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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就要带到天津去呢，长大了也可以回家。”母亲大概察觉到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了伤害，发生了阵痛，便这样安慰着他。
盼儿并没有回来。那个牵肠挂肚的问号，也便一直陪伴着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使他在将近古稀之年，仍然追念不已：“直到我离开家乡，也没见这个小姑娘回来过。我也不知道外国人一共收了多少小姑娘……”②外国人的教堂既已开设到中国北方的穷乡僻壤，“收了多少小姑娘”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算清楚的问题；我们只知道，假如盼儿穿上洋布衣裳而沦落天涯，那和喜儿穿上黄家的衣裳而备受践踏、躲进深山，又有多大的不同呢？
这一切都在预示，孙犁的故乡在天灾人祸的打击下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盼儿的悲剧不只表示着一个家庭的解体，也表示着北方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把自己的触须深深扎入到农村来的外国势力，参与了这个解体过程。读者很容易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和这一解体过程有关。盼儿已经“飞”了出去，从这里还会“飞”出各式各样的人物……
严格地说，后来孙犁也是这样“飞”出去的。他和盼儿的命运自然不同，但在“飞”这一点上，他们是“同命鸟”，因为都有着共同的深刻的经济、政治根源。只是因为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所以归宿不同罢了。
第二课堂
1919年，孙犁六岁，进入本村初级小学，并有了一个新的学名：孙树勋。这时农村已改私塾为国民小学。东辽城小学没有正式校舍，借用一家闲院，两间泥房，稍事修整为教室，进行复式教学。设施虽然简陋，门口却挂起两面虎头牌：“学校重地”、“闲人免进”。在农村，农民其实是看重教育、尊敬老师的。
东辽城小学的老师，多数都是简易师范毕业，家也住在附近的村子，假日常回家干些农活。在平时，年龄大一点的学生也常帮助老师买菜做饭，并以此为荣。时代究竟在进步，农村风气也究竟淳朴，大家并不以劳动为耻，新的风气在蔓延开来。
学校功课，以习字和作文为重，学生所读的，也不再是四书五经，而是新学制的白话文课本了。同年冬天，孙犁还上了夜学，父亲给他买了一盏小玻璃煤油灯，他后来忆述当时的情景是：“放学路上，提灯甚乐。”①我们当然还记得，他是一个病弱儿童，那时惊风疾还没有治好，这样一个孩子的快乐，该是宝贵的，令双亲感到欣慰的。
就儿童的天性来说，是喜欢顺应自然、率性由情、嬉戏玩耍的，所以，当时虽然是新学制，孩子们还是不愿受到管束，念那些先生指定的课本，而愿“回到自然”。孙犁直到现在，还记得一首名叫“四大高兴”的歌谣：“新年到，搭戏台，先生走，媳妇来。”那么，“四大不高兴”呢？其词正好是颠倒的：“新年过，戏台拆，媳妇走，先生来。”不能说这歌词只反映了孩子的愿望，因为它也反映了大人的愿望；但大人也从孩子过来，也总结着他们孩提时代的体验。
所以，最聪明的教育家都在努力创造一种办法：把学习变成一种兴趣、一种自觉的愿望，如果可能，那就变成｜人的一种自然属性。其实，就人的本质来说，本来就有进行学习和探索的自然属性，由于种种因素，这种属性被“异化”出去，和教育分离了。教育的最大使命，应是恢复这一属性，使学习重新成为人的内在冲动。
孙犁童年时代，寻找到过这种体现内在冲动的方式，那就是在平原的夜晚，听说评书。
他最早听的评书，是村里一位叫“德胜大伯”的人说的。德胜大伯和孙家住同一条街，是个挑担串乡的货郎，长年去山西做小买卖，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生意正好。他回到家来，多是夏秋农忙时节。这时在晚饭后，人们喜欢到街面上来乘凉，德胜大伯也就开讲。他不识字，但说起《七侠五义》来，就像一位专业艺人：他对评书记得很清楚，讲得也很熟练，我想他也不是花钱到娱乐场所听来的。他在山西做生意，长年住在小旅店里，同住的人，干什么的人也有，夜晚没事，也许就请会说评书的人，免费说两段，为长年旅行在外的人们消愁解闷，日子长了，他就记住了全部。
