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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道
1977年5 月，中国青年出版社文学编辑室接到一部一百多万字的巨著：《括苍山恩仇记》。这个时候，来了这样一部大书稿，大家怎能不惊异万分！
文坛已萧条了十余年，许多知名作家还没能彻底摆脱困境，哪有情绪写这样的大部头！
再看作者，楼兴蠲，一个从未在文坛露过面的人物，也从来没有听人说起过的作者，突然从天而降，展示如此浩大的工程，莫非又有文曲星下凡了？
根据以往的经验，审读和编辑这样一部巨稿，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一是长，不可能一口气读完，要理清结构，了解书中人物，恐怕读一遍两遍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一是无名作者，一动手就写这么长的稿子，怕不会太成熟，无论分给谁，一时都难腾出手审读它。所以一直摆在黄伊对面一位编辑的案头。黄伊也曾翻开看了看，是用章回体写的，心里一动。因为，他历来看重中国文学的传统，对通俗小说尤其感兴趣。五十年代初的一次扫黄，他专管过一阵通俗小说，并一举挤垮了黄色书刊市场。但他不好主动要求看它，且看室内如何处置。
室内不少同事也很注意这部百万字巨作，不断有人翻阅。一回，一位编辑看了几章后说：“是部有趣的书，如果在香港，一定会出版，并且畅销。”言下之意，这种书在大陆是不好出版的。
黄伊也去看那几章，觉得问题并不太严重，因而对那位接手这部稿子的编辑说：“这部稿子，如果想退，请先告诉我。”他不是什么官员，年龄却最长，编龄也最长，大家都尊重他，所以才敢提出这种要求。
过了好长时间，室内召集几个翻过这部稿子的编辑开会，表决对这部稿子的取舍。黄伊静候表态。不料，四位看过稿子的人，两位同意接受，两位主张退稿，二比二，主任也难裁决。问黄伊如何看法。黄伊说：“我站在接受的一方。反对接受的同志的理由是，稿子里有性描写场面。我以为，只要内容健康，可读性强，就应接受出版；性描写如不适当，可以建议作者删去嘛。”结果二比三，书稿就留住了。
稿子交谁处理？室领导稍加权衡，决定交给黄伊处理。
黄伊早就想再组织一些通俗小说了，可社会上所见的通俗小说太不理想，不是文字粗劣，就是内容庸俗，正约不到雅俗共赏的好稿子，就欣然接过了这部稿子。
审读这样大部头作品，一定要格外细心留神，最好一气读完；如间隔时间太长，可能会把编辑的整体注意力割裂成碎片，以致难以掌握作者的完整思路和作品的整体结构。总之，要花很长时间。作者显然是一株文学新苗，又初发于乍暖还寒的早春二月，其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就致函说明，请他耐心等待。
与作者的通信，总不那么顺利，每封信往往拖很长时间。而回信的笔迹，行文的风格，也大相径庭，时常变换。黄伊觉得奇怪，难道此稿不是出自一人之手？可从全书一百多万字看，又不像是二人以上的合作产物。这中间必有蹊跷。于是坦诚相问，希望了解作者的真实情况，编辑部会保护作家权益的。
作者这才坦直相告。
作者的真实姓名是吴越，楼兴蠲是他的妻子。之所以署妻子 的名字，说起来话长，而根源则在长期的左倾路线的干扰。
作者一再声称，他初次写小说，知识不足，等等，而实际上，他曾是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研究人员，语文基础相当丰厚，历史知识渊博，是位有血性的学者。书中还专写了一章清朝末年文字拼音化运动的故事，以纪念“当年那些苦心孤指、孜孜不倦把自己的一生精力贡献给祖国语文改革的可爱的疯子们”，由此可见，作者并非一般等闲人物。
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作者身陷牢狱。在劳改农场期间，他以超常的勇气，坚韧不拔的毅力，藏在一个不易被人发现的阴暗的角落，写他心中的故事。他在一封信里说：“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显然，作者虽然身陷囹圄，但他仍未忘却一个战士的责任。这风险就更大了，弄不好会有杀身之祸。他能够坚持下来，写完这部书稿，是因为他对眼前的昏暗持一种藐视的态度，严寒至酷，春将不远，黑夜至深，黎明将至，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1977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开，他就把书稿投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了。那时候，他的冤案还未昭雪，原单位或劳改农场对他的写作能否理解和认可还难以揣度，所以寄稿不得不借用妻子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投给中国青年出版社，而不投给更有权威的专业文艺出版社，这不能不与中国青年出版社以扶植青年作家和初登文坛的新苗为己任的一贯作风有关。同时，黄伊向许多作家报春、呼唤，已传遍东南西北，也大有关系。
