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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摇头拒绝了，姐姐笑盈盈地一抹自己的羊角辫，道：“只要你吃下去，姐姐给你买跳跳糖吃。”
那时的跳跳糖正流行，含上一点点，糖果自己会在舌尖跳动很久，价格自然也不菲，我记得很清楚要一块五毛钱，这对当时的小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无疑我面对着巨大的诱惑。看了看那摊雪，又想了想跳跳糖，我像哈姆雷特一样艰难地抉择着。
姐姐倏地探头望了望桥边的商店，还故意大声咂了咂嘴巴。
我又努力地吃了下去，我是八十年代后出生的幸福一代，对于没心没肺的我来说，这件事就是二十世纪整个童年最大的悲剧。
我的肚子不再冰凉，而是火辣辣的生疼，像独自吃了一大碗野山椒，还特小的那种。
姐姐心满意足地哈哈笑了，我捂着肚子蹲在地上，嚷道：“跳跳糖！跳跳糖！”姐姐道：“什么跳跳糖？”我怒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我童话般的世界里居然真有这么“大灰狼”般无耻的事，而且做这个事的是我美丽的姐姐！我歇斯底里地嚷道：“我吃了三———三块雪，你要买——买跳跳糖。”她说：“哦，是啊，但我没说什么时候买啊。”她爱怜地拍了拍自己的弟弟，冷静地道：“不久的将来，姐姐一定买给你。”
沉默，沉默，空气中充满了无语凝噎的味道。姐姐笑得更甜了，漆黑的眸子，弯成新月，非常漂亮，就像个巫婆。我奋不顾身地马上跟她打了两架，结局没有悬念：第一次我没赢，第二次她没输。
一晃二十年了。已经记不清是那次是什么原因去大堤——孩子做事大多没有什么目的却自有他们的快乐——正和长大后相反。但那次的“深愁大恨” 我却刻骨铭心，我怀疑我至今记得这么清楚：姐姐欠我一个跳跳糖自然早已不是主要原因，真正让我难受的，是这件事情完美的展现了我从小就智商不高的悲哀现实。
我和姐姐，就这样一路刀光剑影里慢慢长大。她比我大两岁，女孩子又发育得比男孩子早，我总是打不过她。久而久之面对她时也就没有士气了。挨点小打也就不敢还手了。而对于姐姐来说，弟弟是干什么的？就是用来欺负的。好在姐姐除了经常性地欺负一下我外，其它地方对我还算不错，出去玩或者吃东西一定会带着跟屁虫一样的我，也绝不允许别的人欺负她的弟弟。偶尔兴致来了，会捧着我胖乎乎的小脸亲上一口，又或者帮着我欺负一下别的小朋友。
湖南的夏天出奇的热，晚上一家子人一定会跑到资江河边歇凉。我和姐姐睡在一个凉席上，望着漫天的星星，漫湖的蓑草，漫地的萤火，漫无边际地说话：人生、理想、新白娘子、还有孙悟空与济公谁能打架。当初我俩正年少，你爱聊天我爱笑，不知不觉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姐姐很聪明，踺子、沙包、跳绳、铁环没有她不会玩的。同时成绩也很稳定，每次都是学校倒数第一名。她小学六年级那一年，我正是春风得意马蹄急的时候，担任着这一辈子最大的官职——班长兼小学少先队大队长，成绩好到拿班上第二名都不好意思的程度。便慢慢地有点看不起姐姐——歧视成绩差的学生 ——在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连和蔼的爸爸也悄悄跟我说过几次：少和姐姐玩，别被带坏了。我倒也没看出姐姐坏在哪里，但既然家长老师都说她坏那她自然是坏的了。每次考试之后，姑妈（表姐的妈妈）往往怒火中烧，我再拿着自己成绩单到姑妈那里一晃，姐姐就更免不了一顿“竹笋炒肉”，我就躲在门口呵呵的笑。这样的事我干了不少，姐姐挨打我反正是不疼的，对于年少的我，有个地方可以让我炫耀一下自己好孩子的成绩，那是赴汤蹈火也要去炫耀的。
小学毕业考试，姐姐再次发挥了自己一贯的水准，语文数学两科相加五十五分，位列全区倒数第一。我怎么也想不通，人的脑袋怎么会做出这样的成绩来。我带着自己的疑惑，向姑妈坦诚地交换了自己的意见。那一天，姐姐被打得鬼哭狼嚎，第一次向我发出愤恨的眼光。不过一周后，她又带着自己的弟弟出去玩了。
