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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都要巴结，而物理学家见了数学家，气焰也要减几分，因为就连爱因斯坦都有求职业数学家帮忙的时候。说起一门学问，我会你不会，咱俩就没法平等。看起来，作家们必须从反面理解这种差别：他要巴结的不仅是文艺批评家、文艺理论家，还有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要包括每一个文科毕业的学生——只要该学生不是个作家，因为不管谁说出句话来，你听不懂，就只好撅屁股挨打，打你的人火气还特大。我总觉得这事有点不对头。假如挨两下能换来学问，也算挨得值，但就怕碰上蒙事、打几下便宜手的人。我知道一句话，估计除了德宏州的景颇人谁也听不懂：呜！阿靠！卡路来！似乎批评家要想知道意思也得让我打两下，但我没这么坏，不打人也肯把意思说出来：这话是我插队时学来的，意思是：喂，大哥，上哪儿去呀？就凭一句别人听不懂的景颇话打人，我也未免太心黑了一点——那也没有凭几句哲学咒符打人黑。
文化批评还不全是“呜阿靠卡路来”。它有很大的正面意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鼓舞作家自爱、自强、自重。一种跨学科的统治一切的欲望，像幽灵一样四处游荡——可怎么偏偏是你遇上了这个鬼？俗话说，老太太买柿子，拣软的捏。但一枚柿子不能怪人家来捏你，要反省自己为什么被捏。对罗素先生的话也可以做适度的推广：人与人不独有知识的差异，还有能力的
差异——我的意思是说，写作一道，虽没有很深的学问，也远不是人人都会。作家可以在两个方面表现这种差异：其一是文体，傅雷、汝龙、王道乾，这些优秀翻译家都是文体大师。谁要想解构就去解好了，反正那样的文章你写不出来。其二是想象力，像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尤瑟纳尔的《东方奇观》，里面充满了天外飞龙般的想象力，这可是个硬指标，而且和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都不搭界。捏不动的硬柿子还有一些，比方说，马克•；吐温的幽默。在所有的柿子里，最硬的是莎翁，从文字到故事都无与伦比。当然，搞文化批评的人早就向莎翁开战了，说他的《驯悍记》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说这个没用，他老人家是人，又没学会喝风屙烟，编几个小剧本到小剧场里搞搞笑，赚几个小钱，这又有什么。再说，人家还有四大悲剧哩——你敢挑四大悲剧的毛病吗？我现在靠写作为生，写上一辈子，总得写出些让别人解构不了的东西。我也不敢期望过高，写到有几分像莎翁就行了。到那时谁想摘我的草帽，就让他摘好了：不摘草帽是个细高挑，摘了还是个细高挑……
卡拉OK和驴鸣镇
有一次，愁容骑士堂吉诃德和他忠实的侍从桑乔•；潘萨走在路上，遇到一伙手持刀杖去打冤家的乡下人。这位高尚的骑士问乡下人为什么要厮杀，听到了这么一个故事：在一个镇子上，住了两个朋友。有一天，其中一位走失了一头驴子，就找朋友帮忙。他们进山去找——那位帮忙的朋友说：山这么大，怎么找呢。我有一样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假如你也会一点，事情就好办了。失驴的朋友说：这是怎样的技巧呢？那位帮忙者说，他会学驴叫。假如失驴者也会，大家就可以分头学着驴叫在山上巡游，那迷途的驴子听到同类的呼唤，肯定会走出来和他们会合。那失驴者答道：好计策！至于学驴叫，我岂止是会一点，简直是很精通啊！让我们依计而行吧。于是，两位朋友分头走进了山间小道，整个荒山上响起了阵阵驴鸣……
