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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来找去，并不容易找到，放大字报又无人放，平时的文章又难搜集。看来看去，查来查去，倒有一个小学毕业生，可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话得从以前讲起。
且说这个县，原来因是山区，文化水平很低，读书的人较少，加上一些人只讲埋头业务，对政治上的一些技巧上并不热心，也不熟悉。有些文化的外出的外出，况也各有所好，难求一律，加上业务上无所牵上，难有作为。
这个人名叫洪音，解放前小学毕业，还是没有毕业，反正是老高小生，离县城七十多公里的好仁乡人。解放前参加游击队，也可能是部队的文化教员，至解放后转入地方，放下武器改编，后亦曾为看犯人与监斩的工作，可能因土改工作需要，不知叫不叫监斩官，镇反时是有这回事，群众看他骑着马给枪决的队伍押后，也是群众呼的名义。后‘三反、五反’他不知犯何错误，曾坐牢，自杀未成。以后转当小学教导主任，又升校长。喜写文章作杂剧，舞文弄墨很得手，算很有名气。县办报时，他多有文章登载《南方日报》也时转载他的文章。以后他又任文化馆的领导，在这方面更能显示才华，更有用武之地。他写小剧目，为县剧团写长剧本，写革命时的戏，曾在北京汇演民间小戏时，或不知什么地方的机遇，被复衍接见过。这就有某种权威上的牵连了。文化部是死人部。所谓专演帝王将相，（毛主席语录）
他还写有县革命斗争史的书，又搜集民间的小故事集成本子，这样的人，要材料就非常容易，那里去找这样的人？从他的作品里，尽可找到你需要的批判材料。你想一想，自解放以来，三年恢复时期，土改运动，清匪反霸，‘三反、五反’，互相合作，初级社，高级社，私改运动，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食堂，大炼钢铁，次次运动的文章都是前进的，上次的先进，这次可成落后文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不前进，就成了绊脚石，当然你的文章一个一个时期，能找不到落后的，反动的东西吗？反动反动，反方向而动，并不难找到反动材料。还有每次运动要宣传，所谓旗鼓在前，一些应景儿的小剧，山歌，相声，宣传资料，都会有一些缺点的，是可以找到需要的材料的。
比如这次批判的大会上，讲到他搜集的山歌有这么四句民间唱语，坐下来、聊下来，谈到二人心花开。聊到鸡毛沉落水，聊到石头浮出来。这首山歌是很老有一组山歌，不少人会唱，或也知其一些句子，这次批判的人说：这个‘三家村’代里人，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刻骨仇恨，要聊到鸡毛沉落水，这个毛，是攻击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污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含沙射影借古讽今，他的心还有多毒呢？他梦想蒋介石浮出来，想他反攻大陆，回来统治中国，其心何其毒也。这和国内外反动派一样，帝国主义和被打倒的阶级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所以毛主席教导我们，千祈牢记，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文化部搞的，帝王将相，是死人部，工农兵占不了舞台，不能用死人占领舞台。
其他人用这种批判口气亦难说不能。这老革命，就不算是什么大员，也总是红军里的一样出入生死，他怎会想蒋介石到回来？这实在也难令人理解。你说攻击毛主席的延安文艺路线这个就较难分辨的，可以说对目前利益有所相冲，但我想他每次运动这么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有什么可以说是反动思想呢！
在会上是没有给你回驳的，一阵一阵高呼口号，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我们的敌人，真是照以上的批判词句说法，他还可以活命吗？他也没有敢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有大歌大颂社会主义，有时还可能会有劲以致过烈的宣传。
讲实话，他也不敢，他也不能，他也不会，他唯恐宣传不够大的影响，怕他的功劳不够大。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也不可能和‘三家村’联系反党反社会主义，谁也不会去布置下属去反党反社会主义，也反不了。没有专门的‘三家村’会议。
