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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次地震，孙犁印象十分深刻，他在和人谈话时说：1976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我甚至想，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
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①两年多以后，叫《地震》的这篇小说，终于写了出来②。它说，1976年的7月，天气奇热，政治空气也压得人透不过气来。他每天光着上身，搬把椅子，坐在北窗之下，喘息着吹吹凉风。院里是轻易不去的，造反派的脾气又发作了：一会儿喊打倒孔老二，一会儿喊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好容易活着回来，住原来的房子，这也叫翻案。
正在这时，市里又发生了一件匿名信要案，一直查不出结果。先是叫全市几百万人签名化验手迹，不但没有查出，听说匿名信又投了几次。后来有人想出高招，缩小包围圈：一、是有文化的人写的；二、是不上班有时间的人写的；三、是住宽绰房间的人写的。三条的目标都很明确，是对着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来的。而报上天天登的，是党内出了资产阶级，要拆土围子等等。这样，他的家里便常常有户口警光顾。好在除了户口警，家里也没有别的客人——……忽然在28日晚上，来了客人，还带着一个小孩。客人一进门，就对孩子说：“这是你孙大伯，快叫！”
我才认出来的人是老崔。老崔和我是同县，他住城西，我住城东。1947年，我在饶阳一带工作，住在一个机关里。他是那里的炊事员，常照顾我吃饭。……
1949年进城，他在路上还给我们做饭。进城以后，不知为什么，把他分配到了裁纸房，叫大铁板砸伤了腿。1962年，机关又把他动员回乡了。他走时，我不在家。听我老伴说，他拉家带口——老婆很精明能干，四个小孩。城里没有吃的，觉得不如回家好。临走时把借我的三十元钱还了，还送了我老伴一书包红山药。说真的，这一包山药，在那时，也值十块钱。我埋怨老伴不应该收他的钱……他平常没有客，更少留客吃饭，今天要破例招待老崔一顿。吃饭中间，老崔问：“就一个人过吗？”
“你嫂子去世了。”他说。
“这我听说了。”老崔是个老实人，他放下筷子，抹了一把眼泪，“不是又续了一个吗？”
“是续了一个。这几年我一直境遇不好，人家也不愿意来了。”
……
两人谈了半天，没有一点儿好消息，只有唉声叹气而已。孩子走了远路，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兴趣，已经趴在桌上睡着了。这时已近10时，他打发他们到对过招待所去睡，随后自己也碰上门，到后面屋里睡去了。
我翻来覆去，一直睡不着。当我撩开蚊帐，抓起闹表，想看一看时间，记得是三点四十分，地大震了起来。最初，我以为是刮风下雨。当我知道是地震时，我从蚊帐里钻出来，把蚊帐拉倒了。我跑到前间屋子的南墙下，钻在写字台下面。
我的房屋内部没有倒塌，屋顶上的附属建筑倒了下来，砖瓦堆堵在门窗之下。如果往外跑，一定砸死了。
这时院里已经乱作一团。我听见外面真的在下雨。我想，既然没有震死，还是把自己保护一下吧。
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上破草帽，开门出去……走下台阶，看见老崔正带着孩子找他，“没事吧？”他们互问平安。
“你看我挑的日子多好，”老崔苦笑着，“十四年没来天津呀，天心也变了，人心也变了。我今天就买车票回去了。”他没有留他。
地震之后，由造反派带头，院子里的人们投入了争夺砖瓦木料、抢占地盘搭盖防震棚的战斗。孙犁是“特殊人物”，他既无心、也无力与别人争夺什么，只搭了上面说的那个塑料薄膜的小棚子。
这所宅院，原是吴鼎昌（曾任大清银行总务局局长、《大公报》社长、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姨太太的别墅，院内小河石山，花木繁盛，有园林之美。房屋庄严、阔气，都是木结构，正门门限上镶着的那块又厚又大的黄铜，就足有二十斤重。造反以来，糟踏得不成样子了，花木刨损，钢铁卖钱，屋瓦颓败，顶生茂草。只有小河石山，残留院中；但地震后，因争修“临建”，它也毁于一旦。这所宅院的兴衰，在局部上呈现了“文革”的一幅缩影，给孙犁留下了痛苦的记忆。
两个多月以后，在中国大地上又发生了一次“地震”——这一次是社会性的地震。“天心”变了，似乎是为了对前一次灾难性地震进行补偿，这一次社会性的地震，结束了“四害”横行的时代，为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孙犁终于和中国人民一道，跨过了1976年的历史性门坎儿，进入另一个时代了。
第九章 晚华老不荒
执著现实，继续战斗
十年了，整个是一场噩梦，很长很长的一个噩梦。正因为这梦太长了，待到睁开眼睛，晨曦已穿透夜幕，在他身边洒下一片阳光了。
虽然天色已亮，他到底刚从噩梦中醒来，不能完全驱除那个可怕的魔影，所以，在1977年2月14日下午司马光北宋史学家、哲学家。哲学上崇奉汉人杨雄，主，他在《曹子建集（上）》的“书衣”上，写了这几句话：“又值岁暮。回忆一年之内，个人国家，天事人事，均系非常。心情百感，虽易堂名为晚舒，然不知究可得舒与否。仍应克励自重，戒轻戒易，安静读书，不以往事自伤，不以现景自废。”①至于“四人帮”倒台之前，他还默默仿效《颜氏家训》，拟了几条戒规：
一、最好不要干这一行。
二、如无他技谋生，则勿求名大利多。
三、生活勿特殊，民食一升，则己食一升；民衣五尺，则己衣五尺。勿启他人嫉妒之心。①这些，都已经过去区别。指出布哈林理论的实质，就在于用折衷主义偷换辩证，他也说在今天看起来，有些不合时宜了。
