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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良是个乡下人，出娘胞胎以来，压根儿就没进过衙门见过官儿，更不用说是跟谁打官司了。自己琢磨了一下午想出来的理儿和词儿，还只当是既有理，又有力，一定能够驳得金太爷哑口无言的。哪里想到，这个干瘦的县太爷，耍嘴皮子臭嚼却是他的看家本事，专会拿不是当理儿说，连驳带压的，本良哪里是他的对手？再说，本良讲的都是常理，这种常理，到了公堂上，却连屁都不值。公堂上，讲的是证据：证据齐全，可以把没罪的人定成死罪；缺乏证据，明明是杀人凶犯却可以逍遥法外。这就叫公堂的不公，法律的不法。自己的官司，虽有人证但不敢出面；虽有物证却让人家给藏过了，于是两处关键都成了空口说白话，就是清正廉明的县太爷，没有人证物证，也不能根据一面之词就草率断案的，何况金太爷已经被林炳买通，处处向着林炳说话。特别是林家所宰的到底是花牛还是黄牛，是本案关键的关键，如今居然由县太爷出面作证，小小老百姓，还能说什么呢？……本良正在沉思中，金太爷以为他无言以对了，奸笑一声，频频催促说：
“吴本良，没理儿可讲了吧？俗话说：砍的没有镟的圆。明摆着没理儿的事儿，还胡砍什么呢？痛痛快快，一下子全撂了，低头认罪，不就完了吗？”
本良被他那刺耳的奸笑声打断了思路，又听他酸溜溜地奉劝自己去钻他的圈套，承认为盗作贼，这不是不动刀枪刑具就把人往死路上逼吗？本良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猛然抬起头来，手指着县太爷破口大骂：
“你想三言两语就把我赚进圈套里，叫我自认作贼吗，告诉你，办不到！偷牛的贼是林国栋，杀人的强盗是林炳，该低头认罪的不是我，而是你！正是你这个贪赃枉法的赃官！你当是林炳塞给你的一千六百两银子，真的是神不知鬼不觉，没一个人知道吗？实话告诉你说，天下没有不通风的篱笆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背着人暗地里搞的那些鬼名堂，通街上下，还有一个人不知道的没有？你当是银子由李联升支走，再由他儿媳妇一点儿一点几倒腾进衙门里来，就能一手遮天，掩尽众人的耳目了吗？你要证据，倒也不难，人证物怔，全在我手里攥着，到了刑部大堂，自然会一样一样都给你摆出来。这时候你想摸底呀，没那么便宜的事儿！还是我上午说过的那句话：你要是还有一点儿良心，眼睛里要是还看得见国法，看得见戒石上‘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八个大字的话，赶紧交出赃银，秉公断案；要是继续一意孤行，我们缙云县衙门里，你也快要住不成了！”
本良一时气极，不顾一切地怒斥了赃官一顿。金太爷听本良义正词严，说的又正好是他金太爷最怕别人知道的隐私，听在耳朵里，戳进心坎儿中，脸上在一阵阵变色，心里在反复地琢磨：这个吴本良，这是第二次提出一千六百两银子的话茬儿了。这一次说得比上一次更清楚，连银子交给谁，由谁送进衙门来，他都知道了。看起来，这个人还不是空口说白话，倒像是手里真抓到了什么把柄似的。要是真凭实据果然落到了他的手上，那事情可就真的不好办啦！太平天国以来，二品三品的大官儿到处都是，上茶馆儿逛窑子甚至登毛厕都能撞上好几个，自己小小一个五品借补知县，本省抚台衙门就能够轻而易举地把顶戴摘去，哪儿还用得着官司打到刑部大堂？一旦摘了顶戴，就是军机达拉密的八行书到来，也无济于事了。如果真是这样，眼前这个人，就已经不单单是林炳的冤家，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快；同时也成了自己的对头，非得置之死地而后已了。这样一想，一股无名邪火陡地从心中升起，再也按捺不住，顾不得案上没有惊堂木，捏紧了他那干枯的小拳头在桌子上狠狠一捶，大喝一声说：