他可能也说过一些山西人的风俗习惯，因为我年岁小，对这些没兴趣，都忘记了。①麦秋过后，也常有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说书艺人，来到街头。他们常常是兼做小买卖，说书是“打场子”和招徕生意的手段。有一年秋收过后，来了“擀毡条”的三弟兄，他们推着一车羊毛，就在街头说起《呼家将》来，那是真正的西河大鼓，立刻就吸引了村子里的书迷，他们主动挨家挨户动员人们擀毡条。这三弟兄，为了在村子里多做些生意，一连住了三、四个月，还没有演唱到最精彩的一幕——打擂：眼看就要过年了，呼延庆的擂还没打成。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媳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
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①
孙犁肯定也是被吸引者之一。《七侠五义》也好，《呼家将》也好，这些也都是书，不过他不是去读，而是去听，是由一种内在冲动力驱使着去听。自然，这些传统的小说、评书或演义之类，不是科学讲义，不是正规的教科书。但是，我们也注意到一个事实：作家不能完全由科学讲义或教科书培养出来，而我国现代文坛上几乎所有的名作家，却都受到过传统小说、戏曲或各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的影响。也就是说，某种形式的民间文学的陶冶和影响，是作家成长的必由之路。
对于孙犁，这些民间说书活动确是一种重要的启蒙。很快，他不仅由内在冲动力驱使着去听，而且也由这种力驱使着去读了。他读的是更高级的、经典性的文学名著《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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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第一次读《红楼梦》，是在十岁左右的时候。村东头有个他称呼为“四喜叔”的脾气很好的农民，知道他喜欢看书，就把一部《金玉缘》借给了他。自此，这部名著便和他结下不解之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曾在不同的时期多次讲到这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名著。其中，有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幼时读《红楼梦》，读到贾政笞挞贾宝玉，贾母和贾政的一段对话，不知为什么，总是很受感功，眼睛湿润润的。按说，贾政和贾母，都不是我喜爱的人物，为什么他们的对话，竟引起我的同情呢？后来才知道，这是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我虽在幼年，这种观念已经在头脑里生根了。”①曾使幼年孙犁感动得几乎落泪的这个章节，读者也许有重温的兴趣，我们不妨略抄几句：
……只见贾母扶着丫头，喘吁吁地走来。贾政上前躬身赔笑道：“大暑热天母亲为何生气亲自走来？有话只该叫了儿子进去吩咐。”贾母听说，便止住步喘息一回，厉声说道：“你原来是和我说话！我倒有话吩咐，只是可怜我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却教我和谁说去！”贾政听这话不像，忙跪下含泪说道：“为儿的教训儿子，也为的是光宗耀祖。母亲这话，我做儿的如何禁得起？”贾母听说，便啐了一口，说道：“我说一句话，你就禁不起，你那样下死手的板子，难道宝玉就禁得起了？你说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当初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说着，不觉就滚下泪来……又叫王夫人道：“你也不必哭了。