我住的这座楼隔音很坏，住户中有不少人买了卡拉OK机器，从早唱到晚。黑更半夜，我躺在床上听到OK之声，一面把脑袋往被窝里扎，一面就想起了这个故事——且听我把故事讲完：这两位朋友分头去寻驴，在林子深处相会了。失驴的朋友说：怎么，竟是你吗！我是不轻易恭维人的，但我要说，仅从声音上判断，你和一头驴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那帮忙者答道：朋友，同样的话我正要用来说你！你的声音很洪亮，音度很坚强，节奏很准确。在我的长项上，我从不佩服任何人的，但我对你要五体投地，俯首称臣了！——这也正是笔者的感触。你可以去查七八年人民大学新生的体检记录，我的肺活量在两千人里排第一，可以长嚎一分钟不换气，引得全校的人都想掐死我；但总想在半夜敲邻居的门，告诉他，在嚎叫方面我对他已是五体投地——现在言归正传，那失驴者听到赞誉之后说：以前，我以为自己是个一无所长的人，现在听了你的赞誉，再不敢妄自菲薄，我也是有一技之长的人了……后来，这两位朋友又去寻驴，每次都把对方当成驴，聚在了一起。最后，总算是找到了，这可怜的畜生被狼吃得只剩些残余。那帮忙的朋友说：我说它怎么不答应！就算它死了，只要是完整的，听了你的召唤，也一定会起来回答。而那失驴的朋友却说：虽然失了驴，但也发现了自己的才能，我很开心！于是，这两个朋友下山去，把这故事告诉路人，不想给本镇招来了“驴鸣镇”的恶名——隐含的意思就是镇上全是驴。故事开始时见到的那伙人，就是因为被人称为驴鸣镇人，而去拼命。如前所述，我觉得自己住在驴鸣楼里，但不想为此和人拼命。
我总想提醒大家一句，人在歌唱时听不到自己的声音。在卡拉OK时，面对五彩画面觉得挺美时，也许发出的全不类人声。茶余酒后，想过把歌星瘾时，也可以唱唱。但干这种勾当，最好在歌厅酒楼等吵不着人的地方；就是嗓子好，也请把嗓门放低些，留点余地——别给餐厅留下“驴鸣餐厅”的恶名。
《王小波全集》 第二卷从Internet说起（1）
我的电脑还没联网，也想过要和Internet联上。据说，网上黄毒泛滥，还有些反动的东西在传播，这些说法把我吓住了。前些时候有人建议对网络加以限制，我很赞成。说实在的，哪能容许信息自由地传播。但假如我对这件事还有点了解，我要说：除了一剪子剪掉，没有什么限制的方法。那东西太快，太邪门了。现代社会信息爆炸，想要审查太困难，不如禁止方便。假如我做生意，或者搞科技，没有网络会有些困难。但我何必为商人、工程师们操心？在信息高速网上，海量的信息在流动。但是我，一个爬格子的，不知道它们也能行。所以，把Internet剪掉吧，省得我听了心烦。
Internet是传输信息的工具。还有处理信息的工具，就是各种个人电脑。你想想看，没有电脑，有网也接不上。再说，磁盘、光盘也足以贩黄。必须禁掉电脑，这才是治本。这回我可有点舍不得——大约十年前，我就买了一台个人电脑。到现在换到了第五台。花钱不说，还下了很多工夫，现在用的软件都是我自己写的。我用它写文章，做科学工作：算题，做统计——顺便说一句，用电脑来做统计是种幸福，没有电脑，统计工作是种巨大的痛苦。但是它不学好，贩起黄毒来了，这可是它自己作死，别人救不了它。看在十年老交情上，我为它说几句好话：早期的电脑是无害的。那种空调机似的庞然大物算起题来嘎嘎作响，没有能力演示黄毒。后来的486、586才是有罪的：这些机器硬件能力突飞猛进，既能干好事，也能干坏事，把它禁了吧……但现在要买过时的电脑，不一定能买到。为此，可以要求IBM给我们重开生产线，制造早期的PC机。洋鬼子听了瞪眼，说：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回答应该是：我们没毛病，你才有毛病——但要防止他把我们的商务代表送进疯人院。当然，如果决定了禁掉一切电脑，我也能对付。我可以用纸笔写作，要算统计时就打算盘。不会打算盘的可以拣冰棍棍儿计数——满地拣棍儿是有点难看，但是——谢天谢地，我现在很少做统计了。