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抗战，打倒反动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人民是衷心热爱党的。但对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理解很难说怎样走较好，并不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除了人民的认识有差距以外，是一致拥护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路线的，各民主党派也一样。
1960年紧张，当时也多宣传为苏联迫债，自然的百年未有的灾害，并无听到有共产党的什么缺点。有些说下面瞒产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汇假报，干部不够关心群众，不按政策办事。以致造成有饥饿的现象。但对，赔钱，赔物，赔礼的‘三赔’又有较好的宣传，且严格区分共产主义道路，与共产风不同，所谓共产主义是会自然形成，社会主义到了物质相当丰富，人们对物质能各取所需，人们的觉悟也相当高，能各尽所能，这才是共产主义。所谓‘共产风’，即物质也并不富裕，机器生产的科学水平又未达到应有能力。人们的觉悟也不够高，要用纪律约束，要生产制度管理，即用行政命令去改变生产的约束，物质又贪乏，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就把生产资料公有化，换句话来说就是不能达到共产主义标准，宣布到了共产主义。物质供应跟不上，破坏了生产力，这都是一种‘共产风’。故要及时处理这股风，不能冒失前进，要按目前实际来管生产资料，才能保障供给。发展经济，社会才能稳定，人民生活才能蒸蒸日上。
这样的宣传达室，在当时是十分要得力的。主要人们一听到‘共产‘二个字，不敢随便去批判，也不能随便敢说去取消，去处理，这玩艺儿不是随便玩得的，共产党搞什么东西，特别是‘共产’二个字的牵连。当时的学生时代从政治老师那时听来了，老师还是声嘶力竭地比着说，一般人并不敢太多去说这些字句。1957年反右派，以后反右倾，反极‘左’，都是一些不容易理解的字句。如果上面没有这方面的教材，不一定能解释得好。那些宣传工作者，编戏，编山歌，大张旗鼓的宣传。从三代六集中的激烈行动到处理‘共产风’的宣传工作，他们都是相当紧跟的。他们不能说面面具园，但也是形势的需要，本来不存在什么错误的地方，就是有错，也不能说是反动。现在批判起来，就不讲背景，以后有这种句子说的。叫上纲上线，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就使人十分难以理解了。
洪音被批得晕头转向，开完会又要隔离审查，不能见家里人，也不可与外界接触，要有人看守，不能传纸条。与外面隔绝，天天要写书面检查。俗语说人在平时精神爽快，被大会的批判，高呼口号，隔离写交待，这时他的心境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第十回
夺权县司系统各局 另立总部分庭抗礼
天下一统万时飘红旗，江山骄美，儿女中华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篇章史无前例。横扫牛鬼蛇神。敢破旧世界，
不是人民怕美帝。
大地逢春江南飞绿色，风光明媚，小兵凌云意，斗争形势万马齐奔腾。高呼壮语豪言。清掉修正主义，定能创新路，还需步步要紧跟。
且说洪音每日写着检讨，工作人员也对他毫不客气。平时天天，时时叫他音伯，音伯的今日成了积肥极分子，对他板起脸孔。“老实点，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只有坦坦白白交待，争取从宽处理，不然千刀万剐，死有余辜，要彻底，诚恳。你若存在幻想吗？企图滑过关是妄想的。你要和你主子划清界线，站在人民的立场这边，挖专修正主义之根。”
“老李，我是按照政策去做宣传工作，上面号召，挖掘民间艺术的精华。古为今用。我有什么罪过，怎样交待。”洪音亦庄严的说。
“你们这些‘三反分子’，与人民为敌。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好好交待，一定没有好下场，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李报恶狠狠地说。
