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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内瓦空气影响的并不仅仅是联邦德国的政治家，西方世界其他国家
同样也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这在苏共二十大后西方舆论的反应中很清楚的
表现了出来。阿登纳所担心的西方国家会将德国统一与欧洲安全分裂开来的
做法终于发生。
苏共二十大以后①，法国政府率先跳出了欧洲裁军必须和德国统一问题相
联系的框子。法国新总理居伊·摩勒3 月4 日发表了一通对记者谈话。摩勒
说：“我们以满意的心情指出苏联政策中的发展。这种发展使我们有理由作
出这样的假设，苏联已认识了它过去所犯的很危险的错误，并且将不会再重
犯这些错误。”法国新外交部长斯蒂昂·皮诺干脆告诉法国外交委员会：法
国政府应该赶快就栽军问题进行谈判，以便从日内瓦会议结束以来的死胡同
① 赫鲁晓夫在1956 年2 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作了一篇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
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所犯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错误，引起世界震惊。
中走出。他说：“我们是拥护共处的。。
法国必须和东方各国保持最良好的关系。苏联人为了策略方面更大的灵
活性而修正了他们的立场，我们也会无庸争辩地向他们靠拢，他们做到什么
程度，我们也做到什么程度。”摩勒进而要求“在处理德国重新统一问题之
前，必须使裁军问题取得进展”；而在裁军范围内使德国中立化，也成为法
国新的对外政策考虑的问题。
3 月12 日，摩勒访问了伦敦，与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就新的形势进行
会商。会商之后，就有消息说英法两国准备采取相同立场。阿登纳指示外交
部长勃伦塔诺前往伦敦询问，英国副国务大臣安东尼·纳丁告诉他，英国人
的新立场是：德国问题不应妨碍东西方裁军问题取得某种进展，虽则德国问
题自然也决不应忽视。英法准备在即将举行的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
会议上，提出一个介乎迄今东方和西方两种方案之间的折衷建议。
西方三大盟国中仅余下了美国还坚持着原有立场，即主张德国重新统一
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裁军问题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1956 年是美国的
大选年，妥协的倾向是否也将会在美国占上风呢？美国在英、法的压力之下
是否会让步呢？阿登纳不能不考虑到这一切。英法的转变并非仅仅是西方三
国立场不一致的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德国的命运，关系到德国重新统一能否
实现。
因此，在英法伦敦会晤之后，阿登纳立即给美、英、法三国领导人各起
草了一封信，并委托联邦德国驻华盛顿、伦敦和巴黎的大使转呈。信中，阿
登纳向三国致意，要求重申过去三国所作的保证，即没有联邦德国的同意，
决不允许商定与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军事以及它的领土等有关问题。同时，
阿登纳请求盟国允许联邦政府了解即将在伦敦开始的裁军谈判的进程，让它
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裁军问题与联邦共和国的统一与安全问题直
接相关。
尽管阿登纳作此强烈呼吁，但他很难改变形势造就的联邦共和国政策的
矛盾处境。一方面在法国、英国、甚至美国，要求普遍裁军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仅是由于财政考虑，也是出于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另一方面在波恩、在联
邦德国，却必须要执行重振军备的政策，因为巴黎协定恢复主权是和联邦德
国重振军备联系在一起的。要重振军备，联邦政府需要修改基本法、通过兵
役法，才能实行并取得财政预算中相应的财政支出，这必须要得到大多数德
国人的支持，而在德国人最关心的德国统一问题上，盟国却再也不愿继续作
出相应承诺，保证首先解决德国问题。阿登纳无能为力，只能处于内外交困
的局面之中，这一切的转变都是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发生的。
1956 年1 月5 日．阿登纳度过了他八十岁的生日。联邦政府为他举行了
盛大庆典。八十高龄与前不久的一场病令阿登纳感到有些担心。这是他第一
