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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战火还在燃烧，但是，希望的日子也日益迫近了，这一点，就连农村一个不识字的老太太也感觉得到。孙犁在安平县耿官屯访问过一个人称“李大娘”的抗日家属，抗战时，她送儿子参了军，抗战胜利后，儿子继续同国民党军队作战。谈到前途，她对胜利充满了信心：“蒋介石会变也只是七十二变，八路军是杨二郎，准能打败他。”②人民是在生活中感到胜利已经向他们招手了，他们也就在生活的一切方面通过实际行动迎接胜利的到来：缴纳公粮时，李大娘把碾细的米拿出来，糙米留给自己吃。
孙犁注意到，人民的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1947年，他在博野县大西章村工作时，认识了一位贫农姑娘王香菊。她只有十七岁，天真，健康，态度安静，对人亲热而爱脸红。但是，晚上开会，孙犁在那边说话，声音稍小了些，她就喊：“说大点声，叫我也听听啊！”确实，在斗争中，她变得勇敢了。从前，她不敢在地主的田边走，也不敢走过地主的大门，她怕那些富贵小姐们耻笑她的衣衫褴褛；土改以后，她可以挺着胸脯在她们面前走过，因为这些从前命定上车都要人来搀扶的、不劳而获的人，也必须到田野里去劳动了。孙犁对王香菊的印象很深：“这个女孩子在对封建势力斗争的时候，勇往直前，在分配斗争果实的时候，留心的是生产工具。分得土地以后，那时正是初秋，庄稼很缺雨，她整天整夜在园子里用辘轳浇水，井水往上浇，她的汗水往井里滴。一天黄昏，我走到她的井台上，她喘息着吐露了愿意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①香菊的形象，在《浇园》②这篇小说里得到了丰富和深化。她在井台上吐露的这个愿望，反映了正在形成的某种时代条件。
香菊有一位能干的母亲，但在她的家庭内部，又有一层奇特的关系。
香菊的母亲三十七岁了，六七岁时，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香菊的父亲做妻室。这在冀中，似乎并非个别现象，孙犁的小说《正月》③里有过这样的描述：“卖给人家，并不是找到了什么富户。这一带有些外乡的单身汉，给地主家当长工，苦到四五十岁上，有些落项的就花钱娶个女人，名义上是制件衣裳，实际上就是女孩子的身价。丈夫四五十，女人十三四，那些汉子都苦的像浇干了的水畦一样，不上几年就死了，留下儿女，就又走母亲的路。”香菊的母亲，似乎就承继了这样的命运：丈夫并非有钱的人，做了一生长工，饥寒劳累，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实际上，长工生活已经把他变成了一个傻子，除了默默劳作，整天也说不上一句话。孙犁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他发现，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和她的母亲、叔父。这位叔父四十一岁，没有结过婚，而她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父亲就端上个大碗，夹些菜，独自到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不是他的一样。香菊有个三岁的小弟弟，整天抱在叔父怀里，孙犁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
显然，这个家庭里包孕着某些时代的悲剧。对此，孙犁慨叹道：“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①应当说，孙犁这些议论，都说到了香菊母亲的心上。在孩子中间，母亲最爱香菊，土改以后，就更爱她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孙犁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这意思很清楚，香菊这一代人不用再走母亲们的老路了。孙犁当然同意她的看法。在孙犁看来，“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①在历史接近了它的目标之后，出乎人们意料地大大加快了前进的步伐。战争已经推进到津浦线上距离天津不远的地方。这里是冀中平原东北部的边缘地区，孙犁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解放战争的壮观图景：正当金秋季节，天朗气清，地里的庄稼全收割了，人民军队从南北并列的一带村庄，分成无数路向前推进：
部队拉开距离，走的很慢。我往两边一看，立时觉得，在碧蓝的天空下面，在阳光照射的、布满梗楂秋草的大地上，四面八方全是我们的队伍在行进。只有在天地相接连的那里，才是萧萧的风云，低垂的烟雾……
那里是云梯，一架又一架；那里是电线，一捆又一捆；那里是重炮、重机枪。背负这些东西的，都是年轻野战的英雄们，从他们那磨破的裤子，拖带着泥块的鞋子，知道他们连续作战好些日月了。……
到了冲锋的地点，那个紧邻车站的小村庄。古运粮河从村中间蜿蜓流过，这条河两岸是红色的胶泥，削平直立，河水很浑很深，流的很慢。两岸都是园子，白菜畦葡萄架接连不断。一条乌黑的电线已经爬在白菜上，挂到前面去了。
战士们全紧张起来，我听到了战场上进攻的信号，清脆有力的枪声，冲锋开始了。我听见命令：“过河！”就看见那个小小的炮手——马承志，首先跳进水里，登上了对岸。
这孩子跃身一跳的姿势，永远印在我的心里，这是标志我们革命进展的无数画幅里的一幅。在这以前，有他那年老失明的外祖父，在平汉线作战牺牲的马信涛，勤谨生产的姐姐马秋格；从他后面展开的就是我们现在铺天盖地的大进军，和那时时刻刻在冲过天空、吱吱作响、轰然爆炸的、我们的攻占性的炮声。①
这轰然爆炸的、攻占性的炮声一直延伸开来，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都是火光冲天，到处都是欢呼解放的人群。在腾腾烈焰和如潮歌声中，一个新的国家的形象已经孕育成熟，五四时期那位新中国的预言诗人所召唤的凤凰，就要再生了！