如今宝玉年纪小，你疼他，他将来长大成｜人，为官作宰的，也未必想着你是他母亲了……”贾政听说，忙叩头哭道：“母亲如此说，贾政无立足之地。”……①这里说的，虽是二百余年前封建社会上层的伦理之情，但移之孙犁幼时的乡村百姓家，或者更具体地说，移至那时的东辽城，几乎句句皆通。普通的农民家庭里，也可能发生着诸如此类的对话，所以，孙犁被感动得泪水盈眶，那是毫不奇怪的。他的这一表现倒是说明：十岁左右的孙犁已经十分善感，他以农民的质朴感情，自发地接受着这部名著的熏陶，同时也“自发地”向我们显示：我们民族的某些重要的伦理规范、价值观念等等，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田上抽出茁壮的嫩芽。据此可知，无论在家和在外，他大概都是一个容易受到父老们称赞的好孩子。
他不可能想到以后会当作家，但实际上，一个未来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作家的灵魂，已经在他小小的躯壳里孕育、成长了。
《红楼梦》之外，他还读过《封神演义》、《西游记》等。这些书大半都是借来的。因为要买一部小说，就得费去一两天的食用之需。那时孙家虽稍富裕，也还十分节俭，就连孙犁的小学课本，有些还是母亲求人抄写的，哪里舍得花钱去买这些“闲书”？在他读的这类小说中，《西游记》也是他顶喜欢的：“今天过一个山，明天过一个洞，全凭猴哥神通广大，变化无穷，战胜妖魔，得到西天。看这故事的时候，我们比唐僧还着急，一个山没过去，便想着下回书那个洞了……”①
书之外，幼年的孙犁还喜欢画。他说：“人天生就是喜欢美的。”②这样说固然不错，因为在农村，多苦的人家，屋里都会有点儿美术，即使是从香烟盒上剪下的一只鸟儿、一张美人像也罢。但是，我们想在特殊的意义上再重复一遍这句话：孙犁的天性就是喜欢美的，对于美，他爱得比一般人更加执著，这是有目共睹的。对于美术，他从小就有一种追求，“就在我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我的书箱里，我的案头，我的住室墙壁上，也总有一些画片。它们大多是我从杂志上裁下的。”“对于我钦佩的人物，比如托尔斯泰、契诃夫、高尔基，比如鲁迅，比如丁玲同志，比如阮玲玉，我都保存了他们的很多照片或是画像。”③这里说的，已经近乎一些特殊的习惯，因为一般人不会从杂志上裁下那么多画片，放在书箱、案头和张贴在墙壁上，何况又是生活最不安定、最困难的时候呢。至于他保存阮玲玉的照片，那也可以看出他用心之细。阮玲玉是30年代的著名电影演员，因婚姻问题受到报纸毁谤，于1935年自杀，死时才二十五岁。遗书中有“人言可畏”一句，有的记者还不服气，说报纸没有那么大力量。当时鲁迅先生曾仗义执言，以“赵令仪”的署名，在《太白》上发表《论“人言可畏”》①一文，驳斥了某些报纸的不负责任：“新闻的威力其实是并未全盘坠地的，它对甲无损，对乙却会有伤；对强者它是弱者，但对更弱者它却是强者，所以有时虽然吞声忍气，有时仍可以耀武扬威。于是阮玲玉之流，就成了发扬余威的好材料了，因为她颇有名，却无力。”孙犁当时二十二岁，他收集阮玲玉的照片，很可能是在她自杀之后，这样做，不只是对一个美的形象、美的灵魂的钦仰和怀念，更是对于正义的支持。对于丁玲也是如此。在30年代一度盛传丁玲在南京遇害，他和许多进步青年一样，是那样焦急、悬念。这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在1980年11月2日给丁玲的信②里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虽然也渐渐老了，但在30年代，我们还是年轻人的时候，都受过您在文学方面的强烈的影响。我那时崇拜您到了狂热的程度，我曾通过报刊杂志，注视您的生活和遭遇，作品的出版，还保存了杂志上登载的您的照片、手迹。在照片中，印象最深的，是登在《现代》上的，您去纱厂工作前对镜梳妆，打扮成一个青年女工模样的那一张，明眸皓腕，庄严肃穆，至今清晰如在目前。”在这些热诚的话里，读者能够感到，他在老年还保存着青年时代的天真，在对丁玲进行形容时，简直又回到青年时代去了。
是的，爱美是人的天性，人都爱美，爱画，爱好看的色彩，等等；但是，恐怕远非人人爱得像孙犁那样有自己的选择，有深刻的内涵……。
这个特点，在孙犁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