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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因为苦闷和无聊,和他开开玩笑的,也不乏人。前者尚属好心,后者连这个也谈不到,他们的行为,只能当个笑话看看了:
……比如,我在一篇文章的末尾注明:降温,披棉袄作。他就来信问:“你一张照片上,不是穿着大衣吗?”又如,我同记者谈话时说,“文化大革命”时,有人造谣说我吃的饭是透明的。他就又问:“那就是藕粉,‘荷花淀’出产的很多,你还买不起吗?”①孙犁明白,比起“棍子”来,这是“小巫”,虽然他们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只好置之不理。
而且,他的房子也还漏雨呢。自从1972年让他搬回来以后,便开始了不断修房的生涯。其中1977年秋天的一次,大概算是“大修”,他在这年8月3日给韩映山的信里,记下了这次修房的情景:
我的房昨天下午,顶棚塌了一块,夜间大雨,我通宵未眠,总结这两年的修房经验为:不漏不修,不修不漏,越漏越修,越修越漏。
每日来四五人修房,招待烟茶糖果、西瓜,上房一小时,陪坐二小时,上下午都如此,实是苦事。
所以,房顶漏雨如瀑布一般,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今天院中积水大腿深,像乡下发了大水,所有临建都泡了……②
他在1983年写了一篇“芸斋小说”,题目就叫《修房》③:每到雨季,他的住所几乎无处不漏,所有桶、盆、盂、罐……全用来接漏水,还是顾此失彼,应接不暇,天花板大片洇湿,接着是大片坠落。“一天夜里,乒乓乱响,后屋一角,水如狂瀑,我接连从窗口往外倾倒出十几桶雨水。”修吧,打电话给本区房管站,不来;亲自去请,来人只登记一下,便没有了下文。“我自己想,房管站可能是突出政治,不愿意给‘走资派’修房,正如医院不愿给‘走资派’看病一样。同院有一家是军属,房也漏了,请来了人。第一天,没有带家具,几位工人坐在院里小亭下,喝完茶,吸完烟,一到上午11点就下班走了。第二天,带了家具来,还推了一斗车白灰泥来,又是喝茶吸烟,到10点半钟,一个小伙子上房了,把灰泥系上去,11点又都下班走了。原来是把一小车灰泥,倒在瓦垄里,就算修好了。从此房顶走水不利,下雨时,屋里漏得更欢了。”
如此修房法,他哪里敢去再惹?何况还要送上厚礼。
但是,登记修房的人自己闯了进来。这是一个有明显的流氓习气的中年人,他好像已了解了孙犁的一切:“你的书不少呀。”
“嗯。”孙犁只应了这一个字,表示无可奉告。他笑了:“听说你的书都很贵重。”
“也说不上。”孙犁仍漫不经心地说,“买的时候贵重,再卖出去就不值钱了。”
他抓起一本书,翻了起来。这很使孙犁讨厌;再说,书也受了潮,稍一不慎就会撕坏。
“这也算是四旧吗?”他笑得越发狡猾了,“新近发还的吗?”
“是。”
“什么名字?”
“湘绮楼日记。”
“房漏吗?”
“不漏,不漏。”
他见无利可图,且又无隙可乘,只好讪讪地走开。但这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以后,总该好了,事实上如前所说,也不尽如人意,房顶仍是每年漏雨。而且房子周围,由同院的人盖满了小屋,连放个梯子上去修理,也很困难。直到1988年夏天,天花板的一角还塌落一块,幸亏没有伤着人。
大院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
1981年秋天,忽然来了一个人,进门就问:“你还认得我吗?”