其实，吴越把稿子寄到中青社之前，也曾寄希望于自己家乡的出版社，但是稿子投寄了去，不久就退回来了，不是因为书的内容不好，而是因为作者是“摘帽右派”，还在劳改农场里。而黄伊同情弱者的名声早已不翼而飞。作者被错划，仅因曾建议“党政分开”，他相信高山流水总有知音，所以更看重中青社。
黄伊了解了作者的经历，了解了这一百万字来之不易，既深表同情，也肃然起敬，审稿时尤觉字字千斤，加倍珍视。
小说写的是一百多年前的事，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末代腐败不堪，贪官污吏泛滥成灾，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广大群众汇集白水山，发动一场惊动朝野的起义，以谋再造一个新的太平天国。
括苍山东跨仙居，南控临海，其主峰米筛朗峰海拔1382米，为浙东第一高峰。西凭峰峦，东望沧海，气象恢宏。浙东人杰地灵，群策群力，内反封建统治，外反帝国主义列强，声势浩大。
尤其可贵的是，作者继承了中国小说传统的结构方法，一章一个故事，一回一段曲折，结构紧凑，情节起伏，具有一般通俗小说紧扣读者心弦的魅力。
黄伊一向着重文艺作品的民族性，只要不落俗套，思想健康，人物性格鲜明，通俗文学本身并不是低品位。他反复研读了这部作品，汇集了五位编辑的共识，终于向作者宣布了这部书稿的命运。请看他写给作者的一封言实而意切的信──
吴越同志：
您好！
您写的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在编辑部已经耽搁了好些时日。这本稿子处理的时间较长，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稿件本身是一部大部头的作品，全稿一百多万字，一个人读一遍，就要花比较长的时间；二是这部稿子所写的题材是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为了确定本稿的取舍，研究本稿的优缺点，前后有五位编辑通读了全稿；三是主观上的原因，我们工作抓得不紧。所以，在没有正式决定本稿取舍之前，审稿时间太长，是首先要向您说明及请您原谅的。
我们研究后，关于《括苍山恩仇记》一稿，有以下几点看法及意见，想跟您商量：
一、关于本书的主题思想及总的估价
小说集中描写太平天国失败后贪官污吏的欺压盘剥，广大农民群众逐渐认识了反动统治阶级的真面目，在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官逼民反，到白水山聚众起义。
作品的主题思想是明确的，情调也基本是健康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正反面人物，设计了曲折、复杂的情节，展现了清朝末年的社会生活画面，有较强的艺术吸引力。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作者收集、掌握了大量的有关资料，有比较熟练的艺术技巧和表达能力，语汇丰富，语言流畅，是一部很有希望的稿子。
二、本稿的特色
情节曲折而不离奇，语言生动、流畅（当然，有些地方歇后语用得太多，有些地方不适当地用现代语，因而使一百多年前的人用现代的语言讲话不太协调，等等）。本书通过对浙江缙云县壶镇附近几个家庭、家族的描写来反映社会一角的生活、矛盾和斗争，这是很有意义的。因此，作者用整章整章的篇幅写什么婚丧嫁娶，打官司，蹲监狱等等，并不是本小说的缺点，相反，这正是本小说的优点。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幅幅动人的风俗画，认识那个社会的。作者并没有自己出来说他喜欢什么，反对什么，但是人们通过小说比较客观的描写，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体会作者的爱憎。又比如，整个故事围绕着吴家丢失了一条牛展开，丢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是通过这些生动的描写，使人们知道了整个社会的面貌。作者把这些东西，如实地和盘托出，就完成了他让读者认识生活的作用，达到作者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
