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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通往来因河的和西部的公路，延长瑟堡港的堤坝，修筑安特卫普的工
程；对个人威望问题的关心表现在美化巴黎市容方面，他在巴黎扩展了沿岸
街道，修起了一些桥梁，维修了巴黎圣母院，清理圣母院周围环境，扩建了
沙特莱广场和卡鲁塞尔广场，开辟了利沃里大街、和平大街和斯蒂维耶雷大
街①，修建了交易所。竖立起旺多姆圆柱，着手建造凯旋门并计划盖一间“光
荣祠”，为了首都的粮食和必需品供应方面，他修建了“粮食市场”和“大
市场”、“备荒粮仓”、屠宰场、乌尔克河的运河。最后我们要指出：如果
说拿破仑是个伟大的建设者，那么他的目的一部分是为了雇用劳动力。所有
象恺撒之流的统治者，其政策的主要特点之一总是为人民提供工作机会和廉
① 这三条大街的命名都是为了宣扬拿破仑的武功，斯蒂维耶雷镇战役是1796 年8 月发生的，利沃里村战役
是1797 年1 月发生的，都是波拿巴战败奥军的有名战役，因此迫使奥国停战，实现和平。——译者
价面包。
农业沿着督政府时期同样方向继续发展，但是速度极为缓慢。工业的发
展要明显得多。奢侈品的生产，尤其是丝织品，已经恢复；封锁促进了冶金
业、铁器制造业、刀剪业、机器制造业，以及工具、钢铁板、白铁和黄铜、
缝针和别针等的制造；封锁也对化学品和纺织品的制造有利；棉纺业和纺织
品印染业仍是最活跃和最富于革新精神的；将近1812 年的时候，棉纺厂有一
百万纱绽在运转，并生产了一千万公斤纱线。帝国末期，一个新的、大有前
途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1811 年里尔和奥比的工厂第一次从甜菜提炼出糖
块，阿拉尔和德莱塞尔分别在夏约和巴黎创办了炼糖厂，拿破仑在他自己的
郎布依埃领地内开设了四所技术学校和一个糖厂；1813 年计划在三百三十四
个工厂生产三百五十万公斤糖，而实际产量似乎是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实行大陆封锁的结果，既很有利，也大有害处：沿海各港口完全衰落。
1807 年马赛还拥有三百三十艘远洋轮船；1811 年只剩下九艘；它的工业产值
从1789 年的五千万法郎下降到一千二百万；同期内人口从十二万减少到九
万；波尔多在1789 年据估计也有十二万人，此时只有七万；因此这两座城市
便成了保王党的堡垒。相反地，期待拉斯堡和里昂则利用了这两座同它们竞
争的城市所遭遇的不幸，而确保对德意志和意大利贸易的垄断，所以对拿破
仑的覆灭深感痛惜。尽管合并了一些地区，法国对外贸易依然低于1789 年所
达到的总值，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法国丧失了它的殖民地。不言而喻，实
现和平并与英国缔结一项贸易协定会比封锁更有利于国民生产。拿破仑奉行
的政策尽管是这样，帝国的确也还是得以生存下来了，甚至享有一定程度的
繁荣。
总而言之，皇帝在对事方面远远没有在对人方面那么专制；关于经济方
面，人们夸大了他的国家管制主义。他在这方面虽然没有进行很多革新，却
成功地把各种很不相同的动机和利益协调起来。最后，他在他统治下的各国
里保持着充分活跃的经济，使各国都能支持战争；我们必须牢记，对于他来
说，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三、思想控制
拿破仑体制并不限于以禁止任何批评，和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要求来安抚
各种思想。虽然拿破仑通常是假装蔑视各种思想的，但是他有时也承认思想
的影响：“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
总是被思想战胜的。”故此必须把思想和刀枪的控制结合起来，使臣民心甘
情愿地，并尽可能心悦诚服地俯首听命。以往开明专制君主之所以要控制教