来人有六十多岁了,从声音和举止,孙犁一下子认出他是三十多年前的伙伴——柳荫。那时他们都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不算很亲近;三十多年后的这一面,倒非常亲近了。一般不招待客人吃饭的孙犁,想留柳荫吃顿午饭,客人婉辞了。他说,他带来了三册诗稿,怕孙犁没时间看,放在了朋友那里。孙犁说很愿意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那位朋友就把诗稿送来了。
这是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有战争年代的激|情贯穿其间,有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婉约舒畅,章法完整,节拍和谐。显然,这不是雏凤之声,而是龙凤之声。有些青年会说,这是老调重弹,但孙犁喜欢这样的“老调”。他读完后,在凌晨二时,从床上起来,开始为柳荫的诗写点儿什么了①,因为只有这个时候,大院里最安静。
终于,太阳出来了,谁家的收音机里传出了歌声,车铃声也在院子里响起来,新的一天的嘈杂,重又统治了大院。孙犁写道: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他不怕寂寞,为了耕耘,他甚至追求寂寞,但这里说的寂寞,恰恰是嘈杂带给他的,是“砖来!”“泥来!”“毛毛雨”和“桃花江”带给他的,因此,寂寞成了一种反作用力。更坏的是,人际关系变得紧张了,“十年动乱,大地震,是人性的大呈现。小人之用心,在于势利,多起自嫉妒。卑鄙阴毒,出人意表。平时闷闷,唯恐天下不乱。一遇机会,则乘国家之危,他人之不幸,刀砍斧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①前几年,有位老同事对他说:“再遇大乱,还有老百姓,像根据地那样,掩护我们吗?”
孙犁笑而不答。他想:不出大门,五步之内,会遇到什么人都很难说,还谈什么根据地呢。
孙犁自从1951年迁居此院,除了“文革”三年,到1988年迁出,在这里住了三十七年,是最老的住户了。人地两熟,自然是好事,但这里常常勾起他的不愉快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恐惧。例如,1975年12月2日写的“书衣文录”里就有这样的话:“近日为邻居在窗下盖小房生气,甚无谓也。然迫使余深思当前环境及将来可能遭遇。要之,应随时克制,慎之!”②可见,这心情由来已久。大院是一个小世界,在这里,他实在不愿再看到一些人的面孔,不愿再听到一些人的声音,否则,白天会使他五内不安,夜间会使他辗转反侧。
作为三十七年院内生活的总结,他在迁出之前,写下了这样的话:
三十七年间,私人之事有:我之得病,母亲去世。“文革”中,白昼轮番抄家,夤夜聚众入室。限两小时,扫地出门,流放到佟楼去等等。国家之事有:反胡风,反丁陈,三年困难,“文化革命”,大地震等等。他人之事,亦变幻百端,不及详记。……
大院之变化,亦时代之缩影。在这里,静观默察,确实看到了,近似沧海桑田的自然景观;也体会到了,无数翻云覆雨的人情世态。很多是过去不能懂得的。①
以这个大院为题材和涉及到这个大院的作品,他已经写了不少了。这也是时代的记录。
交游
有一次,他对韩映山说:“我有很多缺点,其中主要的是閛知人,临事讯稀!焙成交卮鹚担骸笆钦庋阌姓庵缺点。”孙犁很喜欢韩的坦率直言,以为这非常可贵。他想,如果对别人这样说,那回答可能相反;但一遇风吹草动,还是率性直言的朋友可靠。因为他看到前些年,在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下,单是在文人中,那种以文艺为趋附手段,有势则附而为友,无势则去而为敌的现象,也太多了。他说,这实际上已远劣于市道之交了。
韩映山,河北省高阳县人,初中毕业后即回乡生产,坚持业余写作,作品清新、朴素,充满平原和水乡情趣,50年代以来,出版有短篇集《水乡散记》、《作画》、《紫苇集》、《红菱集》以及中篇集《串枝红》、《满淀荷花香》等。他认识孙犁,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还在保定读初中,是由诗人远千里引见的。后来,他经常给《天津日报》的文艺副刊投稿,迄于今日,仍和孙犁保持着密切的文字交往。