“没良心的狗东西！本县几次三番开导你，打算放你一条生路，叵耐你这厮不知好歹，活路不走走死略，来呀！‘杏花雨’的伺候！这是你自讨苦吃，怨不得本县不讲情面！我倒要看看你是铁嘴钢牙，还是铜筋铁骨！今天我要不问出你这一千六百两银子的证据来，我这个‘金’字倒着写！”
随着这一声“来呀”，两个亲信的站班衙役立即扑了过来，不由分说，把本良身上那件湿漉漉的棉袄和小褂儿都扒了下来，光着上身，脊梁背朝上捆在一张特别宽大的长凳上，两手两脚在凳子腿儿上捆了个结实，拦腰再加一道绳子，全身上下除了脑袋还能活动之外，就一点儿也不能动换了。
事情明摆着：金太爷要开始用刑逼供了。那么，他用的是什么刑呢？
按照清代的刑狱规定，县衙门里审案，是允许用刑的。这种准许的刑罚，称为“官刑”。最常见的无非是大板、小板、掌嘴、夹棍儿、夹指（拶子）这样几种。其中前三种是“罚”，后两种才是“刑”。
所谓“大板”，就是打屁股。这是用于对罪行轻微不足以判刑的罪犯进行的“重罚”。一般是案子审问明白了，大老爷判定责打罪犯大板二十至四十下，即便是罪大恶极，必须“满杖”，也不过一百下，打完了就放人，也就是俗话所谓的“打了的不关，关了的不打”。打屁股，与其说是责打，不如说是羞辱。因为即便大老爷判定的是“大板四十下”，真正打到屁股上的，不过只有八下，是象征性的， 是不是把犯人打痛了，打怕了，并不计较，更不会皮开肉绽。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原来清代县衙门里打屁股，所用的“杖”是特制的，着肉的一端，刻成手形。也就是说，每扬起来打下一次，算是五下，“大板四十下”，实际上只有八下。所以即便用最大的力气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被打的人，必须把裤子脱掉，露出屁股来，而且必须在大堂上或者衙门前面的影壁下面当众挨打。试想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不管他是读书的还是做生意的，特别是妇女，要他当众受这样的侮辱，是不是心理上的损伤比肉体上的损伤更加严重呢？
至于“小板”，指的是用竹板打手心儿，形式与学塾中老师用戒方打学生相似而更厉害。在大堂上打手心儿，就不是以“人格侮辱”为主，而是以打痛为主了。因此打小板动辄一二百下，而以四百为度。被打者的手可能肿得老高，但仍不至于因此而致残。
“掌嘴”，就是打耳刮子。不过不是用手，而是用一种厚皮子做的形似手掌的东西，名字就叫“皮掌子”。那东西打在脸上，能把脸打肿了，却不至于把牙打掉。这种刑罚，也是以羞辱为主，一般施之于女犯。因为中国是个“礼仪之邦”，不是罪大恶极的案子，总不能让女犯当堂脱了裤子打屁股，于是就改为打她那张嫩生生的、惹人怜爱的脸蛋儿，也是让她见不得人的意思。
以上三种都是“罚”，是在审讯之后施行的，目的在于“儆戒下次”；前两种有时候还与“枷号示众”结合起来使用，那就是一方面责打犯人，一方面儆戒众人的意思了。
下面两种都是“刑”，是在审讯之中施行的，目的在于用痛楚逼供。
最常见的刑是夹棍儿，用三根锄把儿粗细的硬木加两根粗绳子或牛筋制成，所以俗名就叫“三根木”或“三根无情木”。使用的时候把夹棍儿套在受刑者的两个脚踝子骨上方，用人力收紧。
