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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获得其学位，服从其督学和纪律管辖的教学人员的情况下才能开办。这样，
公办教育便没有掌握有效的垄断，因为竞争的学校继续存在，甚至大量增加。
此外，“综合教育团”的治理权也徒有虚名：要等到1815 年起才要求教师具
有学位，而且任教十年的私立学校教师可以免除学位的要求；也没有足够的
督学来有效地进行监督。最后，修道院无条件地豁免了这些隶属关系。另一
方面，天主教会在国立学校中拥有一部分影响：天主教教义明确地成为教学
基础之一；丰塔内对天主教会忠诚到写信给他的朋友吉亚尔说：“就把你亲
爱的儿子留在朱伊吧，”朱伊即那所著名的祈祷学校；一名主教曾被任命为
“综合教育团”的总教务长；在综合教育团的委员会里有埃梅里方丈，还有
博纳尔和昂布鲁瓦兹·朗迪，后两人都是狂热的天主教徒。儒贝尔和新教徒
居维叶在公立学校的改组中都起过很大作用，他们都是很赞同宗教教育的督
学；圣母会的成员，弗雷西努斯方丈当上了巴黎学校管理区的督学；有些神
甫领导着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或是在这些中学任教师。尽管如此，皇帝确
实已经确定地组织起公共教育，所以教会对所谓“综合教育团”的垄断丝毫
不予以原谅：因为教会曾打算恢复自己的垄断。
此外，当时世俗的或教会的私立寄宿学校的怨言更是个现实问题。关于
组织“综合教育团”的敕令事实上迫使寄宿学校的校长出钱购买办学执照，
并要为每个学生甚至连走读生在内，上缴膳宿费总额的二十分之一。由于监
督不容易，这笔应付的款子未能全部征收到，再者修道院是免除这项税款的。
所以1810 年萨瓦里受命进行一次调查，尤其是因为拿破仑和教皇闹翻后，对
修道院更有所怀疑。1811 年11 月15 日，一道新的敕令加强了垄断。在设有
一所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的所有城市里，新的条文规定，私立学校的学生去
国立中学或公立中学上课，每个郡只批准办一所初级修道院或教会小学。效
果很明显：国立中学和公立中学的学生由1810 年的三万八千名增至1813 年
的四万四千名；自1811 年起，私立学校减少了五千学生。敕令并没有彻底执
行，丰塔内及其同事的巧妙应付是颇有关系的；1814 年，这个“教育总长”
与路易十八谈话时自夸曾“抵制了某些不好的东西”。
皇帝达到了其预定的直接目的：中等教育和高等院校为他培养了能干的
行政人员。中央学校的课程大大地删繁就简，加强了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
哲学课只读逻辑学，历史、现代外语和实验科学则不受重视。但是本国文学
和数学保留了大革命时期所取得的重要地位；在高等教育方面，则保持了法
国科学在大革命中所形成的新的特点，学者们继续使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然
而，拿破仑梦想要完全控制对青年的教育，他却远远没有实现这一目标。对
于人民，他并不怎么关心，他让公社市政府负责初等教育，自己却什么也不
管；除了几个地区，如阿尔萨斯以外，小学并没有什么发展；至多是使它们
恢复到旧制度末期的那种状态。他更不想教育妇女。但是他很重视培养资产
阶级的后代，在这方面，他也没有成功；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在他的学校中受
教育，他并没有在综合教育团向年轻的一代提出一个他所特有的，能使年轻
一代和他的命运休戚相关的理想。
对他在思想文化和艺术方面的活动，我们也可以作出同样的评价。他想
成为文艺的庇护者，因为普遍认为一个君主只有创立了他的“时代”才真正
是伟大的。1804 年，他创设了“十年奖”，预定在1810 年第一次颁发。他
主张通过书报检查、科学院、“罗马法兰西科学院”来领导文艺创作。他以