后来姑妈买了一个小房子，姐姐一家就搬了出去。住在一起这么久，两家的大人难免有些磕磕绊绊，弄得我和姐姐也逐渐生分起来。先是天天在一起，然后是每周聚两次，不知什么时候起，半个月也见不着一次。我这个人天性冷漠，也谈不上多么想念她。
上中学的时候，香港电影风靡全国，什么四大天王台湾美女统统进入内地。湖南自古就是土匪味很浓的地方，古惑崽系列的电影更让年轻气盛的学生血气沸腾，我当时的偶像是郑伊健演的陈浩南，加入黑社会是我作文本以外真正的理想。姐姐已经辍学，还偶尔到学校来看看我。有一次，我们又谈起将来的愿望，让我大吃一惊的是，姐姐的夙愿是当个人民教师，整天跟小朋友在一起。对这种没出息的想法，我是嗤之以鼻的，我的目标很明确，要统一香港的黑道。姐姐就呵呵地笑。
初中生显然是不能当老师，姐姐慢慢成了社会青年，开始染头发，爱打扮，人也沉默了很多，她这种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下，这么做不奇怪，不这么做才奇怪。姐姐长得很漂亮，这也让她招到不少闲言碎语，无心或者有意的，都认为她的坏青年。不少次我见到她一个人低头不语，闷闷不乐，望着我，也只是黯淡的笑笑，也不怎么和我玩了。后来又和一群同样不喜欢读书的朋友混在一起。
我高一那年，她做了黑社会，业绩很是不错，洞庭湖南岸的混混里面，说起“黑凤凰”袁琴没有不知道的。姐姐笑着对我说：既然我不能证明自己不是坏蛋，那我就只好证明自己是坏蛋了。那一天起，姐姐再次成了我的偶像，我好几次想过去跟着她混混耍耍，可她却死活也不答应。硬生生地把我这个“有志青年”逼成个三好学生，这不是逼娼为良吗。这一下子，跟姐姐算是彻底生分了。
当时我们中学也有个小混混组织，自号“封魔党”，都是在校不安分的学生组成。主要的业务是抢篮球场和抢电子游戏币。现在看起来，很有点滑稽。可在当时学生眼里，确实是离得最近的黑社会了。本质上讲，他们连坏人都不算，也就是青春期多动症，或者看电影看多了，觉得打架是很酷的事，就来“酷” 一下。
有一天，我正在为考上大学埋头苦干，一个“封魔党党徒”叼儿郎当跑到我位子上，嚼着槟榔对我说：“喂，哥们，老子见过你哦。”
我抬起头，满脸笑容，很认真很斯文地道：“哦，可我不认识你啊。”
我憨憨地推了推眼睛。
他将槟榔吐在我的数学练习册上，拍着桌子道：“认识黄哥吗？黄哥都不认识，你也在六中混？老子是封魔党黄哥的手下，赵舟。”
我点点头，心里有点莫名其妙，道：“你们找我干什么？”
他指着我说：“上次看见你去玩了游戏，今天我们黄哥要去，你准备三十块钱请客。”
我这人从小智商不高，又很有不耻下文的精神，就问了一句：“为什么？”
赵舟勃然大怒，一脚在课桌边：“为什么，封魔党要你的钱是看得起你，有本事你不交啊？今天下午五点钟我们来收钱，不给打死你。听着，有种别告诉老师。”
我本来还想问几个为什么的，赵舟却满脸笑容地飞快地走了。抬头一看，物理老师进了教室。
旁边的同学嘀咕起来，一些人认为有必要告诉老师，一些人建议我给点钱消灾，以免后患，还有几个平时就跟我关系不怎么样的，强烈建议我跟“封魔党”打一架，还表示可以把家里的菜刀借给我。我说：“谢谢哦。”
物理课时我越想越不安，报告老师不太符合我一向的审美观；一个人灭了“封魔党”固然很有吸引力，总觉得缺少可行性。思来想去，我决定去找姐姐帮忙。
姐姐抹着浓浓的胭脂，涂着彩绘的指甲，一席长发披在枕头边，恹恹地闷闷坐在床头，眼珠青黛无神。听我说完这件事，猛地站了起来，大眼珠中发出兴奋地光芒，一字一顿道：“我的弟弟也敢欺负，他算是活腻了！”
姐姐显然对我出了事第一个想到她很是高兴，一手搂着我道：“别怕，姐姐在这里，下午姐姐去你们学校。”那一刹那，好象又回到童年，有小朋友跟我打架，姐姐就帮我。
第七节自习课快下时，我听到窗外卡车开来的声音，一车子粗壮的混混，猎豹一样守在教室门口，一个年轻女人从车厢走出，眼光很复杂地望了一眼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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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不知道打人的声音原来这么难听，跟电影里演得完全不一样，拳头打在肉上闷闷地作响，然后就是鬼哭狼嚎。我想：赵舟，这名字取得真不怎么样。赵舟，找揍。
