批判文章后,开始时孙犁受到一些歧视,后来大家也就见怪不惊、适应如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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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土改工作组,他认识了王昆,“她系深泽旧家,王晓楼近族。小姐气重,置身于贫下中农中间,每日抱膝坐在房东台阶上,若有所思,很少讲话。对我很同情,但没有表示过。半年后,我回家听妻说,王昆回深泽时,曾绕道到我家看望,此情可念也。进城后尚有信。”①批判归批判,工作归工作,而且,对他来说,只要工作,就自然地孕育着创作的种子。事实证明,他在饶阳县张岗镇和大官亭工作的这段经历,后来都开花结果了。其中,在张岗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秋千》,在大官亭那段生活,他写成了《石猴》、《正月》、《女保管》②。这几篇作品都是小说,但孙犁在记述个人经历的《〈善閛纪年〉摘抄》中,当吹他在大官亭这段生活时,却没有具体叙述自己经历的事件,只说“情节可参看《石猴》、《女保管》等篇,不赘。”③既然这样,我们就借助一下这些纪实性极强的作品,来展现一下他在当时的生活背景吧:大官亭是饶阳县有名的富村,这村里有很多的地主和财东。平分时候,这村的浮财,远近都嚷动。
  大官亭附近有个小官亭,小官亭的浮财,账单不到一尺长,有几个妇女坐在炕头上,一早晨的工夫就分清了,可是人们还有意见,妇女们为一尺二尺洋布争吵起来。你的细,我的粗,她的花样好……。新农会主席就说:“别争了,你们到大官亭去看看,人家那里,丝棉绸缎,单夹皮棉,整匹和零头的绢纺,堆满五间大房子,间间顶着房梁。要像你们这么争起来,就一辈子也分不清了!”
  “在那里主事的,可得有两下子,账房先生也得有一套!”妇女们说。
  “一套还不够!总得有好几套。”主席说,“工作组是县级干部;账房是过去给七班管事的侯先生!”——石猴
  正当小官亭的人们羡慕地夸奖着大官亭斗争果实的丰富,大官亭的贫农团却出了问题。原来做平分工作的老侯,因为拿了贫农团送了的一个拴在烟荷包上的石猴儿,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四乡传言,这石猴儿是七班的传家之宝,是他家祖上从云南做官得来的,能预测风雨,能驱病避邪……最后是,斗争果实中的好东西全让上边拿走,穷人只能分些破补拆烂套子。最初,小区区委书记老邴就批评老侯不该拿贫农团的石猴儿,现在事情弄到这样,他接受上级指示,查明报告,将石猴儿交回贫农团,调老侯到党校整风,自己也在贫农团代表面前做了检讨。当贫农团为老侯说情时,老邴说:“兴妖作怪不是猴儿,是我们的敌人,村里有看不见的无线电。老侯同志作风不好,叫人家借尸还魂,受点处分也不算冤枉。”我们无意在老邴和孙犁之间划等号,但我们相信,老邴经历的这些事,当年孙犁也经历过;否则,他不大可能在自己写的传记性材料中略而不谈,叫人们去参看《石猴》等篇。
  在下面一段叙述里,他写的那个“李同志”,就更像他自己了:
  ……来时背着一条白粗布被子,穿一身黑粗布棉衣,对群众说:“你们看着,我带来这点家当,走的时候,多了一针一线,就是贪污了你们的果实。”……
  李同志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大有“澄清天下”的志向。每天召集会议,下午是新农会的委员会,晚上是新农会全体大会,这是一连串激动的热情的日子,繁乱沉重的日子,每天开完会回来,总是已经鸡叫的时候了。
  ——女保管
  但是,他也出了差错。由于他的“点头”姑息,分浮财时,某些干部先拿了自己中意的东西,结果,秩序全乱了:“每个人都记起了老婆孩子的嘱咐,挑选着合适的果实,包括衣服的颜色、身量、价钱。打算盘的不断出错,计件数的数了又数,衣裳堆也乱了,踏在脚下,压在屁股底下,工作的速度大大减低。”女保管刘国花对他说:“我说老李呀!你这样信着他们的意,县里也快调你受训去了!”“老李”已经明白,由于自己的一个“点头”,造成了怎样的过失,他马上纠正了这场混乱。但是,一个荣军举着拐杖进来了:“不能分,要重新搭配!”
  李同志说:
  “不能再耽误了,万一我们要受了损失……”
  “哪怕它损失完了哩,也不能叫少数干部多分!”别的几个人也跟着喊起来。
  经过李同志耐心解释,总算把浮财分下去了,后来还是出了很多麻烦。李同志做过的实际工作很少,他把这件事当做一个教训记在本子上:“当你做领导群众的工作时,不要随便摇头或是点头,口气也不要含糊不清。要深思熟虑,原则分明!要学习刘国花同志!”