次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毕竟到了这个年纪还依然在政治舞台上活跃的人并不
多了。阿登纳问他的医护顾问马蒂尼教授，他的身体能否支持到他可以保证
他的政策能继续贯彻的那一天。马蒂尼告诉他，“在1949 年您初任联邦总理
时，我担保您在总理位子上能干一年或许是两年。现在我知道当时我的估计
是错误的。我不像您那些不做医师的朋友们那样，为您的八十高龄而担心，
因为我了解您是有潜力的。我只是提醒您要适可而止。”另一个人，欧根·格
斯登美尔告诉他，年龄在一个永无止境地变动着的时代意味着经验的多少，
而经验是任何东西所代替不了的。
这种安慰使阿登纳感到了新的勇气和希望。他知道，他必须使联邦德国
尽快摆脱这样的处境。责任在召唤、战斗在等待，作为船长的他必须扬帆前
进，去与风浪搏击。
再度访美
我们没有安全地位。特别是在我们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和平
和自由乃是必须用生命换取的财宝，并且必须谨慎地、细心地加
以保护。
——《阿登纳回忆录）（三）
苏共二十大以后，阿登纳对西方国家表现出对苏联事态入迷似的关注深
感忧虑。在他看来，苏联领导人虽然抛弃了斯大林的学说，并对斯大林的统
治加似批判，但这一切却并没有触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根本，而且到目前为
止，苏联也并没有就斯大林对西方的政策加以谴责，当然更谈不上要给东欧
和德国人民自由了。与斯大林相比，赫鲁晓夫不过是运用了一种新的比较灵
活的方法而已，谈不上立场的根本转变，也绝不是什么人们鼓吹的”东方新
纪元的曙光”。阿登纳得出结论，苏共二十大的结果仅仅是赫鲁晓夫权势和
影响的极大增长，苏联追求统治世界的终极政治目标与斯大林时期没有两
样。
1956 年3 月19 日，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在伦敦开始了裁军谈
判。美国人并没有附议3 月12 日摩勒和艾登公布的联合建议，而是通过代表
哈罗德·史塔生提出了一项自己的计划。苏联代表团团长葛罗米柯也拿出一
个详尽方案提交讨论。裁军会议的进行令阿登纳神经高度紧张，因为裁军谈
判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给德国带来危险。
阿登纳很清楚，如果伦敦谈判能够达成裁军协议，那么作为军事战略防
御工具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将会失去原有作用。尽管北约不会在短时间内消
失，但它绝不会再发展，北约的政治作用也将逐渐下降，这样，人们对联邦
德国为加强北约组织实力所作努力的关注自然也会不可避免地减小，人们也
必然会把裁军协议的结果强加在联邦德国的头上，最后人们就会自然地、合
乎逻辑地考虑使德国中立化，或者最多是有武装的中立化。这种结果等于是
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彻底投降。即使像有些人所说，裁军可以开创一个保障
和平的新纪元，这对联邦德国来说也等于是政治上的自杀，会彻底牺牲德国，
因为它是以德国两部分分裂合法固定为代价。
另一方面，即使不达成栽军协议，而把已经开始的谈判在现行的基础上
继续下去，也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西方显得似乎迫不急待，苏联掌握着使谈
判拖延下去的主动权，它就会利用这种可能性，不断提出新的建议，每个建
议都足以继续扩大西方三个盟国之间的意见分歧。并且，苏联会以抛弃了斯
大林主义作为宣传口号，将自己打扮成民主的、能够进行合作的集团。这样、
要使西方重新回到日内瓦首脑会议期间始终坚持的、符合共同想法的原始立
场上去，就必然越来越困难。德国问题将会在世界舆论中失去它的重要性。
这种形势的发展必然会使西方对德国重新统一变得再也不感兴趣。
阿登纳怀着如此忧虑的心情关注着伦敦裁军谈判的进展。
和日内瓦会议一样，东西方伦敦谈判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是
东西方关系更进了一步。4 月底，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应艾登之邀访问了伦
敦；5 月中，苏联人又把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请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向英
国人和法国人都作了表示，苏联认为德国应该处于解除武装的状态，德国的
分裂也应该持久下去。居伊·摩勒后来向阿登纳谈起了他同赫鲁晓夫会谈的
情况。他说，赫鲁晓夫很直率地向他表示，他宁可手中有一千八百万德国人，
也不愿看到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即使这个德国是中立的。
