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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精神（并非欧阳修一人）显然影响到他。他说：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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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他这样从事文字工作，真是一种“重劳动”。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换取读者的谅解。1982年冬，他接连闹病，抵抗力太弱了，别无所事，以写作自娱，尤其爱写诗。于是，在《羊城晚报》发表了一首《印象》。过了些天，收到一位读者来信：“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只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读了这封信，孙犁开玩笑地说：“捧读之下，心情沉重，无地自容。他希望我回信和他交换意见，因为怕再浪费他的时间，没有答复。”
他有这样的经验：“既然登上这个文坛，就要能所得各式各样的语言，看得各式各样的人物，准备遇到各式各样的事变。但不能放弃写作，放弃读书，放弃生活。如果是那样，你就不打自倒，不能怨天尤人了。”①他倒不以为自己的诗无可挑剔，他认为老朋友曼晴为他的诗集写的序言，对他的诗的毛病，说得最为确切明白，只是一开头就如此，改起来很难。他说，自己的目标是：当不成诗人，弄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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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做过编辑，又做过教师，这两种职业，都有利于养成他在处理稿件或文章方面严谨、精审的工作品质。或者说，他正是以这样的品质，对待这两种职业的。
他常以编辑的眼光，发现或提出一般人不容易注意到的一些问题，例如他说，编辑要浏览百家之书，不怕成为杂家。要熟悉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和语言，出及各种具体知识等等，以避免改稿闹出笑话。有一次，他的一篇自传性的文章中的“回到冀中”，错排为“回到北平”，编辑没有看出。当时抗战刚刚胜利，北平还是敌占区。他幽默地说：如果后人据此审查作者历史，岂不麻烦？
他甚至提出，编辑应该注意标点符号，因为就是有经验的作者，有时也不太讲究标点，一般编辑也容易犯标点错误。他举了一个例子，第一次排印的《鲁迅日记》里，有一段话是：友人惠赠图章一枚，文曰：“迅翁”，不可用也。编辑标为：文曰：“迅翁不可用也”。一点之差，意思大谬。他常用当编辑的习惯，读出许多人读不出的错误。1982年9月，在在接待南开区工人文化宫主办的《南开文艺》的几位编辑的时候，谈了他读书的习惯和方式，同时也寄寓着对青年文学爱好者们的期待：……现在一些青年人，一个是读的太少，另一个是读的不太仔细。我看书一般看的比较慢。差不多一字一句地看，连标点符号、错字也不放过。有些青年人，甚至有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看书看得快极了。最近有个朋友给我捎来一本旧小说，叫《续孽海花》。我每天晚上也许看上一回到两回。精力也不行。但我看的比较仔细。它的错字非常多。遇上错字，我就考虑它应该是什么字。这样，印象就加深了。……①