与夹棍儿形似的还有“夹指”，也叫“拶指”或“指拶”，用五根比筷子略粗的竹棍儿加两条略细的绳子或牛筋制成，使用的时候令受刑者双手合十，把四个手指头伸进竹棍儿的夹缝儿中，也是用人力收紧。不过这是专为女性准备的，因为女性体质羸弱，经受不起夹棍儿的酷刑，所以才有此“优待”的。
“官刑”虽然痛楚，但有一个限度，一般不会致人死命，碰上“善于挺刑的凶顽之徒”，就奈何他们不得了。因此各地的太爷、太尊们，就挖空心思制造出许多“私刑”来，以补官刑的不足。
我国历史上关于“刑”的记载很多，当时也无所谓“官刑”或“私刑”。纣王设炮烙，把忠臣捆在烧热的空心铜柱上，很可能是后人的诬蔑，是无耻文人的创造，这与有关隋炀帝的荒淫记载同样不可信。因为当时的铸铜工艺铸一只鼎就已经相当困难，要铸一只空心的铜柱，难度极大，没有必要为用刑而费如此周折。唐代酷吏如来俊臣、宋代酷吏如万俟卨等人所创造的酷刑，大都很简单。明清时代虽然允许在公堂上用刑，但有种种文字规定，而且使用之前还要“验烙”，据说这就是“官刑”的开始。但是明清两代关于“私刑”的记载也相当多。明天启年间的阉党魁首魏忠贤为了消灭政敌，有“淫刑百出”的记载。例如在天启三年弹劾魏忠贤犯有二十四款大罪的三朝元老杨涟，就是被魏忠贤的私刑“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整死的。郑板桥当过地方官，他所写的《私刑恶》诗，当然是他的亲身见闻与体会。
金太爷来到缙云以后所创建的许多私刑，有的固然是“鬼话夫人”的创造发明，有的则是他们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老谱儿”。例如缙云人最熟悉的立在县衙荷花池两旁的四架站笼，在清朝末年就已经是很普遍的刑罚了。
金太爷今天夜审，准备下的是两种“私刑”。
两个内衙小听差把本良在刑凳上捆绑结实以后，接着又把一个烧得通红的炭火盆儿抬了过来，先在炭火上盖一张薄薄的铁皮，然后在铁皮上放一个像是熨斗似的东西。这东西，是一块五寸见方的厚木板，每隔半寸见方钉一枚三寸长的圆帽儿钉，一寸钉进了木板里，两寸露在外面，一共是一百枚大帽儿铁钉。木板的另一面有一个木制的提手。这就是包文拯夜审郭槐的时候用过的一件刑具，历史上很有名的，叫做“杏花雨”。鬼话夫人小时候爱看《狸猫换太子》，看到了夜审郭槐这一折，很佩服公孙策大谋士的别出心裁，就存下了有朝一日也仿制一个亲自试试的念头。来到缙云县当了掌印夫人之后，总算了却了这桩心愿。在许许多多私刑当中，头一件造的就是这玩意儿。包公所用的“杏花雨”，是由公孙策画的图样，然后请高手铁匠铸出来的多乳头烙铁，“鬼话夫人”没有这样的铸铁工艺设备，只能请木匠用木板和铁钉土做。不过历经试用，能经得住这种“杏花春雨轻吹洒”而不开口招认的人还实在不多。因此每逢夜审，金太爷也特别喜欢使用，以求一审而服。
说话间，盖在炭火盆儿上的薄铁板烧红了，热力均匀地传到了那一百个钉子帽儿上。金太爷见一切准备就绪，呼地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瞪圆了充满血丝儿的小眼睛，一手摁在桌子上，一手指着本良，咬牙切齿地问：
“看见了没有？烧红了的钉子帽儿烫在身上是个什么滋味儿，马上就要叫你知道知道！不过上苍有好生之德，本县也给你留下一条自新之路：只要你老老实实招供，什么刑罚，一概全免，如今你且先说：是谁叫你造的谣言，诬诣本县贪赃枉法，一千六百两的数目又是从何而来？为什么又要牵扯上李联升一家？说！快说！说了就饶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