会，就是为了使教会在向人民说教时教导他们唯命是从；这也是波拿巴从与
罗马教皇签订的教务专约中获得的好处之一。他使天主教僧侣的要求得到满
足，打算诱以利益来控制他们，好为他培养一些驯服的臣民。由于他害怕那
些并非他属下官员的神甫，所以他到处安插自己的神甫，尤其是在国立学校
里：这是出于小心谨慎和防止发生更坏的事。在他的周围，罗马教会的朋友
和敌人一直在暗中互相斗争着；教会的朋友，即波塔利斯、丰塔内等最终战
胜了富歇；红衣主教费什既有许多东西需要教会的宽恕①，因此非常积极帮教
① 拿破仑的舅父费什在法国革命前在科西嘉岛的阿雅克修当副主教，革命后不久还俗，与波拿巴一家患难
会说话；皇帝不止一次断然顶撞他，认为他的担心害怕是“想入非非”，劝
他“洗个冷水浴”；但是如符合他的目的他还是常向费什让步的。
首先要保证低级教士的衣食住行和维持教堂做礼拜的费用，因为对各公
社市府施加的压力，促使它们慷慨解囊成效不大。一个神甫写道：“农民对
宗教有好感，对神甫也有好感，只要不使他花钱。”拿破仑很快就决定自己
负担一部分费用。自1803 年起，他同意给司教会成员付报酬；后来在1804
年将近全民投票和加冕的时候，他同意给二万四千名低级神职人员每年每人
五百法郎；1807 年领他津贴的低级神职人员增加到三万名。1804 年，他已经
把葬仪的垄断权交给教区财务委员会；并保证在每个主教管区内资助一所大
的修道院。1807 年，他拨了六十万法郎作为修道院学生的奖学金。他把其余
的教会开支强加在地方的预算上：诸如不是由国家支付的低级神职人员的薪
金（1804 年12 月26 日），教区神甫的膳宿费和礼拜的费用（1805 年2 月2
日）。为了管理做礼拜方面的补助金，1807 年组织了教区“对外”委员会；
1809 年教区资金由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集中管理，其成员现在第一次由郡
守任命，以后出缺则由原有成员推荐加以补充，这个教区财务委员会理事会
还必须选出一个执事会。此外，郡守继续要公社议决给予补充俸给并由公社
负责副神甫的生活费。最后，1810 年2 月14 日的法律明确地规定了公社应
负担的费用：副神甫的俸给，建筑物的维修费，万一教区财务委员会的收入
无法支付，也得由公社负担；但补充俸给还是可给可不给。教会预算这样的
分担继续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①1811 年，罗讷河口郡各公社总共要付出十
万法郎；而国家除了支付三千一百万各种年金以外，还要开支一千六百多万。
教会也非常重视使人民尊敬它，以及为了帮助它招募神职人员和扩大宣
传所给予的恩惠。修道院的修士得免服兵役；教会的显要人物在共和十二年
关于名次排列的敕令中获得了很好的地位；几乎到处都恢复了敬神游行的仪
式；一些“内地传教团”得到了补助，红衣主教费什还创设了组织这些传教
团的机构；一些郡守下令在星期日举行礼拜时关闭酒馆；波塔利斯赞同这种
做法，甚至取得参政院同意，惩罚那些在敬神游行队伍经过时站立或不脱帽
的人。自1803 年起，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都派进了驻校神甫，并规定在校师
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波塔利斯要求各主教报告有关人事情况；1805 年，凡
尔赛主教提出了任命小学教师的要求，波塔利斯表示赞同；1807 年，颁发了
法令批准各主教掌管各学校的宗教教育，1809 年，丰塔内发出通告要求他们
派本堂神甫监督教师，答应由各主教推荐的人去取代那些评价不好的教师。
另外，主教团组织了一套宗教教育，因为要准备建立大修道院，主教团获准
建立一些初级修道院，这些初级修道院实际上都变成了地方中学。教士也进
入了救济事业委员会和慈善事业局；修女重新主持医院。最后，天主教会的
统一得到保障以反对“小教会”，其教规至少有一点是被认可了的，即通过
行政措施禁止神甫结婚。如果说国家的世俗化没有受到更多的阻挠，那就该
归功于拿破仑：在遵行星期日的仪式方面，在对敬神游行行列表示敬意方面，