于是，在1949年1月，孙犁又一次随大队集合。这一次集合，不是向平原和山地转移，也不是走向那曾是革命灯塔的边城，而是走向大都市，走向被称为北方重镇的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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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孙犁正在深县，接到方纪的电话，说冀中区党委通知他到胜芳集合，准备进入天津。他先到了河间，然后与方纪、秦兆阳一同骑车去胜芳。胜芳是津郊大镇，水上风景很好，可惜是冬季，想观赏而不可得。但是他兴致勃勃地赶了集，看了市上出售的旧书。
在胜芳集中的，除了《冀中导报》的人员，还有从冀热辽的《群众日报》来的一批人，它的副总编辑郭小川，也属于这批人之内。这两部分人合起来，筹备进城后的《天津日报》的出刊。当时，孙犁编在《冀中导报》的队伍里（他在冀中时，常在该报驻地食宿，但只在今天，才成了它的正式成员），和方纪共同准备了进城后的副刊版面，他写了一篇题为《谈工厂文艺》的文章，后来登在1949年1月18日出版的第二张《天津日报》上①。从这时起，他已经想到，随着进入城市，文艺工作的对象和重点将要发生具体的变化：“在农村工作了多年，我们对于农村文艺工作和部队文艺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天津是工业城市，现在想到的是：如何组织起一支工人文艺队伍。”②“八年抗日战争，我们主要是建设了乡村的艺术活动。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的题目。”③以后的事实证明，和孙犁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在发展工人的文艺和培养工人作家方面，作出了实际的贡献，并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
他们在胜芳并没有等候多久，天津就解放了。下面的情形，让我们转录作家本人的纪事：进城之日，大队坐汽车，我与方纪骑自行车，路上，前有三人并行，我们骑车绕过时，背后有枪声。
过一村后，见三人只剩一人，我与方纪搜检之，无他。此自由行动之害也。比至城区，地雷尚未排除，一路伤员、死尸，寸步难行。道路又不熟，天黑始找到报社，当晚睡在地板上。①孙犁后来说过，这是差一点儿没有挨了国民党的黑枪。
过去的都已过去。现在，天亮了，解放了，睡在地板上的这一夜，迎来了一个新的黎明。
第七章 进城以后
园丁之歌
天津解放的日子是1949年1月15日。攻城前，据外国通讯社报道：天津市民估计，人民解放军两三天内就可以攻占天津。实际上，只用了一天时间，这个始建于明代永乐二年（1404年）的“海上门户”，便跨入一个新的历史纪元了。
当孙犁和方纪骑着自行车，沿着公路经由杨柳青进入天津的时候，“遇见了解放天津作战的青年战士们，他们说笑、歌唱，对源源进入天津的人们热情地招呼。每个人都对他们表示了无上的尊敬觉的恒久可能性”即世界就是眼前的感觉和可能叫感觉，物，他们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神圣的任务，从人民脖颈上摘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双重枷锁。”“一种新的光辉，在这个城市照耀，新生的血液和力量开始在这个城市激动，一首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赞诗在这个城市形成了。”①孙犁就是怀着这种历史感觉进入天津的，他和新生的天津市的人民一样激动。“那来自东北各地的青年英雄们，那来自冀中各个城镇、各个村庄有组织有经验的民工担架队，和那些带着农民的朴实作风进入这个城市工作的地方干部们，都用自己的工作，和自己对这个城市的贡献，来纪念天津的解放。”①
他也是这样。进城后的第三天，就在原来《民国日报》的旧址，出版了《天津日报》。顺便说一句，《天津日报》的组成｜人员，除了上述《冀中导报》和《群众日报》的两部分人，还有一些平津学生。孙犁被分配在副刊科工作，做副科长（科长是方纪）。从此，尽管他的具体职务有所变化，但再也没有离开《天津日报》。
《天津日报》的副刊以《文艺周刊》的名称享誉文坛。做为作家和编辑，孙犁在这块园地上默默耕耘了几十个寒暑，到了他的笔下，变成了这样几句普普通通的话：记得1949年进城不久，《天津日报》就创办了《文艺周刊》。那时我在副刊科工作，方纪同志是科长，《文艺周刊》主要是由他管，我当然也帮着看些稿件。后来方纪走了，我也不再在副刊科担任行政职务，但我是报社的一名编委，领导叫我继续看《文艺周刊》的稿件。当时邹明同志是文艺组的负责人，周刊主要是由他编辑。
……
现在有的同志，在文字中常常提到，《文艺周刊》是我主编的，是我主持的，……这都是因为不了解实际情况的缘故。至于说我在《文艺周刊》培养了多少青年作家，那也是夸张的说法，我过去曾写过一篇小文：《成活的树苗》，对此点加以澄清，现在就不重复了。人不能贪天之功。现在想来，《文艺周刊》一开始，就办得生气勃勃，作者人才济济，并不是哪一个人有多大本领，而是因为赶上了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①
这话说得有理。大作家、大哲学家们多次说过这类意思的话：花草树木离不开自然气候；作家作品离不开社会气候。提起解放初期那段好时候，不只孙犁有依依之情，二十岁在《文艺周刊》发表Chu女作的从维熙也说过：“我还经常回忆50年代初期的美好时光，那时我们的空气多么清新，每每思念起来，真有涉步于郁郁森林之感。”②蒙古族作家佳峻则从《文艺周刊》直接领略到了那“早晨的风”：“在众多的报刊中，我是《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读者，我学的是新闻，但我赞赏在这里刊出的一些清新、质朴、不雕琢、不媚俗的作品，它们给我很深的印象，读后常常联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菜园、一块平平常常的草坪、一潭波澜不惊的春水、一片四处可见的绿叶，平凡极了，但充满生机，就像每天都可以领略的早晨的风。”③
很快，围绕着《文艺周刊》，成长起一批年轻的作者队伍，人们经常提起的是这几位：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他们在给《文艺周刊》投稿的时候，都还是中学生，如刘绍棠，他在该刊发表作品时，才只有十五岁。后来被许多人称为“荷花淀派”的那个作家团体（尽管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