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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浪漫主义派，但在当时人们还不大爱听他的音乐。
以上这些大家的名望较之鼎鼎大名的贝多芬无不黯然失色。他长期卜居
维也纳，一方面没有停止为钢琴谱曲，另一方面从十九世纪初以来，已经写
出他的伟大的器乐曲、四重奏、前奏曲和前八个交响乐。他的作品不止一次
地以其大胆的技巧和表现的新颖有力，而使当代人大为震惊；同时又因内部
充满予人启发的生命力而征服了听众。他喜怒无常，性情暴躁，热情而敏感，
但因耳聋而与世阻隔，因多次失望的爱情而饱受折磨，他好猜疑而易冲动，
又因出身平民，家道贫困，以致在贵族圈子里注定要在情感上遭受许多痛苦
的伤害，而他为了谋生又不得不出入贵族社会；从许多方面看，贝多芬属于
浪漫主义派，并且正如诗歌之于诺瓦利那样，音乐为贝多芬创造了一个梦幻
① 亚历山大主义指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 年）死后的希腊文明、文学和艺术。——译者
世界，可以用来对抗现实世界。但他决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他的乐曲中
有许多表达出一个健全人的欢乐、善良、兴奋和诙谐，有充沛的毅力和饱满
的意志；另外一些乐曲则表达出对英雄伟迹和向宇宙间敌对力量战斗的向
往。他从来没有沉沦到心灰意冷，因为他是十八世纪的产儿，燃炽着焦虑不
安而又顽强的乐观主义思想，是一个自发的共和党人，深刻地意识到全人类
的休戚相关，对人类的前途深信不疑。从许多特征看，他近似卢梭，而在德
意志人之中，他的思想使他更多地接近古典主义者，特别是接近席勒，而较
少地接近浪漫主义者。在他的内心深处，他是象克莱斯特一样的悲剧人物：
他的最悲壮的作品表达出英雄人物同叛逆天性的决斗，但是根据产生这些作
品的时代来看，却也表达出法国大革命对旧世界，自由对专制，觉醒的各民
族对拿破仑大帝国的狂风暴雨般的冲突。
四、欧洲和美洲民族的觉醒
各族人民逐渐发展文化生活的后果是：十八世纪主要地是在德意志，在
作家和大学教师中发展了民族文化主义。古典文明被视为是法国人的创造，
它把各族人民沦为从属的地位。用改革制度与军事统治来加强法国思想影响
的拿破仑体制更加深了这种反感。基督教教义本来是一种普天一致的文明，
各民族在不否认普天一致的文明这一原则的同时，在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
等领域本能地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力求探索出表现本民族感情和行动的
固有方式的特征，这就是雅恩在1810 年称之为“民族性”的东西。探索这些
固有方式的途径或是上溯本民族的历史去找，因为各民族认为自己过去没有
受过外来影响，或是从平民各阶级的生活去找，因为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没有
受到世界主义的影响。赫德尔和伯克在为这种民族主义辩护时，把每个民族
看成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不可能彼此同化，德意志浪漫主义者把这种哲学
发挥到极点时就赋予每个民族一种“民族精神”，其最重要的表现是民族语
言。到了拿破仑时期，意大利的库奥科和俄国的克拉姆津都有这种看法。
当拿破仑的统治似应把法国在意大利的势力更加巩固下来的时候，当一
些归附法国的作家，如孟蒂与塞萨洛迪，以及整个的官方文学，即所谓“郡
守文学”都在卑躬屈节歌颂拿破仑的时候，这一时期意大利思想界的主要特
征却是更为有力地反抗法国的优势。塞萨里恢复了托斯卡纳语言的古典的纯
洁性，并编纂了一部词典；曾在米兰和那不勒斯先后在梅尔齐和约瑟夫手下
工作的库奥科，定居在帕维亚的佛斯科罗，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反对法国，但