在任命小学教师方面，他都拒绝采纳波塔利斯的做法，并且谴责丰塔内把监
与共。到1796 年拿破仑独当一面出征意大利时，费什随军办军需，发了不小的财。雾月政变后，拿破仑取
得政权要同教会打交道，费什又回到教会，不到三年就从主教、大主教升到红衣主教。但他的这段经历使
他得不到教会的敬重，因此他竭力两面讨好。——译者
① 到1905 年12 月“政教分离法”通过为止。——译者
督小学教师的工作交给了主教。
在约制正规僧侣扩充人数方面，也同样应归功于拿破仑。他原则上反对
男修道会：“不要修士”；“修士的苦修行败坏一切道德，破坏一切活力，
摧毁一切政府。”但是在执政府时期，他曾经准许恢复了几个男修道会，特
别是“忠信神甫会”或称帕卡那利修士会，警察局很有理由把它看作耶稣会
的继承者。富歇最终占了上风：共和十二年获月3 日（1804 年6 月22 日）
的法令规定，正规修道会必须得到政府批准才能建立。味增爵修士会、圣灵
神甫会和“外方传教会”的神甫尽管在原则上合并在一起，却继续保存了下
来，因为他们能在国外扩大法国的影响；基督教义兄弟会和圣絮尔皮斯修道
会获得了同样的优待；有几家“练心会”得到宽容，因为他们负责阿尔卑斯
山的山间旅舍。其它的僧团均被取消，包括“忠信神甫会”在内，因为他们
的会长帕卡纳里是一个外国人。①然而该会神甫自称已重获自主，不再依附耶
稣会，因此却能不再受政府干涉，费什甚至把拉让蒂埃的修道院交给他们管
理；他们只是到1807 年12 月15 日才确实地被禁止了。拿破仑对修女比较优
待，因为他认为把医院委托给她们能节省费用；他批准了她们所建立的大量
女修道会，还容许其它一些女修道会存在。他很想将她们组织起来，以便更
好地监督她们，可能他很想把她们统一起来。至少，他在1807 年组织了“慈
惠修女和仁爱会①教务总会”，由指定为修女保护人的皇太后主持，他在1808
年颁布了一道敕令，给修女制订了一定的法律地位。事实上，这些医院修女
经常也兼办学校，原以忏悔祈祷为宗旨的两个新建立的修道会，一个是女会
长波斯泰尔的“慈悲修女会”，一个是女会长巴拉的“圣心圣母会”，也同
样在兼办学校。专以教学为业的女修道会为数也不少。据1808 年的调查，共
有二千多个学校和一万六千多名修女。至于不属于隐修院的修道会和慈善
会，波塔利斯决定，共和十二年的法令不涉及它们。譬如苦修会在整个南方
都重新出现了；圣母会在巴黎有了发展，并在外省设立了分会：波尔多和里
昂便是如此，安培②在那里成了一名热忱的新皈依者。
总的说来，主教们是感恩戴德的。1806 年，他们甚至甘心接受由贝尼埃
和波塔利斯的秘书达斯特罗方丈编写的《教义问答》，拿破仑曾亲自参予此
书的编写工作：书中关于基督教徒的义务有很长的一章，载明对皇帝应服从、
纳税和服兵役。有些人，象贝尼埃积极效忠到这种地步，竟要成为警察的助
手，因为富歇曾写信给他们说：“你们的职责和我的职责之间有很多联系。”
另外一些人则相反，象在鲁昂的康巴塞雷斯的兄弟和圣布里厄的卡法雷利那
样，对他们的过分的要求，显得令人难以忍受。大多数主教利用了他们谨小
慎微的态度，来扩大了他们的影响。各郡守知道自己最后难以抗衡，所以他
们看成是大势所趋，只得如此：在马赛，蒂博多向尚皮翁·德·西塞征询关
于官员人选的意见。主教的权力由于得到官方的“高卢主义”的保护，不再
事事听命罗马教皇而加强起来，又由于教务专约规定低级教士（只有所谓本
堂神甫例外）应无保留地服从主教，而更为加强。然而思想上的统一远未实
① 帕卡纳里是意大利神甫，1797 年创“忠信神甫会”，搜罗已被解散的耶稣会士，所以帕卡纳里派实际上
是改头换面的耶稣会士，1814 年后纷纷回到耶稣会。——译者
① “仁爱会”是十七世纪由味增爵（1576—1600 年）创办的女修会，以办理慈善事业为标榜。——译者
② 安培（1775—1836 年）物理学家，为了纪念他的贡献，电流强度的单位就命名为安培。象这样的科学家，
在宗教信仰上却表现如此，可见当时修道会的影响。——译者
现，而且宪政派教士仍然受到歧视。在贝藏松，大主教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