除了电脑，电影电视也在散布不良信息。在这方面，我的态度是坚定的：我赞成严加管理。首先，外国的影视作品与国情不符，应该通通禁掉。其次，国内的影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做出的作品也多有不好的……我是写小说的，与影视无缘，只不过是挣点小钱。王朔、冯小刚，还有大批的影星们，学历都不如我，搞出的东西我也看不入眼，但他们可都发大财了。应该严格审查——话又说回来，把Internet上的通讯逐页看过才放行，这是办不到的；一百二十集的连续剧从头看到尾也不大容易。倒不如通通禁掉算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只看八个样板戏不也活过来了嘛。我可不像年轻人，声、光、电、影一样都少不了。我有本书看看就行了。说来说去，我把流行音乐漏掉了。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应该首先禁掉。年轻人没有事，可以多搞些体育锻炼，既陶冶了性情，又锻炼了身体……
这样禁来禁去，总有一天禁到我身上。我的小说内容健康，但让我逐行说明每一句都是良好的信息，我也做不到。再说，到那时我已经吓傻了，哪有精神给自己辩护。电影电视都能禁，为什么不能禁小说？我们爱读书，还有不识字的人呢，他们准赞成禁书。好吧，我不写作了，到车站上去扛大包。我的身体很好，能当搬运工。别的作家未必扛得动大包……
我赞成对生活空间加以压缩，只要压不到我。但压来压去，结果却出乎我的想象。
海明威在《钟为谁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奸近杀
《廊桥遗梦》上演之前，有几位编辑朋友要我去看，看完给他们写点小文章。现在电影都演过去了，我还没去看。这倒不是故作清高，主要是因为围绕着《廊桥遗梦》有种争论，使我觉得很烦，结果连片子都懒得看了。有些人说，这部小说在宣扬婚外恋，应该批判。还有人说，这部小说恰恰是否定婚外恋的，所以不该批判。于是，《廊桥遗梦》就和“婚外恋”焊在一起了。我要是看了这部电影，也要对婚外恋作一评判，这是我所讨厌的事情。对于《廊桥遗梦》，我有如下基本判断：第一，这是编出来的故事，不是真的。第二，就算是真的，也是美国人的事，和我们没有关系。有些同志会说，不管和我们有没有关系，反正这电影我们看了，就要有个道德评判。这就叫我想起了近二十年前的事：当时巴黎歌剧院来北京演《茶花女》，有些观众说：这个茶花女是个妓女啊！男主角也不是什么好东西，玛格丽特和阿芒，两个凑起来，正好是一对卖淫嫖娼人员！要是小仲马在世，听了这种评价，一定要气疯。法国的歌唱家知道了这种评论，也会说：我们到这里演出，真是干了件傻事。演一场歌剧是很累的，唱来唱去，底下看见了什么？卖淫嫖娼人员！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了十几年。我总觉得中国的观众应该有点长进——谁知还是没有长进。
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当然，鸡不结婚，搞的全是婚外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伤风化；但鸡毕竟是鸡，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他有另一套说法：虽然它们是鸡，但毕竟是在耍流氓。这位朋友长着鸟形的脸，鼻涕经常流过河，有点缺心眼——当然，不能因为人家缺心眼，就说他讲的话一定不对。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也许这纯属巧合。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在聪明人的范围之内，道德上的敏感度是高些好，还是低些好。
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这会闹到鸡犬不宁。他看到男女接吻就要扔石头，而且扔不准，不知道会打到谁，因此在电影院里成为一种公害。他把石头往银幕上扔，对看电影的人很有点威胁。人家知道他有这种毛病，放电影时不让他进；但是石头还会从墙外飞来。你冲出去抓住他，他就发出一阵傻笑。这个例子说明，太古板的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