同时，他希望青年人好好写字。他常常发现：内容好的稿件，往往字也抄得工整；反之亦然。他说，字迹潦草，在考场上也是吃亏的。正好，《天津日报》《文艺》双月刊的主持人邹明（他也是从50年代起就在《天津日报》文艺版默默耕耘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编辑）刚从北京约来舒群的稿子，孙犁即以此为例，向来访者们说：“舒群同志都七、八十岁了，可那个字就像小学五、六年级非常用功的学生，写得清楚，一笔一划，每个字都是这样……写字也能代表你是否认真地推敲了，严肃地思考了。”
他指导投稿者很具体，也很近人情：可以先在地方报刊投稿，这样容易选用，得到鼓励。投稿前，要经常阅读一些报刊，看看它的内容、要求。投寄时，最好按邮局规章，寄到编辑部，下面用清楚字体注明姓名、地址，以便联系。发表后，特别是再经人一捧，容易飘飘然，这是人之常情。但需要克制，人的弱点之一，就是经不起荣誉考验，要当心压沉自己。再不行，可以在自己桌上放部《鲁迅全集》，拿它一比，不就显得自己那点儿成绩过于渺小和寒碜了吗？初学写作，最好写自己熟悉的、有亲身体会的事，要学写短篇、一两千字的文章，写好后誊清，先请老师和周围的人们看，修改满意之后再投稿。要认真，不存侥幸心理。稿件倘被退回，也不要灰心，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会做得更好。其实，稿件被采用或被退还，都是正常的事，不要大惊小怪。稿件不用，固然有质量问题，但也不一定。这可能有多种情况：有时是不适合刊物当前要求，这叫没赶上时候；有时是编辑一眼看高，一眼看低，这叫没遇见伯乐，如果自己有信心，过些时候或另投他处，终归会有出路。
他还告诉投稿者：在学校作文，可以模仿他人，也可以抄录一些平日喜爱的语句。但从事创作，千万不能犯抄袭毛病，否则，一经败露，就会一蹶不振。他举出30年代的穆时英，最初模仿日本的新流派，马上走红，拉稿者纷纷登门，他供不应求，从模仿沦为抄袭，经人在《现代》杂志上揭出（他的一篇小说抄了日本某作家的《街景》），这颗“明星”再也放不出光来了。
总之，他对青年写作者言传身教，是很花了心思的。他这样做，目的全在“培植一代正气之花、磊落之树的新苗”①，他说：“文坛正如舞台，老一辈到时必然要退下去，新的一代要及时上演，要各扮角色，载歌载舞。”②他虽然在青年作者身上花了许多心血，倾注了深厚的感情，但他编刊物的时候，从不喜欢把作者叫到自己家里来，以为干这一行，只应有文字之交。例如和刘绍棠、从维熙等，虽然文坛盛传他们是孙犁的“大弟子”（孙犁本人一直反对这样称呼），但至今见面为数寥寥。从维熙最初给《天津日报》文艺周刊投稿，有一次到报社来，孙犁只和他（还有几个别的人）在会议室里见了一面。1957年初春，孙犁在北京住院，从维熙和刘绍棠、房树民买了一束鲜花去看他，结果没能进去。80年代，孙犁重提此事，还眷念不已：……1957年春天，他们几位，怎么没有能进到我的病房呢？如果我能见到他们那一束花，我不是会很高兴吗？一生寂寞，我从来也没有得到过别人送给我的一束花。
现在可以得到了。这就是经过他们的努力，不断出现在我面前的，视野广阔，富有活力，独具风格，如花似锦的作品。①即使在这些他亲自指点、培养过的后辈作家面前，他也总是那么平易亲切，谦虚谨慎。有一次，他给从维熙写信说：“我成就很小，悔之不及。我是低栏，我高兴地告诉你：我清楚地看到，你从我这里跳过去了。”②现在，他以同样的热情，继续不断地注视着新的作者和新的文学幼芽。其中，最小的一位是寒青，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十五岁的小姑娘，孙犁和她说话，就像和大人说话一样，但谆谆之意，又是十分地感人。他给她写了这样一封信③：寒青同学：
收到你2月14日来信，我非常高兴。这并不是因为你在信中赞扬了我，是因为我看到了你对生活，你对父母，你对文学写作的一片赤诚，和你对我的一片天真之心。你的文字，也使我高兴。你才十五岁，有这样通顺，鲜明，能很好的表达情意的文字，证明你是很用功，很懂事的一位小姑娘。
只有严肃纯朴地对待生活，才能严肃纯朴地对待文学艺术。那些把文学艺术看作是荒诞玩闹的化身的人，最终必然导致荒诞玩闹地对待生活。每年都可以看到，不久以前还在玩弄魔术、哗众取宠的人，在文艺舞台上消声敛迹了。
我生活得很好，春节过得也很愉快，请你不要挂念我，好好学习，继续努力。问你父亲好！
