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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春天发生的事情，当冬天到来，母亲带着二菱来看大菱和那位朋友的时候，这对小姐妹——十一岁和九岁——已经会进行琴和箫的和谐的伴奏了。这一次，母亲又把二菱也留给那位朋友，说是要到延安去。箫，就交在二菱的手里。不久，因为这位朋友要到别处工作，便把两个孩子送到了她们的外祖父那里。她们的外祖父住在河间青龙桥。
1942年5月，发生了我们前面说过的敌人对冀中平原的大“扫荡”。这位朋友在秋初来到白洋淀，从一个船夫那里听说，有两个很俊气的女孩子，大的不过十三四岁，小的也就是十来岁，不久前，在他的船上遭到敌人的机枪扫射，牺牲了。这位朋友遭受的打击可想而知，他从那茫茫的一片水里，好像看见了大菱和二菱……不，“我不是设想那殉了难的就是大菱姐妹，那也许是她们，也许不是她们，但那对我是一样，对谁也是一样……”
小说有一个浪漫主义的结尾：忽然，那可能是一个黄昏，在山里或是在平原，远处出现了一片深红的舞台幕布，晚风中，有两个穿绿军装的女孩子正在演奏，一个拉南胡，一个吹箫。
小说的基本情节就是如此。发表后，有人说它不健康，过于“伤感”。华北文艺会议上，抑扬双方不知是否提到这篇作品，但在会后，孙犁却在这年9月7日给康濯的信里，特别嘱托对方：“印出稿中，特别是《丈夫》和《爹娘留下琴和箫》两篇，万万请你给我找到。”①《丈夫》是一篇说抗日光荣、当伪军可耻的小说，我们姑且不说；他要找的《爹娘留下琴和箫》却分明是一篇值得他纪念的小说。
但是，在将近四十年的岁月中，这篇小说并没有被他收入任何一本集子，人们差不多把它遗忘了，虽然那琴和箫的跳动的音符，在演奏者的眼睛里那么动人，不时有流动的神采飘溢出来。直到1980年2月，这篇小说才在《新港》文学月刊上重新出现，改题《琴和箫》，并于翌年首次辑入《秀露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在《新港》上重新发表的时候，作者写了一篇后记，其中说：……我重读了一遍，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伤感问题，同时觉得它里面所流露的情调很是单纯，它所包含的激｜情，也比后来的一些作品丰盛。这当然是事过境迁和发病以后的近于保守的感觉。它存在的缺点是：这种激｜情，虽然基于作者当时迫切的抗日要求，但还没有多方面和广大群众的伟大的复杂的抗日生活融会贯通。在战争年代，同志们觉得它有些伤感，也是有道理的。
这篇后记，除了对自己写于四十年代的这篇小说进行了应有的肯定外，主要体现着作者严格的要求自己和宽容的对待同志的精神，并不一定要当作科学的评论看。我们注意到，这篇后记没有收入到他的任何一本集子里去。作者严于解剖自己的精神固然令人感动，《琴和箫》却不应该再受到苛责了。这是记录了作者感情的一篇好作品。
确实，孙犁是一个不善于自我表现、却实在具有丰富的内在感情的人。华北文艺会议上，他虽然“默默”，想得倒不一定少。
妻子秋后又要生产了，他为她买了半斤红糖，然后就踏上了归途。冀中乡下习惯，认为红糖对产妇有特殊的滋补功效。
同行的还是方纪，经过束鹿时，他们在方家（其实是冯家，方纪原名冯骥）吃了方纪的母亲为他们做的当地特有的豆豉捞面，味道之佳，使他至今不忘。
方纪的家庭是中农，抗战时祖父当村农会主任，遭日军杀害。还有两个叔父也被杀害。他自幼托养在外祖母家里，常听她讲故事。据他自己写的《传记》①说：在延安，“曾得到了毛泽东同志亲自提笔改稿的荣幸。毛泽东同志在我写给《街头画报》的一篇评论稿中亲自改稿，亲自添写了这样一段话：‘可悲的是有这样一种人，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并未好好的研究，自己错误了又不好好的反省，一味拿着别人的死骨头，当作自己的活灵魂，恐怕鲁迅先生在生前对这种人也不过是敬鬼神而远之。’”
“文革”出后，方纪健康情况很不好。有两次开会的时候，孙犁看见了他，看他走路、签名那样吃力，孙犁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并且以年长之身，搀扶了比他更弱的伙伴。“文革”前，孙犁曾把司马光的两句格言抄给他：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看来方纪不以为然，反其意而唱，吟成四句诗，孙犁只记住了关键的第三句：“为了革命故”——。“为了革命故”又怎么样呢？看起来，比较好的解释是：为了革命故，也不能忘记“顿足而后起，杖地而后行”。
