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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中姚说到这儿时，再次止不住地哽咽起来。李高成则有些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有意识的在卖关子、设埋伏，想糊弄他呢，还是真的有难言之隐？如果真有难言之隐，那想必肯定就是一些要害部门了。比如像计划委员会、比如像经济委员会、比如像工商、税务机关，比如像财政局，比如像工业局，比如像银行。这几年在企业界这种情况也太多了，这种心态也太普遍了。说是工厂公司拥有的权利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工厂公司也越来越能独立自主了，其实他们面对的婆婆主于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让他们感到害怕了。官小庙门大，池浅王八多。哪个庙门也不好进，哪个也想在你身上找块肉吃。而你哪个也惹不起，得罪不得。一旦触犯了人家，真能让你死不得、活不得，让你一天也别想有好日子过。
这时候，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好像有些止不住地说道：
“李市长，这件事就让我来汇报吧，这件事是我直接经手的，情况我最了解，问题我也最清楚，我想我还是有发言权的。”
李高成沉默良久，也就同意了，但不知为什么，他对冯敏杰那种急切的心态感到有些不快。你急什么呢？总经理正在汇报，一个问题还没有谈完，你就急急忙忙地插了进来，还怕没有你汇报的时间，你慌什么？
冯敏杰一说起来，李高成那种不快的心情就渐渐不存在了。冯敏杰的口才依然像过去那样好，思维也依然像过去那样敏捷。卓越的攻关能力是冯敏杰的专长和强项，这是当年他起用冯敏杰的最关键的一个原因。不论在任何时候，也不论是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都能侃侃而谈、应对如流，而且该长则长，该短则短。需要打动你时，他能口若悬河、高谈雄辩；需要说服你时，又常常会片言折狱，一言九鼎。那些年，在厂里产品大量积压的最困难的日子里，冯敏杰的攻关能力，为厂里立下了别人难以替代的汗马功劳。那时候，不管有多少忧虑和烦恼，只要一听到冯敏杰那略带沙哑的嗓音，他的心情就会感到快慰和欣喜，就会给他带来自信和鼓舞。如今，这如此熟悉的嗓音和话语，似乎又一下子让他回到了过去的日子里，他们之间的距离好像一下子就拉近了。
冯敏杰说得又清楚又简明扼要又有说服力，而且好像只要他一说起来，那种慌乱和不安就全然不复存在了。冯敏杰首先说他的话只代表他个人，并不代表组织。他说1995年厂里买棉花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他一个人承办的，如果说有责任的话，那责任全在他一人身上，跟厂长并无任何直接关系。冯敏杰说1995年国家的贷款是4月份就研究决定了的，贷款的手续在6月份就全部办妥。但真正等贷款全部到位，却已经拖到了11月下旬。厂里为了这些贷款能早日划到厂里，整整跑了将近七个月的时间。而我们同棉花销售方的合同，是在7月份就已拟定了的，当时只要有300万的预付款，这份合同就可以签订生效，就会具有法律的保证。但当时公司里真的是拿不出这笔钱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公司里连电费、水费也交不起。而国家从4月份就决定贷给我们的5000万人民币，我们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也无法从中先提出这300万作为预付款把这份要命的合同签定。时间就是金钱，这份合同就是公司的命呀。合同再好，双方没有签字，那也只能是一堆废纸。按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在别人眼里，从哪儿弄不出300万来。但事实就是这么残酷，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就是无法能弄到这3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愿意借给我们这300万。一个外债达几个亿的企业，谁愿意把300万往这个黑窟窿里扔。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国家的这笔贷款，我们也只能上上下下地去跑，只能四处奔波游说。7月份的合同，我们拟定的一、二、三级棉花的平均价格是14000元一吨，等到了8月下旬时，就一下子涨到了16500元一吨。到了9月份时，便再次涨到了18000元一吨，到了10月份时，竟涨到了将近19000元一吨。等11月份我们得到贷款时，即便是四级、五级、六级棉花的价格，也都超过了18000元一吨。贷款退给了我们7个月，却让我们损失了800多万！而且11月下旬，已经到了隆冬季节，这又让我们到哪里去买棉花呀！我们几十个采购员，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产棉区，最后才算在江西的一个县份的棉麻公司里，买回了公司里望眼欲穿的2000吨棉花。
