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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在那一时期，也有一些挂羊头、实狗肉的假马克思主义的书，使青年人常常上当。有些杂志，不只名字诱人，封面也用红色，显得非常革命，里面也常引用马列主义的字句，而实际是反马列主义的。但这毕竟是螳臂挡车，无济于事，青年人还是从比较中增长了鉴别力。至于孙犁，他在这方面是得到鲁迅文章的许多帮助的，因为鲁迅先生经常揭露这些貌似革命或伪装马列的骗子手。
孙犁也读了许多文学作品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驱者们的著作，如《独秀文存》、《胡适文存》，鲁迅、周作人等作家的译作，冰心、朱自清、老舍、废名（冯文炳）的小说、散文，还有一些英、法小说和印度作家泰戈尔的作品。英文方面，他读过《林肯传》、《泰西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莎氏乐府本事》。不过，这些主要是做为正课来学习的，在高中时，他开始攻读英语，曾获得“佳评”。
遵循着他在当时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后来他就专读左翼作家和苏联作家的小说了。
他是在一些左翼理论著作的提示下去阅读苏联新兴的文学作品的。他最初读的是曹靖华翻译的拉甫列涅夫的《第四十一》和爱伦堡的《烟袋》。“拉甫列淫夫的简洁的叙事诗的风格和草原的热风一样的感人的力量，使我非常爱好。爱伦堡的短篇《烟袋》所包含的强烈的、真实的革命的激｜情，震动了我，我一直保存这本书，直到我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把它遗失在战场上了。”①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他还告诉一些青年作家：要多读一些合乎自己的艺术气质的那些作家的作品。原来这也是他的起点，他从中学时代就积累起这方面的经验了。
他也很喜爱聂维洛夫的作品。聂维洛夫是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作家，多写农村故事，孙犁对他的短篇《一个女布尔什维克》有很深的印象，在《文艺学习》这本书里，用很长的篇幅向读者做过介绍：十月革命前，善良的玛利亚一直受丈夫摆布，连丈夫捏她拧她，她也只是用微笑回答。布尔什维克来了，她开始觉醒，后来被选进了村苏维埃，丈夫要求离婚，她一摆手就答应了。哥萨克兵进入村子，玛利亚转移到外村工作，传说有人在别的村子里看到过她，又说也许不是她，因为革命后这样的女人已经很多了。“情节、对话、叙述、描写、结尾，全是讲故事的样子，一切单纯、一切统一。”“故事在十月革命发生，作者根据那个时期乡间生活的内容和形式，动态和节奏，制成他的文章。”①在这里，读者又一次看到，成为他后来的创作风格的那些因素，在他中学时代的阅读兴趣里就已经体现和孕育着了。
鲁迅翻译的法捷耶夫的名著《毁灭》，自从1930年1月起，在左联刊物《萌芽》月刊上连载的时候，他就读了。后来他买到一本翻印本，还想得到一本1931年鲁迅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的原版印本，但未能如愿。这在手头不算宽裕、而历来又持身俭朴的他，只有用求知若渴来解释了。文化史和文字语言学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如：《中国文化史》（杨东莼）、《中国哲学史》（冯友兰）、《白话文学史》（胡适）、《欧洲文学史》（周作人）、《修辞学发凡》（陈望道）、《词诠》（杨树达）、《名学纲要》（穆勒），以及日本汉学家盐谷温、青木正儿等人关于中国文学的著作，等等。这些书，都出于一代名家之手，差不多代表着当时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以此而论，做为中学生的孙犁，确实做到“取法乎上”了。
他那时读书的视野也相当宽广，连吴稚晖、梁漱溟谈人生观、宇宙观方面的书，也没有忽略。不仅如此，就是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如《科学概论》、《生物学精义》等，他也读过。他还读过一本演述人类发展史的科学童话，书名叫《两条腿》，丹麦作家爱华尔特（C．Ewald）著，李小峰译，鲁迅校阅，北新书局做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于1925年出版。一般地说，这些书对于当时的思想界、知识界，也是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的。