  在上面的叙述中,如果把“李同志”换成孙犁的名字,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正月》是写的小官亭的事情,但和大官亭也有关系,小官亭的妇女部长多儿姑娘,和大官亭的农会副主席刘德发搞上了对象,他们趁着土改翻身的喜庆日子,在正月里举行了一场移风易俗、别开生面的结婚典礼:大官亭的礼炮一响,小官亭的人们就忙起来,女代表同鼓乐队赶紧到村口去迎接。大官亭的人马真多,头车来到了,尾车还留在大官亭街里。两个村的鼓乐队到了一处,就对敲起来,你一套我一套,没有个完。两个村的小学生混到一块跳起来,小花鞋尖踢起土来,小红脸蛋上流着汗。
  ……
  区长登在高凳上讲话,他庆贺着新郎新妇和两个村庄的翻身农民。
  吹吹打打,把多儿娶走了。
  在路上,多儿骑的小红马追到前头去,她拉也拉不住。小红马用头一顶德发那匹大青马,大青马吃了一惊,尥了一个蹶子就跑起来,两匹马追着跑,并排着跑,德发身上披的红绸搅在多儿的腰里,扯也扯不开。
  关于他在张岗的生活,我们同样可以在《秋千》里寻到一些线索:
  张岗镇是小区的中心村,分四大头。工作组一共四个人,一人分占一头,李同志还兼着冬学的教员。他在西头工作,在西头吃派饭,除去地主富农家,差不多是挨门挨户一家三天。不上一个月,这一头的大人孩子就全和他熟了。
  ……
  这天,李同志拖着一双大草鞋,来到学校里,灯已经点着了。
  一般说来,以上就是孙犁在饶阳参加土改的那段生活背景。解放战争的炮火没有燃烧到冀中,但在冀中可以闻到炮火的硝烟气息。中国的土地还在燃烧,但在熊熊的烈焰中,人们已经可以望见未来中国的形象了,这一形象也在冀中的土地上成长着。
  孙犁没有到战场上去,但他通过自己的工作和劳动,同样参加着未来中国的建设工程。而且,对他个人来说,在这段日子里,他也遇到了一次火的燃烧——批判的火的燃烧,在这种燃烧中,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设计着自己的形象,以便走向未来,走向成熟。
  总之,在双重的意义上,烈火都在燃烧,在烈火中的凤凰,只会变得更加鲜明、美丽。
滹沱河上的梦
  自从1947年冬季土改会议以后,孙犁再没有回过家。当时,干部家庭成分不好的,都要回避。直到第二年夏收时,土改告一段落,孙犁才有机会回家。时隔数月,加以农村经历了暴风骤雨式的巨变,孙犁对于妻儿老母的思念,是可以想象的。
  家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这是一场农村革命,他欣然接受这个变化,也免不了向家里人做一番宽慰和开导的工作。家中衣物均被封存,孙犁取自用衣物时,特请贫农团派人监督,一如《女保管》①中那位“李同志”进村时请群众看他的背包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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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后,一时家中生活无着,他把母亲和妻子儿女带了出去,这是后话。
  1948年夏天发了大水,这时,土改工作组的工作已经结束,他留在张岗写了几篇小说。创作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对于一个在艺术上一丝不苟的人,那真是呕心沥血的工作;加以在这段日子里,他常常吃不饱,因而无形中损害了健康。
  他写的是《光荣》、《种谷的人》和《浇园》①等几篇小说。关于《光荣》,他在晚年接待一次采访时,曾有如下对话:问:您最喜爱自己的哪几篇作品?为什么?答:现在想来,我最喜欢一篇题名《光荣》的小说。在这篇作品中,充满我童年时代的欢乐和幻想。
  对于我,如果说也有幸福的年代,那就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②我们也很喜欢他这篇小说,愿意在这里向读者做一个介绍,也和作者重温一下他童年的梦。
  这梦有些颠倒恍惚,扑朔迷离,差不多晚做了二十来年。因此,它没有出现在挖野菜、唱大戏、听说书的孩提时代;而是出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代。惟其如此,战争的烟云为这梦镶了彩,挂了金,使它变得更加奇谲、瑰丽了——七七事变。滹沱河畔的一个村庄。河滩上的芦草连成一片,长得十分茂盛,草尖上浮动着孩子们的各色各样的头巾。他们晃动着手中的镰刀,一面飞快地割着草,一面追逐打闹。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女孩子们的尖叫声总是传得更远……东西北三面忽然有了炮声。炮声像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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