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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这样的人来帮助他。毛泽东这时较多地接受了维新派思想，特别喜欢梁启超那些笔端常带感情的文章。康有为、梁启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时孙中山主张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维新变法思想而成为时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络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上面，没有在思想启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办的刊物在内地也不能公开流传。而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日本刊印《新民丛报》，广泛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思想，在国内风靡一时。湖南又是维新运动的重要基地，梁启超曾主讲于长沙的时务学堂。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要从维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启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丛报》已经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表哥文詠昌曾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他读了又读，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来，还写下一些批注。在第四号上的《新民说》第六节“论国家思想”处，他写道：“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的政论文字，表明他当时对君主立宪和封建专制两种国家体制的理解。从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从赞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到主张以英、日为楷模进行立宪变法，是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第一个梯阶。更重要的是，梁启超的《新民说》深入接触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主张从“变化民质”入手来寻求社会改革的途径。这个思路开五四时期主张改造国民性的先河，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持续了较长时期，他以后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名显然就是从这里来的。
他开始注意中国以外的事情。从一位在日本留过学的教员那里了解到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强大起来的事情后，非常羡慕。他从同学萧子暲（即后来的著名诗人萧三）手中借来一本《世界英雄豪杰传》，被书中描写的华盛顿、林肯、拿破仑、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迹感染，还书时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我们应该讲究富国强兵之道，……我们每个国民都应该努力。”⑦
一九一一年春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因为毛泽东成绩优异，贺老师愿意带他前往读书。他第一次坐轮船到长沙，顺利地考入了湘乡驻省中学。
长沙是湖南的省城。这时，中国已到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前夜。湖南是革命党人活动十分活跃的地方，反对清政府的宣传特别激烈。驻守长沙的新军也越来越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岁的毛泽东的眼界顿时开阔得多了，感受到一种和乡下完全不同的社会气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办的《民立报》，成为它的热心读者，接触到许多革命言论。当他在这张报纸上读到黄兴领导广州黄花岗起义的新闻时，思想受到巨大的冲击。他后来说：“宣统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黄兴在广州起事，全国震动。消息到湘，学生界中之抱革命主义者，已跃跃欲试。”⑧
毛泽东就是这“跃跃欲试”者当中的一个。一天，他在学校墙壁上贴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党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纲领，提出把孙中山请回来当大总统，康有为做内阁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长。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表达他的政见，尽管他当时这种构想还很幼稚，连孙中山和康梁之间政治主张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为了表示同腐败的清政府彻底决裂，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倡议并带头剪掉了辫子，还和一些积极分子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把十几个答应剪辫子、却迟疑不肯动手的同学的辫子给强行剪掉了。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时代就具有的那种说到做到、果断利索的行动风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了。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派代表赶来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立即举义响应。一位代表还到湘乡驻省中学介绍武昌起义的情况。这是一次激动人心的讲演，二十多年后毛泽东仍记忆犹新：“当场有七八个学生站起来，支持他的主张，强烈抨击清廷，号召大家行动起来，建立民国。”⑨他自己更是兴奋异常，觉得正在进行的激烈战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决定投笔从戎，北上武汉参加革命军。正当他和几个朋友整装待发的时候，长沙革命党人于十月二十四日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湖南军政府。毛泽东随即投入长沙革命军。他不愿参加学生军，而是投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当了一名列兵。
在当兵期间，他除了接受军事训练外，把每月七元的军饷大多用来订阅报刊和购买书籍，了解时事政治。他读报读得十分认真，以后成为他一生的习惯。有一天，他从《湘汉新闻》上读到一篇谈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其实，当时他所看到的社会主义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鼓吹的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却很有兴趣，和士兵们讨论，还热情地写信给几个同学提出应该研究这个问题。可是，反应很冷落，只有一个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宣告独立。袁世凯通过南北议和窃取了革命胜利的果实，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们普遍兴高采烈，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了。毛泽东也觉得自己参军的目的已经实现，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前程，决定退出军队，继续求学。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开始关注报纸上的招生广告，在专业的选择上举棋不定。他先后报考了警察学堂、肥皂制造学校、法政学堂、公立高级学校，都不满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
