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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⑿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⒀。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⒁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⒂。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