远千里是孙犁十分怀念的一位朋友。他也是冀中人,家在河北省任丘县。1930年考入保定第二师范,和梁斌相善。喜欢《拓荒者》、《太阳月刊》等左翼刊物上的诗,也学着写,并于同年加入左联。关于他,还在“文革”期间,孙犁就在自己决没有想到会发表的“书衣文录”里,一再写下披肝沥胆的文字。那是一本《三唱集》,远的遗作,孙犁题签。这一天是1975年的9月8日,孙犁为这本书包上书皮之后,拿起笔来写上:“再为此册题字,不禁泫然。”“我的字写得多难看!可是当时千里一定叫我写,我也竟写了。千里重友情,虽知我的字不好,还是要我写。”
为什么说“再为此册题字”呢?原来,他在1973年4月13日晚,在包书皮时题过一次字,现在重装此书,他就又题了一次字。而且,他把上次题字的摘要,也移抄在新包装的书皮上了:
此系远的诗集,他在抗日期间,还写些歌词。书面题字是我写的。今天整理残书,去其污染,粘其破裂,装以薄纸,题记数语。
余于友朋,情分甚薄。无金兰之契结,无酒食之征逐,无肝胆之言语,无密昵之过从。因之无深交,多不详其家世、学历、年龄。
他是20年代书生模样,文质彬彬,风度很好,对我关心。数十年来,相与之间,无言语之龃龉,无道义之遗憾。
他写的诗,明白畅晓,我所喜爱。
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此后,或有说者,或无听者;或念者少而忘者多。或知者不言,或言者不知。其见证较久远者,其为遗书。能引起我对远的全部回忆的,就是他这本诗集了。故珍重记述如上,以备身体较好,能有较详细的关于他的记述。①
他的心愿实现了,1976年12月7日夜,即粉碎“四人帮”刚刚两个月,他就写了那篇《远的怀念》。这可以说是他重登文坛之后写的第一篇作品,虽然发表的时间较晚②。远在1968年被迫害致死,文章写道:“听到远的死耗,我正在干校的菜窖里整理白菜。这个消息,在我已经麻木的脑子里,沉重的轰击了一声。夜晚回到住处,不能入睡。”特别是结尾的几句话,据我们所知,很多喜欢他的散文的读者,差不多都能背诵了:
现在,不知他魂飞何处,或在丛莽,或在云天,或徘徊冥途,或审视谛听,不会很快就随风流散,无处招唤吧。历史和事实都会证明:这是一个美好的,真诚的,善良的灵魂。他无负于国家民族,也无负于人民大众。
他说自己于朋友份上,“情分甚薄”,生前无酒肉征逐,无肝胆言语……但在朋友身后,他却用自己充满真情和道义力量的文字,在读者的心里悄悄筑起了一块碑。在文学史上,远本无赫赫之名,在读者的心里,他至少要生活上一个时期了。孙犁在下面讲的一番话,的确也是实情:“我从青年时期,列身战斗的行伍,对于旧的朋友之道,是不大讲求的。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耐烦嚣,平时下好宾客,也很少外出交游。对于同志、战友,也不作过严的要求,以为自己也不一定做得到的事,就不要责备人家。”①这一观念,一直到今天,也影响着或支配着他的交际方式。
一般说来,对面相坐,他比较沉默寡言。之所以这样,据他说,一是因为性格,二是因为疾病,三是因为经验。性格呢,他说自己从小体弱多病,表现在性格方面,优柔寡断;加以多年习文,对周围环境和人事关系,也缺乏知识和应对的能力。疾病就不要说了。至于经验方面,他得着了许多的教训,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一位访问者从他这里走了以后,发表了一篇访问记。孙犁看后吃了一惊:那已经不只是报告文学,而是近似小说的东西了。其实,访问者在他家坐了不过一刻钟,谈了不多几句话,且有第三者在坐,可以作证。但在访问记里,孙犁变成了一个讲演家,滔滔不绝地讲着大道理,而且还郑重地打上引号,使孙犁看了,真不禁目瞪口呆了——当然,他并不是恶意,引号里的那些话,也都是好话,都是非常正确的话,并对当前的形势,有积极意义。千百年后,也不会有人从中找出毛病来的,可惜我当时并没有说这种话,是作者为了他的主题,才要说的,是为了他那里的工作,才要说的。
往不好处说,这叫“造作语言”,往好处说,这是代我“立言”。什么是访问记的写法,什么是小说的写法,可能他分辨不清吧。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