他渐渐完全清醒过来，终于发现，“长江大河，依然滔滔向东。现在正是春天，依然是桃红陌上，燕筑堂东，孕育着新生。”②他又拿起笔来了（说起来，他“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已有二十年基本上没有动笔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的两位编辑来到天津，向他约稿。1977年7月，他写了《关于短篇小说》一文，发表于同年第八期《人民文学》，这是粉碎“四人帮”后，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紧接着，他又发表了《关于中篇小说》、《关于文学速写》、《关于长篇小说》、《关于散文》等文章③。除了这些理论性的文字，在1977年，他还写了《伙伴的回忆》、《保定旧事》、《在阜平》、《回忆何其芳同志》、《服装的故事》等散文④，陆续在以后刊出。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一年，他就写了这么多，说明他的创作精力已经开始恢复过来了。以后，年复一年，他的创作势头有增无已，创作数量，几乎逐年递增。谁也没有想到，在被迫搁笔多年之后，到了晚年，他的创作步伐忽然加快起来。
1978年10月，主持作协日常工作的李季，亲自到天津来邀请孙犁赴京开会。“非我来，你是不肯出山的！”李季说。对于开会，孙犁确实向不热心，这次有感于诗人的盛情，他慨然答应赴京，而且坚持一周，把会开完。
李季还是那么善做工作，那天晚上八点多钟，孙犁刚到旅馆，还没走进房间，就听到他在狭窄嘈杂的走廊里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社，一边走一边大声地说：
“我把孙犁请了来，不能叫他守空房啊，我来和他作伴！”他穿一件又脏又旧的军大衣，依然谈笑风生。会议期间，他发了言，而且很激动，像是和人争论，讲着讲着，忽然脸色苍白，要倒下去，吞了两片药，终于把话讲完，第二天就病了。
孙犁的发言也是他安排的，他说：“你不常参加这种场合，人家不知道你是什么观点，讲一讲吧。”
孙犁同意了。他讲得很短，题目是《奋勇地前进、战斗》①。开头他就规劝李季要节制感情，他说，大激动，大悲哀此类推，万物无所差别，“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其学说与，大兴奋，大欢乐，都是对身体不利的。然而他也明白，不如此又何以作诗，何其为诗人？
然后，他就正式开始了他的发言：我很少到北京来，这次主要是来看望同志们。……
作家就其天良来说，没有不愿为党为人民多写一点东西的。就像在阳光雨露下，禾苗花草没有理由不茁壮生长一样。作品需要生机。“四人帮”破坏了这个生机。他们处心积虑地想摧毁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他们想用封建的愚民政策，把广大人民置于他们奴役之下。他们必然想到了文艺及其作家对他们罪恶行径的障碍。
……
如何从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人生理想许多精神领域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影响，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迫切的战斗任务。我们绝不能忽视，更不能掩饰“四人帮”的流毒在人民身心上的重大伤害。我们要把不利于繁荣或是还在束缚创作的因素去掉。人并不是生下来就胆小的。如果他第一次在路上遇到的只是井绳，他就不会心有余悸了。
……这些年来，有些文艺作品里的诳言太多了。
作家应该说些真诚的话。如果没有真诚，还算什么作家？还有什么艺术？
我们要坚强起来，也要诚实起来。我们要把丢掉了的现实主义再拾起来，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
他最多不过讲了十分钟吧，讲的这些内容，便首先成了他本人的行动纲领。特别是对现实主义，他不只身体力行，而且联系实际，做了许多独到的发挥和解释。例如，他说《水浒传》写郓城书吏宋江写得成功，写水泊首领宋江，则无能为力。因为作者熟悉书吏，而不大了解水泊首领的生活。与此相反，《西游记》写猴、猪等怪，全以写人的笔法出之，因而生动。《聊斋志异》写狐鬼，成功之道亦在此点。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凡是小说，起步于人生，遂成典型；起步于天上，人物反如纸扎泥塑，生气全无。”“一个作者，有几分见识，有多少阅历，就去写同等的生活，同类的人物，虽不成功，离题还不会太远。自己识见很低，又不肯用功学习，努力体验，而热衷于创造出一个为万世师、为天下法的英雄豪杰，就很可能成为俗话说的：‘画虎不成，反类其犬’。”①1979年，笔者在多伦道他的住处访问他，在很短的谈话时间里，他也谈到现实主义。他说，就是海市蜃楼，也是实体的幻景，没有同样的实体，它便无从产生。关于不同时代的现实主义名称问题（例如，我们今天往往要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革命”二字），他好像并不十分重视。他认为，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的作家们进行创作，会很自然地互相区别开来，用不着特别加上一个什么名词。后来，我们看到他在一次同客人的谈话里，更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客问：“我看你近来写文章，只谈现实主义，很少谈浪漫主义。”“是的，我近来不太喜欢谈浪漫主义了。”
“什么原因呢？”
“我以为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当前的急务，是恢复几乎失去了的现实主义传统。现实主义是古今中外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可以说是浪漫主义的基础。失去了现实主义，还谈什么浪漫主义？前些年，对现实主义有误解，对浪漫主义的误解则尤甚，已经近于歪曲。浪漫主义被当成是说大话，说绝话，说谎话。被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因此，发誓赌咒，撒泼骂街也成了浪漫主义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认为浪漫主义虽是文艺思潮史上的一种流派，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没有凭空设想的浪漫主义。海市蜃楼的景象，也得有特定的物质基础，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