在涉及语言和文学的民族独立性时却毫不妥协。在佛罗伦萨，公然反对法国
征服者的尼科里尼没有发表任何东西，但是在故纸堆中从历史上寻找祖国的
名著。卡诺瓦的艺术成就和意大利的音乐也激起民族自豪感。拿破仑似乎也
曾认真考虑到这种情绪。1809 年，他下令在已并入法国的那部分意大利法庭
上恢复使用当地语言，这无疑只是为了改善司法行政而做出的必要的让步，
而当1812 年恢复克鲁斯卡学会①时，意大利学术界就认为完全有根据欢呼胜
利。比利时对法国文化没有丝毫抗拒；在来因地区，法国文化虽然没有激起
一致反对，但也没有取得进展。在荷兰，文学界却在深自反省，而拒绝任何
① 克鲁斯卡学会是意大利历史悠久的学术团体，1582 年创办于佛罗伦萨，在1612 年出版过一部大词典。
——译者
对外国的模仿。
在法兰西帝国以外，挪威在1813 年创办了自己的大学。在东欧，俄国此
时出现了文学杂志：1802 年克拉姆津创办的《欧洲信使》和从1808 年起由
格林卡编辑的《俄罗斯信使》。克拉姆津致力于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语言和消
除古典的文学体裁，如颂歌和悲剧。在提尔西特条约以后，格林卡和罗斯托
普钦起来大力反对在宫庭与贵族中盛行的外国生活方式；格林卡特别颂扬俄
国固有的传统，反对西方的新事物；过去曾经热中于启蒙运动的克拉姆津，
此时却醉心于民族传统，并开始撰写一部莫斯科大公国史。在哈布斯堡皇朝
统治下的各民族中，匈牙利不断要求把马札尔语也定为官方语言；捷克人也
觉醒起来，从1792 年起在布拉格大学开设了捷语讲座；杜布罗夫斯基制定了
捷克语语法；历史学家沙法利克和帕拉茨基正在准备写作。在被征服的伊利
里亚，马尔蒙允许在正式文件中和在小学里通用斯洛文尼亚语和克罗地亚
语；在他的庇护下，修道院长沃德尼克用斯洛文尼亚语编写小学课本。最后，
巴尔干半岛上的基督教徒也动了起来：希腊人是最先进的，政治团体倍增；
在塞尔维亚人之中，民族传统一向由僧侣保持着，因此与东正教密不可分；
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人的语言和历史则复兴起来了，1813 年在雅西
创办了一所摩尔多瓦语学校。
在那些久已形成民族国家的国度里，或在那些对自己丧失了的独立记忆
犹新的国度里，如英格兰与荷兰、瑞士，波兰与匈牙利，西班牙与葡萄牙，
文化的民族主义当然同政治的民族主义融为一体；而在别的国度里，则是前
者促进了后者的形成。捷克人、伊利里亚的各斯拉夫族人、罗马尼亚人，甚
至希腊人当时都似乎还不曾想到要象塞尔维亚人那样，要为争取民族解放而
斗争。但是，在意大利，早在法国革命时期已经开始的，从文化爱国主义转
向政治爱国主义的演变取得了一些进展，而在德意志，这种演变刚刚实现。
法国大革命鼓吹民族主权原则，从而助长了这种演变，这个原则很自然地就
被用来反对拿破仑对其他民族的统治。实际上，法国人在这些国度里建立国
家机构，组成一个公务人员阶层，特别是组织了军队，从而也同样地助长了
民族情绪的滋长，培养了后来反抗神圣同盟的最坚决勇敢的战士，至少在意
大利就是如此；在这个国度的南部，法国人也引进了发源自弗朗歇…孔泰的革
命组织“烧炭人兄弟会”（“烧炭党”），这个组织从缪拉统治那不勒斯时
起似乎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主张统一全意大利。
然而，对这些因素的影响不应过分夸大；法国征服这一事实要比这些因
素重要得多。无论各地的爱国主义能唤起多大程度的理想主义，除非出于极
其现实主义的动机，爱国主义是不会采取政治形式的，甚至在文化民族主义
特别发展的上层阶级中也是如此。无论如何，在人民群众中对于外来的和新
出现的事物的排斥，始终是爱国主义最主要的成分，从外国派来的士兵和官
吏的出现总会在人民群众中立即引起反应。拿彼仑体制有它的功绩，但是拿
它给予的利益与所加的负担权衡一下，总的结算还是负担、弊害多于德政。
首先，这位皇帝把战争费用的重担压在被征服各国身上，这些国家遭受部队
的勒索和劫掠、征发物资，还不用谈战争特税，例如威斯特法利亚被抽的税
就达两千六百万。在这些以外，拿破仑原则规定各被征服地都必须经费自给，