冯敏杰有些痛惜万分地说：“这个县份几乎不产棉花，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的棉花不好。这个棉麻公司出售的棉花，其实也是在别的地方买下的二手货，但这是人家早就定购下的期货。没有别的，就因为人家有钱，于是就眼睁睁地看着人家在咱们身上赚了这么一大笔钱。为了把棉花的价格压下来，我们先后同他们协商了七八次，最后才算以平均18000元一吨的价格，购回了2000吨棉花。同当时各地的价格相比，每吨便宜将近300元左右。棉花确实不好，但也绝不像别人说的那么坏。二级棉占到15％以上，三级棉占到20％，四级棉占到10％，五级和六级棉各占25％左右。在最后签订合同以前，我们把公司最好的工程师和棉检人员都请了去，我们商量了又商量，把棉花看了又看。棉花不好，但又不能不买，再不买谁知道价格又会涨到哪里去。要是再买不下棉花，公司里的原料早已用尽，没有原料，公司一年的任务就全得泡汤，几万工人干什么，又吃什么？棉花质量不理想，但相互搭配着，完全可以用，怎么着也比没有活儿干强呀。还有的人说，既然知道棉花不好，为什么第二次又在人家那里买回了几百吨？这些人说话也不想一想，假如我们真的在这上面搞了鬼，我们还会第二次去买吗？我们真的就会那么黑，真的就会那么傻？实际情况是，我们提走2000吨后，人家说他们那儿还有一千吨左右，如果我们想要，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当时全国的棉花行情我们清楚，确实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价格了。虽然没有钱，我们还是答应再买一批。回来后，我们一方面稳住人家，一方面赶紧试用这批棉花，发现这批棉花的质量确实还行，于是又咬紧牙关，倾其所有，又买回了450吨，想想也真是寒酸，没有办法，真的没有任何办法，谁让我们这个公司这么穷呀。采购员一见到我们就哭鼻子，也数不清有多少回了，什么价格也给人家谈好了，就是因为钱到不了位，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的厂家把自己早已订好的棉花提走。一次次地催公司，一次次地给人家说好话。什么事也不顶，如今是市场经济，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牌子管什么用，人家就认钱。这几年大中型企业的信誉又不好，牌子越大人家反倒越怕你越躲着你。反过来我们自己也心虚呀，人面上，都还是个厅局干部，都还是个大公司的总经理，其实比人家一个个体户、一个乡镇企业的小老板都远远不如呀。住房住不过人家，请客请不过人家，送礼也送不过人家，坐车也坐不过人家，连身上的衣服也比人家差得远。人家一看你这寒酸样子，在心底里就早已把你看低了几分，我们又能凭什么跟人家竞争。”
小会议室里此时此刻静悄悄的，所有的人好像都被冯敏杰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也一样陷进了这种由语言造成的情绪和气氛里。他本想插话说点什么，但好像没机会能插进话去，而冯敏杰好像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并不想让你插话，他只是想让你听，只是想给你表白。他就是想打动你，想把你的情绪彻底地扭转过来。