孙犁
2月22日
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他几十年的编辑生涯中，贯串着一个显著的特色，那就是持久不懈的热情。前些年，他已从具体的编辑岗位上退了下来，但是，许多人都能感到，在他和青年作者的接触中，仍然葆有他当编辑时的那种一贯特色。1983年前后，山东省鱼台县一位青年作家李贯通，常常寄信寄作品给他，向他请教。孙犁的复信，直率而具体，但又充满激｜情。例如，有他的信里，我们能够读到这样的话：“寄来信及刊物收到。当即读过你的小说。小说写得很好，很吸引人，我吃过晚饭，一口气就读完了，忘记了抽烟。可见是有它的特点了。”“小说主要是写出人物来，就是写出‘人情’来。故事情节都要服从这一点，不能倒置。你的小说，情节故事还可以单纯一些，例如‘文化大革命’及遇到管文物的老人，均可从简。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道理’，而道理本应从人情中生出，不应从编故事中生出。”①1984年11月14日，李贯通再次致信孙犁，说自己一篇小说发表后，收到不少赞誉的信，但终没有引起什么重视，有些朋友说他缺少“诗外功夫”。并随信寄来一期《萌芽》，上面载有他的新作《第二十一个深夜》，恳请指正。
李信约三四百字。距李写信不足一周，即同年11月20日，孙犁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多字的回信②，告诉这位作者：“看到刊物上有你的新作，我都是感到高兴。看到你的作品被重视，发在显著地位，我尤其从心里喜欢。”“说来说去，创作一途，生活积累总是根本，其次是读书。”“从事创作，只能问耕耘，不能预计收获。皇天总不会负有心人就是了。也不必去做‘诗外功夫’。我青年时从事此业，虽谈不上成绩，也谈不上经验，但我记得很清楚，从来也没有想过，给权威人物写信求助。因为权威人物是不肯轻易发言的，只待有利时机，方启金口。有时说上一句两句，钝根者也不易领会其要领。即使各种条件成熟，你的姓名，被列入洋洋数万言的工作报告之中，并因此一捧，使你的作品得奖，生活待遇提高，得到一连串的好处，对你的前途，也不见得就是定论。历史曾经屡次证明这一点。”“给我写信，是另一回事，与上述无干。因为我说你写得好或是不好，都是秀才人情，无关实利。我们是以文会友，不是以文会权，或以文会利。”……信写得如此诚挚恳切，热情洋溢，没有对年轻作者的由衷爱护，是做不来的。但是，作者的信，正如次开了的堤防，一时还收它不住：
前两天，天津下了一场大雪，这是一场很好的雪。我从小就喜欢下雪，雪，不只使环境洁净，也能使人的心灵洁净。昨天晚上，我守着火炉，站在灯下，读完了你发表在《萌芽》上的小说《第二十一个深夜》。在我读小说的前半部分时，我非常喜欢，对你的艺术表现的欣赏，几乎达到了击节赞叹的程度。但自从甜妮母亲突然死亡的情节出现以后，我的情绪起了变化……
直率地说，他不喜欢这篇小说的下半部分，他认为甜妮母亲的自尽非常不自然，是作者有意制造的“悬念”。由于这一关键性的情节失当，使后面的故事乱了套。他也想到，这可能是作者追求的一种现代手法；但他明白表示，他不欣赏这种手法。小说的后半部，奶奶和甜妮性格变得“复杂化”了，但和她们前面的形象发生了矛盾和破裂。至于甜妮擦澡和嘲笑诗人的情节，那简直是败笔，“是当前流行的庸俗趣味，在你笔下的流露。”最后，他向作者表示：他可能说得太多了，也可能说得过火了，希望得到原谅。
该信稍后发表，没有等到作者表示原谅，他自己先惴惴不安起来。一位评论工作者看过他的信和李的小说后，委婉地告诉他：“当前的青年作家，都喜欢捧……”他想：他和这位青年作家只见过一面，而且只有几分钟的时间，还说不上什么了解，结果会是怎样呢？
他本来已变得不大愿意读自己发表过的东西，这次却找出原稿，读了几遍。还好，没有发现有可能开罪对方之处，他放心了。
但他发现这信是在激动状态下写的，有些借题发挥。对李的小说，某些地方也难免说得偏激了些。青年人读到这些地方，会是不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