奇特的方式来统治戏剧界，并把雷米扎安插为总监督。1807 年，他限制了剧
院的数目：巴黎有四个大剧院和四个中等剧院；另外五个城市获准组织两个
剧团，有十四个城市只获准组织一个；帝国其余的地方，包括二十五个县，
却只有一个或两个巡回演出剧团；在巴黎，每个剧院只准演出一种类型的戏
剧，所有的剧院都必须向“巴黎歌剧院”定期缴纳捐税；1812 年，他在莫斯
科时签发了一道敕令组织法兰西大剧院。他特别乐于保护艺术，主要是建筑
艺术，因为他购买和兴建了许多建筑物。①要是说他在艺术作品上留下了他个
人的标志，那就言过其实了，因为“帝国风”并不是从他而来，但是他聚集
并重用了许多大艺术家。在文学上则相反，他完全失败了：他只拉拢到一些
平庸的作家，而大作家他都没有抓到手。他似乎并不象救国委员会那样曾经
设想过使用作家和艺术家来培养公众的革命精神；他顶多只想到在学校里讲
授他历次战役的历史，通过利用《大军通报》，利用《政府通报》的文章来
编造他的“传说”，以及命令画家达维德绘几幅时事画。当然，他缺乏后来
的一些独裁政府为组织宣传所拥有的可靠的财政资源和技术能力。而且尽管
他妄图建立一个朝代和一个世界帝国，他却没有提出任何特殊使命来教育法
国人；那些忠心耿耿，毫无私心地追随他到底的人是捍卫他所代表的法国民
族和大革命的；其他人则不可能认真看待葡月将军②的皇朝合法性，即使他是
被教皇涂过圣油的。他能够麻痹和压制思想，他却未能征服它；思想的两极
依然是旧传统和大革命。
四、社会演进和舆论
拿破仑并非不知道控制思想的工作依然尚未完成；所以他继续象执政府
时期那样恢复社会等级制。他必须通过人们的切身利益或虚荣心来争取所有
那些掌有权力的人，并巩固他们的权力，以使之隶属于他自己。他继续联合
“新贵名流”，这些人是佃农、雇农、工人、佣仆和供应商等广大人民的主
人，他把“新贵名流”拉进各级议会和行政机关，拉进各部机关和国立学校。
他增加了官员的数量，这不仅是因为他扩大了国家的职能，而且也是因为他
从中发现了组成一个社会集团的益处，这个社会集团的成员，由于他给了他
们高官厚禄，所以将会致力于维护他的政权，更不用说他们的亲属和社会关
系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战争增加了军官的数目，也为他提供了一大批忠心
耿耿的臣仆。
他使他们彼此进行集团之间和个人之间的竞争，从而在分化他们的同
① 参看上文，第408 页（原著页码——译者）。
② 拿破仑·波拿巴因在共和四年葡月13 日（1795 年10 月5 日）在巴黎无情镇压王党暴乱，而被王党分子
称为“葡月将军”。——译者
时，使他们尽忠职守，并倾向他这位金钱和荣誉的颁发者。因此他十分重视
各种勋章，认为他们对此是很贪婪的。1805 年，他已经完全改变了荣誉军团
勋章的形式，此后勋章的徽号是最重要的；他在意大利王国创立“铁冕勋章”，
很多法国人曾荣获此项勋章；1809 年创立“三条金羊毛勋章”，1811 年创立
“联合勋章”①。他还不断地以岁入和土地的方式颁发赏金、养老金和赏赠。
军队获得其中绝大部分。因为他曾经许过诺言，所以他并不拒绝向平民颁发
勋章，甚至向塔尔马颁发了荣誉勋章；然而十分之九的勋章到了军人手里。
法国人在旧制度下久已惯于领赏受奖，所以对拿破仑这项政策安之若素，因
为这项勋章不包含有任何特权，人人可得，而又不世袭，所以在他们看来，
这似乎并不违反论功行赏的公民平等思想。正如大革命所许可的那样，人们
仍有可能在社会上平步青云；战争和晋级有利于步步高升；公职的扩增和奖
学金在人民中分离出一个小资产阶级。
由于拿破仑梦寐以求要建立一个正统皇朝，并渴望把旧贵族完全争取过
来归附新朝，却又不愿承认其原有爵位，所以他又进了一步，另立一个贵族
阶层，即一个由他赐封的，但是世袭的，并且拥有足以维持其地位的财产的
公职贵族阶层。帝国宫廷的组成，附庸国和大领地的创设乃是前奏；1806 年
8 月14 日，元老院的一项决议案批准拿破仑把世袭大领地推广到整个帝国，
这种领地由长子继承，并恢复“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①。1808