“我是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一定会落实的。我干了二、三十年革命，会反毛主席吗！我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会有今天的好日子过吗？我不会写什么交待。”洪音气不平的说。
“不怪得毛主席的教导，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灰尘不扫，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已跑掉的，你这么会写，写交待也要拿当时的气魄来吗？”李报冷笑笑着说着头也不回把门关上走了。
洪音内心有苦也无法说出来，这也并不是新鲜事。他斗地主，打反动，审犯人，也是这个样子的。还容你多说吗？你说就吃拳头，叫狡辩，你不说话叫装死躺下，阶级敌人的花样，总之这些滋味并不新鲜。就是被打几下子也是叫对敌人狠。并会有好印象，敢和阶级敌人斗争，敢在斗争中站在第一线，有时在运动后期会提拔一批人的，故有这么多人这么积极，其名叫对敌人斗争坚决。
读者，我想把这洪音的一些以后的事叙下去，以后不再去讲这个人的事。
洪音到运动后期打成走资派或坏头头，结论下不了，只就在学习班斗争，监管，揪出来约有一年。以后下放‘五七’干部学校劳动，约一年后清退或叫解职回老家种田，即回生产队。全家人变成农民，吃农民粮，取消居民的粮食指标，亦无什么工资，只补了些回乡费，或叫安家费。因对他有照顾，不作异地插队插户，回原籍。这种运动过了不久，又有叫落实政策的事，他本人被安排回供销社做职工，重新安排工作，新定工资，约三十多元。又过了一回，又说照原来干部待遇，到小学教书，不久又任这间小学的校长，又过了一些时候，又调回县城，当文化局的一般职员，叫干回本行，算给了脸子，他一次对人这样说：“对我为什么要这样打击折磨，落实政策都不一浆到岸，一堆屡做几次来疴，使我天天忧思，无日得以安乐，病体难挨。”以后他还升任文化局副局长，死以任上。
这时有一种这样风气，上面要落实政策，下面总之顶住，自已搞的下放，又自已收回，能顶多久算多久，但文件越来越紧，一次一次明确，故亦能步步给人落实，换句话说顶不住了。有一个姓陈叫阿平的，自下放之日起，从来不回农村，无工资无工作，他只与人打灶头，干小小工程谋活，有点趾高气扬，风言风语又很多，说什么没有工作，照样不耕田。上面来的政策，他又很知，他出身红军小鬼队，有很多老上级，给他通风报言。有一次那个县的县委书记遇到他，阿平对他说：“还不给我落实政策，收回我，归革命队伍。”
那位书记说：“有我在的一日，你不能回来，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现在的工程工作。”
陈阿平亦笑着说：“你在的日子我会被吸收回的，讲确切点，我就要在你在职时回来，这话看准不准确。你顶也顶不住。”
这事真是准确，不久为位县委书记还在职时，他的政策落实了，归了单位，先做职工。这也和下放插队时一样，你赖也赖不了，都是政策问题。
那位县委书记，认为自已的工作正确。总然上面有些风，可能叫反毛主席路线的逆流，似乎反对无产阶级大革命的事，这种反复不可坚持下去，故他有这样的口气。对政策的明确，收回下放插户的干部，既是大势所趋，又是广大干部的要求，只有越快落实政策越好，大胆放下面子，顺潮流，是好汉，再顶下去，下面又沸腾，上面又指责。这时落实政策也是大势所趋，顶不住的。外面掌握政策的人多，可以念回给你听，怎能隐瞒弊端，舞弊不了，不可抵抗，只能大面积落实。
这位陈阿平亦知时务，落实政策回归后干了不久，调外地工作，因其老婆地主出身，总有些把柄，不如远走高飞。后深圳开辟为特区，他亦调去深圳工作，大显身手的日子到了。据说他后来成了很富裕之人。相反的，那位县委记亦跟儿子转入深圳，因炒股失败，生活亦很狼狈。这些也是后话。先提以明其后事，不再絮烦。
再说洪音，回了文化局，先做一般职员，又干了老本行，又有写作，重操旧业，先当了文化馆的馆长，又当文化局下面的博物馆长，兼文化局副局长。任了几年，约在1985年因病死在任上，这些也是后话。还有他的儿子亦在深圳或淡水，发了财，亦是开放改革的赢家，所谓前途暗似膝，世势明如镜，当日大家岂知有今日的富裕到成了百万富翁吗？谁敢想象！你就有了百万，也会大祸临头了啊！
且说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时起时静，有大搞一阵子，又有时静了下来，不过这些串连学生推波助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小将们并不会罢手。贴大字报，传递外地消息，十分积极，加上上边要求，谁也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