整个过程只持续了两分钟，“封魔党”没有一个人上来帮忙，那个“黄哥”倒来看了一眼，马上以刘翔的速度跑了。识时务者为俊杰，他果然是绿林俊杰。从那天起，益阳市六中“封魔党”宣布解散。据说那是益阳市中学界打黑工作最大的成就。
姐姐走到我教室旁，给了我一个茶叶蛋，居然嘱咐我好好读书。我靠，精神病，她嘱咐我好好学习，没搞错吧？当下也不怎么领情。
我们的交往越来越少，有一次碰到，在一起走了半天，却都感觉无话可说，马上又散了。我虽然还是那个满脑袋幼稚思想的弟弟，她却不再是那个抱着弟弟吃雪打架的姐姐。刚开始还略有点惆怅，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九九年，我考上了大学，我家大人已经和姑妈家的关系水火不容了，姐姐也自然没有来祝贺，我和她开始行同陌路。就像两条平行线，两家隔得并不远，只隔了两条大街，却永远不可能相交。
象牙塔里的日子最是张牙舞爪，忙着读书、写作、失恋，正是年少轻狂、不可一世的时候，自然也就忘记有琴琴姐姐这号人物。有一天，宿舍窗外大雪分飞，白茫茫一片好干净，忽发踏雪访梅的雅性，走到一座小树林里。看到一对小朋友在那里玩雪，是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突然感觉似曾相识，又如梗在喉，仔细一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只有怔证的迷茫。远处不知谁家飘来巫启贤的歌：“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我全身为之一颤，像吃了三把巨大的雪。是啊，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难道巫启贤也有个坏姐姐？琴琴姐姐，你还欠我一包跳跳糖呢！
后来我只身跑到广东，做了几天教书先生，整天带着近百个小鬼跟语文考试较劲。想起年少时的梦啊，恍若昨天。命运偏爱开玩笑，曾经想做黑社会的做了老师，想做老师的做了黑社会。好在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都算让人羡慕的职业吧。我对自己说。
前几年还在伪装成红蜡烛时，有一次，湖南老家的母亲很高兴地来电话：“袁琴被派出所抓了。”
我说：“哪个袁琴？”
母亲说：“你琴琴姐姐啊。”
我说：“哦，什么事？”
母亲说：“斗殴，卖淫。”
我想了半天，才道：“怎么搞的。”
母亲平静地说：“谁知道呢？她早晚要出事，家里没教育好，自己又不自爱嘛。”
我沉默了，想打个电话给派出所的姐姐，想要回她欠我的跳跳糖。可不知怎么，犹豫半晌，终究没打。
去年过年，炉火烧得很旺，还是洞庭湖，还是大雪纷飞，还是小木桥畔。
母亲说：“我听别人说，袁琴死了。”
我问：“哪个袁琴？”
母亲说：“你琴琴姐姐啊。”
我道：“真的吗？怎么搞的。”
母亲说：“谁知道呢？”
整个过年，我在老家，都没有在见到姐姐，连姑妈好象都搬家了。她大约是真的死了，我想，她还欠我一包跳跳糖呢。
我看了看茫茫的大雪，雪堆里好象有一个明眸善睐的小姑娘，枣红色的棉袄，遮耳的棉帽，被裹得像颗小小的粽子。然后我转身而逃，不再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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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德北滘高升酒店首席咨询师阿琴，就是你了，没错的。这家伙没死？干这行了？这样才合逻辑嘛。她这种学习成绩，在中国的体制下，又争强好胜的，又长得又人模人样的，不干这个又干什么呢？我抹了一下眼角，拍了她的肩膀，她转身，职业的笑容半天不动，满脸写满了惊讶。
我轻声吼道：“看什么看，你还欠我一包跳跳糖呢！”
琴姐把我叫出外边的走廊，很高兴地抱住我，然后随手给了我一个耳光：“你干这个了，读这么多书干吗来干这个，你不准干这个，姐姐一直是为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