甚至贫困的伊利里亚也不例外；最多只有在那些还没有平定下来的国家，例
如那不勒斯和西班牙，拿破仑才支付占领军的薪给，而这是万不得已的，是
他心有不甘的。在1807 年，约瑟夫在那不勒斯付出了四千四百万给军队，而
法国只偿还了六百万。威斯特法利亚付出一千万给构成该国军队半数的一万
二千五百法国人。在1809 年，意大利王国的全部支出是一亿二千七百万，其
中付给法国的是三千万，供本国军队用的是四千二百万。此外，新的行政当
局费用浩繁。简而言之，各地租税无不大大地猛增：贝格大公国在1808 年缴
纳六百万，到1813 年增到一千三百万；威尼西亚在这五年中增加了两倍。此
外，还得提供兵力：1810 年意大利王国的军队是四万九千人，到1812 年增
到九万一千人；贝格大公国在1806 年维持五千军队，到1811 年增到九千四
百人。最后，大陆封锁引起不满的人比使之满意的人要多。除了饱受战争破
坏的西班牙以外，德意志，特别是普鲁士，在1812 年最有理由感到愤愤不平。
德意志之所以在1813 年成为反法起义的策源地，并不是由于纯粹精神力量的
热忱，而是由于它是通往俄罗斯的大道，自从1811 年夏季以来，全部法国大
军云集德意志；普鲁士则与波兰一样，成为法国远征俄国的基地，不得不倾
其所有以供养大军。早在1811 年12 月5 日，虽然热罗姆的辖地还位于后方，
他即已发出警报：
“此间群情激昂达于顶点。。人们提出要仿效西班牙，而一旦战争爆
发，来因河与奥得河之间各地皆将揭竿而起。局势动乱的主要原因不仅是不
甘外国压迫，更强烈的原因是一切阶级莫不面临破产，苛捐杂税、战争捐献、
供养驻军、士兵过境，骚扰无穷。人民已被剥夺到一无所有，因而再也不会
丧失什么，人民陷入走投无路之境乃是最可怕的。。人民对上层政治动向漠
不关心；他们感觉到的只是逼在头上的眼前的灾害。”
这位威斯特法利亚国王本来还可以补充说：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同样蒙受
其害，并且由来已久，而这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在各附庸国里，国债暂停
偿还或只部分折还，退休金与年金停止支付，前朝文武官员都被辞退。在仍
然独立的各国里，特别是普鲁士，都被迫照此办理。凡此种种灾难人们无不
归罪于征服者。
另一方面，在彼此情况差异极大的各地区一下子建立起来的拿破仑体
制，重新搬出那种声称保证造福人民而不必倾听人民意见的开明专制统治，
这种统治现在所治理的地区更广，推行的决心也更大。在一些不如法国富有，
而又习惯于松散的政府统治的国度里，或有时还习惯于半野蛮统治的地方，
如伊利里亚，这种开明专制就显得过于复杂，要求过高和徒重形式。把《民
法典》推广到这些国度里，彻底改变原有的家庭和财产关系的习惯，造成的
恶果更大。《民法典》是公然世俗化的法律，对各种宗教信仰一视同仁，实
行民事的户籍制度，允许离婚，解放犹太人，保障共济会，这一切都引起僧
侣的反对。在信新教的各国里，人们并不都赞成授予天主教徒以平等地位，
例如在荷兰，据法国官员的报告说，就有人想方设法不让天主教徒就业。在
伊利里亚、波兰和俄罗斯，东正教的神甫把拿破仑看成是“基督之敌”。由
于拿破仑推行教会产业世俗化，取消什一税并与罗马教皇决裂，天主教徒特
别激烈地反对他。由于他废除封建关系和宣告公民平等，贵族的愤怒尤为可
怕。伯尔尼和日内瓦的绅贵们，荷兰和汉撒各城市的富绅们对宣告公民平等
这一点，也始终不肯原谅。资产阶级和人民也不乏抱怨的理由：手工业者对
取消行会制度惶惶不安；公务人员对法国人盘据高官要职忿忿不平；革命法
国的忠实拥护者“爱国派”则被视为雅各宾党人而一贯受排斥；农民抱怨土
地改革太袒护了领主。对拿破仑统治保有好感的只有一定数量的获得了高官
显职，购买了大量国有产业，以及得到大陆封锁好处的大资产阶级。拿破仑
在许多国度里创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行政与社会的结构，在所有这样的国度
里，共同的利益驱使人们渴望获得独立并转而反对法国。波兰的例子是非常
能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