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读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文章劈头就说：“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看来，关于救国之道，他继续沿着梁启超开启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这是毛泽东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仅六百字，老师的批语却有一百五十字，说作者“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还批给其他同学“传观”。
毛泽东觉得这种学校中刻板的校规和有限的课程，远不能使他满足。不久，柳潜借给他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读得很认真。读完后，收获很大，愈发觉得在学校里读书还不如自学。毛泽东对他认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惊世骇俗的行动的。他断然决然地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长沙新安巷的湘乡会馆，每天步行三里路到浏阳门外定王台的湖南省立图书馆自学。
他订了一个庞大的自修计划。他的学习十分勤奋，像牛进菜园一样，不停歇地埋头读了大量中外书籍。他兴趣最大、收获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近代科学的著作，如卢梭的《民约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特别是严复翻译的书，如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等，他几乎一一读过，可以说相当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较为系统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教育。他在这个图书馆第一次看到那里墙上挂着的一张世界大地图，那是每天经过时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来是多么大，中国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县在地图上根本没有。这个发现，对一个走出乡关才一年多的知识青年来说，感受该是多么新鲜和强烈！
又一个半年过去了。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虽然“极有价值”⑩，但已难以为继。他遇到了难题：父亲不支持他这种似乎是漫无目的的读书，拒绝继续供给费用。同时，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也被占了，住进了些被遣散的湘乡籍士兵，经常滋事打架。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设计自己的未来，而对人生的选择似乎还处于徘徊状态。这时，他已是不乏阅历的快满二十岁的青年了。
①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6—107页。
② 毛泽连的回忆（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页。
③ 毛泽东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4年8月18日。
④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09页。
⑤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⑥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0、111页。
⑦ 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页。
⑧ 毛泽东：《本会总记》，《湘江评论》第4号，1919年8月4日。这里说的“本会”，即湖南学生联合会。
⑨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6页。
⑩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0页。
二、师范生
毛泽东决定重新回到学校读书。
这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发出的一则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毕业后即可担任教师的招生广告，引起了他的兴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学的试题就是《民国肇造，百废待兴，教育、实业何者更为重要》，他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立意下笔。现在，再三权衡，觉得自己将来还是最适合当教师。
一九一三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师范。第二年春，第四师范合并到第一师范，毛泽东被编入第八班。四师是春季开学，一师是秋季开学，因此他重读了半年预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师毕业，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师范生。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面对着滔滔北流的湘江：东侧靠着粤汉铁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周围的大自然环境是那么优美。经常驰过的火车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又不时传来时代的气息。
第一师范创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称湖南师范馆，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棫讲学的城南书院。同朱熹讲学的岳麓书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称现名。它的规模、教师力量和设备，都是毛泽东以往读过的几所学校所不能比拟的。校章规定的教育方针“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义”，即“道德实践”、“身体活动”、“社会生活”，“各种教授应提倡自动主义”，很强调人格和学识的全面培养。学校还先后聘请了一批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教师，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与毛泽东差不多同时，一批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也纷纷考入第一师范，其中有蔡和森、张昆弟、陈章甫、罗学瓒、周世钊、李维汉、萧子升、萧子棫等。本来已是秀才，比毛泽东大十七岁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进来。在当时的湖南，一师堪称培养新青年的摇篮。
第一师范对毛泽东的成长无疑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他在这里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基础，他的思想随着新旧交替的时代前进，开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见解，获得社会活动的初步经验，结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当毛泽东进入一师时，中国正处于令人难熬和困惑的沉闷岁月。皇朝变成了共和，中国却并未由此获得新生。人们在革命前所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和社会进步不仅没有到来，相反，在很短的时间里，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袁世凯恢复帝制，张勋又演出复辟闹剧，各路军阀的割据混战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读经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严峻的现实不允许人们长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毛泽东当时还是个正在求学的学生。在这样的时代气氛中，他为自己规定的读书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学，大多喜欢谈立志，诸如将来要当军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泽东认为，离开真理来谈立志，只是对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简单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寻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