年3 月1 日，最终组成了帝国的贵族阶层。这个贵族阶层当然是属于那些帝
国大勋爵，他们都封为亲王，属于各部大臣、元老院议员、大主教、终身的
参政官、立法院议长等，他们都封为伯爵；其他官员，象各“大城市”的市
长皆封为男爵，荣誉军团的成员则皆称骑士。皇帝也能够以赐封状授予贵族
头衔。贵族头衔是可世袭的，条件是要为后嗣建立长子世袭财产，而拿破仑
经常赐赠以建立此项产业。与此同时，宫廷的廷臣越来越多，与奥地利联姻
后，帝国宫廷又变成旧制度时期的宫廷体制。1812 年，宫廷里有十六名御马
官和八十五名侍从官；1811 年，恢复按地位高低而定的先后次序，这种位次
是由所坐的圈椅、凳子，以及马车的马数、朝服、行礼、觐见时列队先后等
不同待遇标明的。宫廷里任用前朝旧人的现象更加明显；德·塞居尔先生任
典礼官，掌管皇后服饰的贵妇人和内廷侍从绝大多数来自旧贵族。大革命似
乎只是一场噩梦。拿破仑不久以后对莫莱说：“这些所谓1789 年原则的学说
将永远成为任何时代的不满分子、野心家和空论家手中的一种威胁性武器”，
他还同莫莱谈到那些憎恨新皇后的“织毛线的娘儿们”①。对他的权威有任何
① “联合勋章”发给有功于法国向欧洲扩张的人，用拿破仑自己的话说，它象征着“波罗的海、亚得里亚海
和大西洋间的联合”。——译者
① “补充继承人（或受赠人）的指定”（substitution）是封建继承法的一种制度。按照此制，甲将财产以遗
嘱遗赠给乙，或在生前赠与给乙，但订定在乙死亡时，该项财产须转归丙所有（丙即甲所指定的补充继承
人）。乙生前对该项财产有所有权，可以使用收益，但有予以保存的义务，所以虽然他可以暂时把它出让
或抵押给他人，但这种出让和抵押是可以解除的，因为在他死亡时，丙依法确定取得对它的所有权。《民
法典》之所以废除此制，主要是由于：（1）它妨害财产的自由流动；（2）它在通常的继承制度之外，造成一种
特殊的继承制度；（3）对该项财产有权利主张的债权人可能受到损害；（4）乙生前在经营此项财产上易发生滥
用权利的情况。——译者
① “织毛线的娘儿们”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平民妇女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时，纷纷旁听国民公会的会议和革
命法庭的审判；在断头台处决国王、王后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时，妇女群众也围观欢呼；她们出席这些场合
反抗就使他暴跳如雷，以致他对这些“无套裤汉”的妇女和反对国民公会的
保王派资产阶级不再加以区别：“只要我活着，这些渣滓便再也浮不起来，
因为他们在葡月13 日已经认识到我是怎样一个人，他们知道，只要我抓住他
们的错误，我随时准备消灭他们。”他的群臣随声附和；曾任肖梅特②的副手
的雷阿尔于1812 年大声疾呼：“这些老百姓从未被狠狠地制服过！”
如果拿破仑有时间的话，可能他会走得更远一些。某些迹象令人猜测他
想根据社会分类来划分臣民：因此各附庸国的宪法允许同业团体的选举法，
议席是在地主、商人和自由职业者之间分配；很明显，他们是具有选举权的
财产资格的。正是在这方面恢复行会对他才具有吸引力：如果行会在国家控
制下重新组织起来，设有救济机构和技术学校，加上禁止罢工和组织帮工会
的条例，就有可能提供一个使工人服从工商业“新贵名流”的家长式的绝对
权力的组织。拿破仑也倾向于准许永佃权以便恢复地主对农民的监护权利。
在他的全部计划中，改建社会的计划是最不可靠的；这是因为这些计划
同社会的演进背道而驰。他所实现的很少一部分计划也被社会的演进所推
翻，而在民族生活中没有产生丝毫影响。首先，夏普塔尔错误地以为大革命
已被遗忘。即使在宫廷里，新旧贵族的融合也只是表面现象；而帝国的门面
使这种融合往往也只能做到貌合神离。尽管波默勒尔自己是旧贵族，每次新
任命一个内廷侍从官时，他就嘟囔地说：“这些贵族头上又多了一个便壶。”
在颁发联合勋章的典礼之后，杜尔塞·德·蓬泰库朗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