至于古代散文和古代文学、哲学方面的书，他这时自然也是读的，何况，这在那时的中学国文课中，也占有比较大的比重，像《四书集注》，庄子、孟子、墨子选本，楚辞，宋词选本等等，都是那时国文课的常用教材。不过，当时他对那些先秦诸子的文选或节录，倒没有发生多少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等等。这些书，都是商务印书馆做为“学生国学丛书”印的选注本。
（）
他之所以喜欢词，和读小说时接触的诗词歌赋有关，如《红楼梦》里的葬花词，芙蓉诔，《水浒》里鲁智深唱的寄生草等等，都使他一度为之倾倒，以为是人间天上的绝妙好文章，乃至背诵抄录，爱不释手。接着，他又读了《西厢记》和近人著的浅近文言小说，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当时，他被这类凄冷缠绵的文字吸引住了。对于这一现象，他做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浪漫主义的解释：现在想来，青少年时代，确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时代。那时的感情，确像一江春水，一树桃花，一朵早霞，一声云雀。它的感情是无私的，放射的，是无所不想拥抱，无所不想窥探的。它的胸怀，向一切事物都敞开着，但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件事物或哪一个人，首先闯进来，与它接触。①应该说明，他喜欢读这些“绝妙好词”和“红袖罗衫”的文字，主要是在初中时期；初中毕业以后，他就被上述那些社会科学著作和新的文学作品完全吸引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报纸和杂志也成了他广泛涉猎的对象。所读报纸，主要是天津的《大公报》和上海的《申报》，也读天津的《益世报》和北平的《世界日报》。他主要是读副刊。当时《申报》副刊《自由谈》由黎烈文主编，多登杂文，鲁迅、茅盾、郁达夫、老舍、巴金等都在上面发表过许多文章。尤其是鲁迅用各种署名发表的杂文，很引读者注目。孙犁因为读得多了，竟能认得出哪些是鲁迅的化名文章。《大公报》的副刊是《文艺》，沈从文等主编，多登创作，经常写稿的有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冰心、老舍、沈从文等。这个副刊，也是他很喜欢读的。
他读的杂志有《小说月报》、《现代》、《北斗》、《文学月报》等文艺性刊物，也有《东方杂志》、《新中华》、《读书杂志》、《中学生》等综合性杂志。当时《读书杂志》正讨论中国社会史问题，引起了他的关注和兴趣。此外，他也读《申报月刊》和《大公报》出版的《国闻周报》。
以上便是孙犁在中学时期的读书状况。人们可以看到，在“五四”以后，我国出版界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新的书刊潮水般涌向全国大小城市（甚至还有乡镇），选择着那些头脑敏感的青年。就孙犁来说，这里介绍的主要是他的课外读书活动，惟其如此，也就更可以看出他的选择性，——在时代的作用下，书和读者从来都是一个“双向选择”过程。因此，孙犁这样总结着他在育德中学时的读书生活：无论是桃花也好，早霞也好，它都要迎接四面八方袭来的风雨。个人的爱好，都要受时代的影响与推动。我初中毕业的那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第二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在这几年中，我们的民族危机，严重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保定地处北方，首先经受时代风云的冲击。报刊杂志、书店陈列的书籍，都反映着这种风云。……①这样，很快就把他先前爱好的那些南唐词、《西厢记》“冲扫得干干净净”。虽是“生吞活剥”，他也觉得还是那些社会科学著作，能够给他解决一些当前现实中令他苦恼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啃”那些马克思主义的大著作——如《费尔巴哈论》等时，要用蝇头小楷，记下一本又一本的笔记了，而这时，他还只是一个未满二十岁的高中学生。
早熟