令人欣慰的是，劫火之后，文章仍在，“我们的作品，自有当代和后世的读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①还是诗圣说得对：古人日以远，青史字不泯！
从生活走向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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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家庄开会回来之后，冀中区党委决定调孙犁到深县，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48年9月，他到了深县，生活费用仍由冀中文联供给。所以，这次调动，用他的话说，是“客串性质”，是领导方面为了让他有机会接触实际。他满意这次调动，到任后，分工管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包括乡村文艺活动），甚至他要和有关同志一起，“发动和检阅一下沉寂良久的乡村艺术”②。
由于土改期间受过批判，初来深县时“还背着一点黑锅”③。但他很快就感觉到，这是大可不必的了：“在这里工作很好，同志们多系工农干部，对我也很谅解”④。这是真的，他不止一次谈到那时的同志关系是很宽容的，和县长、公安局长、妇联主任等，都能谈得来，他们决不歧视他。在深县，他只工作了半年光景，离开时，县委组织部长给他做的鉴定是：772孙犁传
①
②
③
④《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同口旧事》，《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致康濯信》（1948年1月6日），《陋巷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方纪散文集序》，《孙犁文集》第六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289
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相结合的模范。
他和深县中学的老师们，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其中有一位叫康迈千的老师，和他最熟。康老师住在一座小楼上，有一天孙犁去看他，登完楼梯，在迎面挂着的大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头部不断颤动。这是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的症候，当时还以为是上楼梯走得太急，并未介意。
我们在1979年4月有一次访问他的时候，注意到了他的这个症候。头部颤动时，下巴尤其明显。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这个症候已经有了三十年的历史。后来，听熟悉他的人说，他感情激动时，头部便颤动。根据后来和他多次接触的体验，看来这说法是真实的。发病原因，和劳累有关，和情绪恐怕也有些关系。例如，他在1916年4月10日给田间的信①里就这样说：“从去年回来（按：当指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回来），我总是精神很不好。检讨它的原因，主要是自己不振作，好思虐，同时因为生活的不正规和缺乏注意，身体也比以前坏……”他在来深县前，曾立意“改变一下感情，脱离一个时期文墨生涯，对我日渐衰弱的身体，也有好处。”②这说明，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已早有觉察。可是，对一个作家来说，毕竟太难放下自己的笔，也太难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从此，这个症候就“粘”上了他，对外人来说，可能还成为他情绪上的一个晴雨表。我们不知道当他处在壮年时，这症候给他的外观带来了什么影响。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他早已年逾花甲：瘦长的身材，面部表情似乎总是那么文静；但眼睛很明亮，既有青春活力，又显得那么温和、善良。——这是一位言语不多的诚实的老人，我们想。我们很快就发觉他的头部在轻微地颤动。过后，我们觉得，对于这位总的看来显得文弱的老人，这颤动很容易激起来访者的同情心，无形中倒增加了他待人的魅力了。