阿登纳的忧虑进一步加深。日内瓦会议后，他曾经私下设想通过联邦德
国与俄国人之间直接谈判解决德国问题的可行性，但是赫鲁晓夫对摩勒的讲
话却证明，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放弃苏占区。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相信
苏联会允许联邦德国通过苏德谈判来实现德国重新统一，无疑就已十分荒谬
了。
阿登纳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他想通过他的朋友杜勒斯在美国起
作用。杜勒斯却只重复了他过去说的一句话，在欧洲，美国只推行美国的政
策。这说明美国人的态度也在开始。发生转变，美国已经出现了主张外交政
策方针改弦易辙的征兆。
1956 年5 月，阿登纳间接得到一份美国外交备忘录，它的起草者是曾经
在参与杜鲁门“遏制”政策方面起过重要作用的乔治·凯南。凯南在美国政
界有相当的影响，这份备忘录据报道曾在美国最高层领导集团内部进行过认
真讨论。它的内容却使阿登纳感到极其不安。在备忘录中，凯南一改遏制立
场，认为苏联政府的政策和立场事实上已发生了“有重要意义的转变”。
凯南说，过去斯大林时代的整个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侵略西方，而今俄
国却发生了“方针性转变”，“毫无疑问，这一转变对世界紧张局势的缓和
作出了贡献”，它“意味着在一切斗争运动中迟早总会发生的解冻过程的开
始。这种发展对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我们这些人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对
苏联问题也不认为完全是绝望的——来说，是希望的源泉。这一方针性转变
指出了通向揭开铁幕——而且要足足揭开一大块——的道路，而且也指出了
俄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特别是与我们之间重建较为正常和较有希望的关系的
道路。这里开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途径。。”
凯南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西方应抓住东方出现的机会。德国的中立是
可取的，应尽快使德国重新统一和中立化，这样就将在中欧起到“搞钝欧洲
军事两极的锋利刀口”的作用，并在最后能使东西方冲突的激烈程度得以缓
和。
凯南的建议得到美国相当一部分人的拥护，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久也
发表了类似的主张。文森豪威尔对来美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说，美国是一
个年轻的国家，它曾保持了将近一百五十年之久的中立。中立地位并不意味
着是非不分、善恶不明。凯南的备忘录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评价中立地位的讲
话都使阿登纳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为此阿登纳迫切感到有必要赶快到美
国，去与美国政府方面就形势广泛地交换一次意见。
正在这时候，阿登纳接到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给他发来的一份通知，邀
请他于6 月初赴美，授与他法学系名誉博士学位。阿登纳又一次意识到一顶
博士帽所具有的巨大潜在价值，这无疑给了他一次能尽可能多地同美国政界
与舆论界人士直接谈话、陈述观点的机会。阿登纳欣然接受，并把访问期定
在了6 月8 日至15 日。
当然，单是说服美国人重新重视自己对德国统一负有责任并警惕苏联人
玩的狡猾的诡计，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的舆论显示出1956 年春苏联发动的
“和平攻势”已在美国起了作用。阿登纳此行是要重新唤起美国对西方、对
德国具有的信念。他想告诉美国人，俄国人的“和平攻势”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西方阵营自己的不团结也助长了俄国人的气焰。世界外交形势好
比是一架天平，从天平一端的盘里拿掉一些，那么另一端即使不再加码，也
会变重。此番美国之行以加强西方团结为第一目的。
6 月8 日，阿登纳起程飞美。到纽约后他首先去看望了老朋友丹尼·海
涅曼。第二天，阿登纳便十分高兴地从报纸上得知，他的朋友杜勒斯当天在
衣阿华州州立大学演说时采取了与艾森豪威尔讲话相反的立场，把中立化原
则称为一种过时了的观点。杜勒斯说只有建立军事联盟基础上的集体安全体
系，才能保护自由世界免遭共产主义的“统治”。这一点阿登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