冯敏杰继续说道：这么多年了，真没想到如今要做点什么事情会变得这么难。在外头低三下四，回到家里依然还得卑躬屈膝。出门往头顶上一看，谁也压着你，谁也管着你，都说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企业摆脱束缚、自由自主。可这会儿的实际情况又怎么样，感觉上反倒是越捆越紧，越管越严，婆婆妈妈越来越多了。就说1995年的那笔贷款吧，这是国家和政府早就决定了贷给我们的，银行也并不是没有这笔钱，可为什么就是迟迟到不了位？我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是这公司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会这么做吗？他们舍得这么做吗？眼看着企业一大笔一大笔地损失钱，为什么就一点儿也不心疼！我们跑了多少腿，说了多少好话，请了多少回客，再说句难听点的话，他们吃了多少，又拿了多少！可就是拖着不给你办，有些人我们就是想不明白，他们的心为什么会这么黑！有多少才算够！李市长，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实话实说了，其实每年都是这样，每一回贷款都是这样，假如要不是他们这么拖着压着，假如要不是有这么多婆婆妈妈管着卡着，中纺公司会是眼前这个样子吗？到这会儿工人们闹起来了，公司也即将破产了，这好像才急起来了，可他们从来也不想一想，平时都对这些企业干了些什么？又什么时候真心实意地帮过关心过这些企业？是，我们的体制上有问题，我们的管理上也有缺陷，我们的观念也有些陈旧，但仅仅只是这些就能说明一切问题吗？假如我们真正拥有权力，假如我们真正能够自己做主，假如这个公司真正能让我们说了算，我们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吗？李市长，我们今天说这些，一点儿也没有借机想给领导发牢骚的意思。说真的，我们在一块儿议论过好多次了，要不是因为市长是我们的老上级，说不定我们早就不干了。我们干什么不行，为什么非要在这儿受罪不可。今天的情形李市长也看到了，要再这么发展下去，这黑锅可就真会让我们背定了，别的我们什么也不怕，怕的就是有朝一日我们这些人反倒都要成了公司的罪人，累死累活地在这儿干了一辈子，什么也没落下，临了倒落了个腐败分子……
末了，冯敏杰向李高成毫不含糊地做了保证，今天讲的这一切，如果有失实之处，他将完全负法律责任。他说他欢迎任何监督和司法部门到这儿进行严格的审核和调查，他将尽一切力量积极配合和协作，如果查出什么严重的腐败问题来，他将立刻引咎辞职，甘愿承受司法部门的一切处罚和严惩。
应该说，冯敏杰的这一番话，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李高成。深思之余，还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动。冯敏杰的有些话虽然不无刻薄和愤懑，但他相信他的这些话都是真诚的，至少他没向你说谎话，说大话，说废话。而且等冯敏杰讲完了这一切时，李高成那颗悬着的心似乎也渐渐地落了地。他最担心的也是他最不能容忍的棉花问题，看来已经有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相信这些公司的领导不会在这件事情上给他捅出一个骇人听闻的大漏子来，几百万甚至近千万的经济问题呀，就算他们不想干了，莫非也不想活了？他相信自己的直觉，尽管他也明白，这种直觉基本上是来自于对老部下的那种难以扯断的情感和信任。
他常常很坚定地认为，在许许多多的时候，感情和理智应该是一致的。
九
公司领导的汇报一直持续到午夜12点，中间几乎没有进行过任何休息。晚饭也没有离开过会议室，一人一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总共用了不到一刻钟，吃完了又接着汇报。
虽然是一顿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晚餐，却使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被冲淡了许多。党委书记陈永明吃火腿肠时，怎么咬也咬不开，惹得大伙都哧哧哧地笑了起来，连李高成也止不住地笑了一笑，于是大伙更是前仰后合地笑成一片。
情绪缓和了，汇报也就轻松了许多。
党委书记陈永明接下来谈了谈公司这几年提拔和起用干部以及党委组织工作上的一些情况。
陈永明说，干部的比例过大，这是事实，但这是计划经济体制下造成的一种普遍情况，并不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一家是这样。同全省全国相比，中纺公司的比例还是较低的，而且中纺干部的年轻化程度，也是比较突出的。这几年，中纺确实提拔了一大批干部，提拔的对象80％是中青年。在提拔干部的问题上，我们制订了非常严格的规章制度。有意识地增强了选拔干部的透明度和公开性，在平等竞争的基础上，力求做到真正的公平和民主。我们的这一套办法，省委市委组织部曾进行过认真的考查，并作为先进经验在全省全市予以推广，受到了上级部门的多次嘉奖和表彰。要说我们这几年提拔的干部没有一点儿问题，那也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