索性再多说几句吧。最近的这个蛇年春节过去以后，我们之中的郭，带了儿子（他是北京外语学院英语系的学生）去天津探亲，也去鞍山西道的新居民楼看望了孙犁同志。出来以后，郭问儿子：“怎么样？孙犁像不像一个农民？”这个大学生回答：“样子像，眼睛不像。眼睛像一个学者。”显然，他也观察到那双明亮的眼睛很具有思维的活力。
却说他在深县这段日子，过得还是很有意义。对于那位组织部长给他的评语，他并不敢欣然接受，因为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但在战争年代，他和群众相处，确实还说得上融洽：
在那种环境，如果像目前这样生活，我就会吃不上饭，穿不上鞋袜，也保全不住性命。这么说，也有些可以总结的经验吗？有的。对工农干部的团结接近，我的经验有两条：一、无所不谈，二、烟酒不分。……对于群众，到了一处，我是先从接近老太太们开始，一旦使她们对我有了好感，全村的男女老少，也就对我有了好感。直到现在，还有人说我善于拍老太太们的马屁……①说到接近群众，他还遇到过一件事情。
那是1947年夏天他在博野参加土改的时候。有一天，他到一个很穷的人家去访问，招呼了一声，出来一个红眼睛的妇女，抱着两个光屁股孩子，一个吊在Ru房上，一个几乎要从她的臂弯里溜下来。他觉得这是个邋遢女人。坐定后，问到村里情况，她又什么也说不清，支支吾吾，有些害怕。孙犁又觉得这妇女有些傻，甚至替她丈夫惋惜，怎么会娶这样一个人当老婆。可是见到她丈夫之后，他不惋惜了：这个男人更胆小，你给他说话，他装聋作哑，叫人难以忍受。他叫“老蔫”，受了一辈子苦。在生人面前不敢说话，有时说上一半句，别人一笑，他就吞回去，笑笑完事。他最能忍，受的罪也最多，并且得不到同情，好像生来就该受罪。
但他们开过几次会后，情况变了。在会上，孙犁有意让他多说话，同情他，鼓励他，渐渐地，他变得聪明、活泼起来，孙犁也觉得他勇敢、可爱了。他总是细心地听着“老蔫”的每一句后，觉得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才有价值。因为，“老蔫”并非生来就“蔫”，“蔫”是受压抑的结果。现在不蔫了，说话了，这就是一个解放的过程。
一天开会，孙犁说穷人的血汗供养了地主，他正惭愧自己的话单调乏力，“老蔫”说话了：“你说的一点汗一点血真是不假，汗是血变的，我试过，我接了一碗底汗晒在日头爷下面，干了是红的！”
我听了惊心动魄。汗能接在碗里，汗能晒成红的。他为什么要做这个试验，他有多少汗流在地主的田里？
他没有说出这些感想，有感想的难道都是我们这些人？但从他这一句话，我更加尊重他，尊重他的意见，我想，翻身就是要叫他这样的老实“无能”的人翻身吧！翻身的真理，就在他的身上！①这个简单的故事，很真实地反映了孙犁学习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他是一个作家，他属于自己的时代；他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也就是他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
在他看来，这道理也很简单：到什么地方，就踏踏实实地工作吧，先不要考虑怎么对创作更有利，没有这方面的目的，有时反而能得到这方面的收获。事实上，每一个作家的出现，并不是他先有意想当作家，大都是他在一个地方认真工作了若干年，又不断地写作，慢慢地也就成了作家。②
这也可以看做他对自己的创作经历的某种说明。在他看来，生活经历对写作非常重要，但还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不关心别人，是写不好作品的，我自己写作品，常常感到生活不够，路子窄，本钱少。比如写战斗，我就写不好。一位熟识的作战科长看了我描写的战争场面，对我说，“你写的这叫打仗吗？’一位在太湖养病的同乡看了我的书，说我写的恋爱也不带劲。这都是因为生活上的欠缺。作品里的生活是不能卖弄玄虚的，一分虚伪也是看得出来的。我们要多认识一些人，多经历一些事。也许今天用不着，明天还会有用的。”①在实际生活中，他会品察细节，也会处理细节。1946年7月31日他给康濯的信②里说：“我觉得写小说的好处表现在作者对生活的深入调查研究，用心的观察体会，因此它不与主题思想两家皮。”
他觉得他生活过的山地人民非常单纯可爱，“例如老太婆，虽是常常耍个心眼，但是她也叫我同情，心眼也简单可爱呀！”他回顾自己在战争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