育德中学有一个铅印刊物，名称就叫《育德月刊》，它的文艺栏经常刊登学生的习作。孙犁的作品变成铅字，是从这个刊物开始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初中学生。关于这层文字因缘，还得提起他当时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
谢先生是海音社的诗人，他出版的诗集有袖珍月历那样大，这证明他是“五四”以后的新派人物：……但他教课，却喜欢讲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
另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从预备室走出来，除去眼睛总是望着天空，就是挟着一大堆参考书。到了课室，把参考书放在教桌上，也很少看他检阅，下课时又照样搬走，直到现在，我也没想通他这是所为何来。
每次发作文卷子的时候，如果谁的作文簿中间，夹着几张那种特大的稿纸，就是说明谁的作业要被他推荐给月刊发表了，同学们都特别重视这一点。
那种稿纸足足有现在的《参考消息》那样大，我想是因为当时的排字技术低，稿纸的规格必须符合刊物实际的格式。
在初中几年间，我有幸在这种大稿纸上抄写过自己的作文，然后使它变为铅字印成的东西。高中时反而不能，大概是因为换了老师的缘故吧。①他在那上面究竟登了些什么呢？据他在1980年秋天答《文艺报》记者问时说：“我写的第一篇小说，发表在保定育德中学的校刊《育德月刊》上，时间大概是1929年。那确实是一篇小说，因为这个月刊的文艺编辑是我的国文老师谢采江先生，他对文体要求很严，记得一次他奖许我另一篇作文，我问他是否可以发表，他说月刊上只登短篇小说，这一篇是散文，不好用。但是那篇小说的题目我忘记了，内容记得是写一家盲人的不幸。我的作品，从同情和怜悯开始，这是值得自己纪念的。第二篇发表的是写一个女戏子的小说，也是写她的不幸的。”②
这些作品多已散佚，读者不容易看到了。令人高兴的是，前几年居然由北京师范大学一分校中文系青年教师傅桂禄，从茫茫书海中找到了两篇。为使读者一饱眼福，略做介绍如下：
其中一篇的题目是《孝吗？》，发表于1930年出版的《育德月刊》二卷五期。它写了这样一个故事：朝鲜青年秋影，要领导一次群众示威，但是恰逢慈母病卧不起，危在旦夕。面对家、国矛盾，秋影未免临事踯躅，举棋不定。正在这时，这位深晓大义的母亲，却忍受病痛，勉励爱子以全国同胞的生死为重，去领导这次示威，否则，那就真正陷于“不孝”了。秋影闻此，自然痛苦非常。不料老人一语才罢，竟自含笑而逝，秋影也满怀激愤，“拿起手枪，走到战场”。另一篇的题目是《弃儿》，载同卷《育德月刊》九、十两期。它写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某村外的一个苇坑内聚集着一大群男女，正在看一个被抛弃的冻僵了的私生子，同时发着各式议论。有位举人老爷，态度尤其激昂，他正同几个老先生大骂“人心不古”，慨叹“做此事者，既有伤礼教，且败本乡之乡风！”忽然，他家的女仆跑来报告：大少奶奶死了！正在骂得起劲的举人，闻讯色变，立刻气急败坏地回家去了。原来这个弃儿，正是这位寡居多年，而且挂了贞节匾的大少奶奶生下的。十七岁的少年作者，在故事的末尾以这个“可爱的小脸上，露出悲苦的气色”的弃儿的名义，向旧社会、旧道德发出了控诉：“他知道了人类是残酷的，是被旧道德之魔，吃去了仁慈的本性的。他望着天，好像说：‘上帝！你播下了我这小小的种子，被残酷的人类踏死了。’”
这两篇小说，是孙犁的“少作”。他写这些“少作”时的年龄，比鲁迅写《斯巴达之魂》等“少作”时的年龄更小。鲁迅把自己的包括他“五四”前夕写的那些新诗在内的作品，都称为“少作”，说它们是“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当然是惹人发笑的，但自有婴年的天真，决非少年以至老年所能有。”①孙犁这两篇“少作”，恰恰也表现了他“婴年的天真”：前者借助朝鲜故事表现青年人的革命思想，显得很是单纯可爱；后者在揭示礼教“吃人”这一新文学的战斗性主题时，发出了一个少年赤子的人道主义的呐喊。这两点，都有助于读者了解孙犁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最初萌芽及其特色。在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他遇到了另外一位国文老师。这位老师看来和谢采江先生正好相反，是个旧派人物。他叫孙念希，是清朝的举人，在衙门里当过多年幕客，据说写的公文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