黄伊在基本上肯定了这部作品之后，为了使作品更加完美，又提了不少具体意见，将十册原稿退回，希望作者在修改过程中随时和出版社保持联系。这很重要，有些作者可能因厌于修改，或其他原因，见异思迁，把作品转移到别的出版社。黄伊是不忍放弃任何一部好稿或有可取之处的稿子的。“联系”是一种定心丸。
作者吴越见信大为感动，立即着手修改。两个月后，前八册大功告成，又寄给黄伊。并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现节录于后：
黄伊同志：
您好！
退回来的《括苍山恩仇记》原稿十册和你们的审读意见五页，都收到了。
拙稿在你社历时一年半，前后经五位同志通读了全稿，可见你们对这部稿子的处理，是十分慎重的。对于一位不知名作者所写的不成熟的作品，你们花费了如此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不由我不深深地感动。我谨以本稿作者的名义，向你们致以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一部历史小说，尤其是现代人写的历史小说，下笔之初，当然是有他的目的和动机的。在“四人帮”统治下的“红色恐怖”时代，我冒着千难万险偷偷儿地写这么一部小说，当然不会是由于活得无聊，以著书自娱来打发多余的闲情逸致。文艺既然是武器，作者必然应该是战士，我希望自己以战士的姿态出现，把我手中的投枪和匕首，刺向敌人的胸膛。至于命中率是否高，杀伤力是否强，有没有误伤自己人，则是本身力量和技术水平的问题了。
我自知力量和水平都不足，但是我有一种坚强的信念。依靠这种信念，我才能在那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下来，勉强完成了初稿。
正因为我本身条件的不足，这部不成熟的作品，更需要你们的批评和指导。只有在正确的文艺批评指导下，才能把文艺作品推向更高的水平，更好地发挥它的战斗的作用。
你们的审读意见，除优点方面说得太好了一些，读之令人汗颜之外，缺点方面，可以说都是十分中肯的。现在我根据你们所提的意见，对原稿一至八册，作了一次全面的修改。
现将修改的情况，简述如下：
（一）关于反帝这个主题，我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我既然在书中安排了一个洋教士，当然不会只让他印一本罗马字圣经老老实实地传教就算结束。我的意图，是打算让他作为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代理人。不过考虑到一百多年前与世隔绝的山区，教会的势力还不算太大，主要矛盾依然是封建主义而不是帝国主义，因此，在第二部书中，我才安排了洋教士收买土地，开设工厂，开办学校等情节，而在第一部书中，洋教士的出现，只作为一处伏笔。现在根据你们的意见，在林炳与老少讼师闲谈的一章中，完全取消同治皇帝嫖妓女的一段叙述，而代之以老少讼师如何与洋教士勾结，伪装善士，鱼肉乡民。……
（二）关于吴石宕的人物描写。从这本书开始构思的那一天起，我就没有打算突出某一个英雄人物，而是主张突出英雄群像。描写英雄，不惜用重墨渲染，以至于把人神化了，正是这类书的通病和缺点，而不是它们的成功之处。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企图从这个框框中挣扎出来……我把吴本良送进监狱，着力描写监狱外面的活动，而把吴本良“干”在那里，冷落了他，让他无所作为，这是作者的疏忽。如今第一卷既然决定掐到吴本良进监狱，营救不果，上山落草作为结束，有关吴本良的种种，只好在第二卷书中适当补充了。
（三）英雄既然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必定有个“变”的过程。同样，作为一个反面人物，也有他坏下去的“变”的过程。没有天生的英雄，也没有天生的坏蛋。典型人物绝不能离开特定的典型环境而孤立存在。……但为了减少副作用，稿中有关同治皇帝嫖妓女和老少讼师谈嫖经的整段文字，全部删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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