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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中旬,毛泽东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中共苏区中央局主要成员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他谈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却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批评的来势很猛,毛泽东沉默,一言不发,使会议记录员无法再往下记。会议在中途更换主持人。(21)毛泽东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会后不久,他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中央局同意他的请求,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暂由项英负责。一月下旬,毛泽东带着警卫班到瑞金城郊的东华山古庙休养。但两件大事仍一直萦绕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继续扩大对中国国土的践踏,一件是几万红军攻打赣州的安危。
上东华山后没有几天,毛泽东就从报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上海和上海军民奋起抗战的消息。他抱病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起草了《对日战争宣言》,写道:“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北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等地,被损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22)这个宣言仍没有提“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
上东华山后,他更关心的是红军攻打赣州的作战情况。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细雨蒙蒙,项英骑马从瑞金赶到东华山,告诉毛泽东赣州前线战事失利,红军已处在腹背受敌的境地,并把前线发来的急电交给他。中革军委的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毛泽东立刻带着警卫班下山,冒着风雨赶回瑞金,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当晚,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城未攻下,伤亡达三千多人。毛泽东到前线指挥部后,经过调查,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把部队开到湖南去,决定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军委委员身分率中路军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
当时,福建是国民党军事力量的薄弱环节,除张贞的第四十九师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队。闽西的红十二军刚占领了上杭、武平两县,守城的地方部队被击溃后退往广东。毛泽东依据闽西敌情发生的变化,主张中路军改变行动方向,转向闽西。他在率领红一军团北上宁都集中的途中,向军团领导人林彪和聂荣臻阐述中路军向闽西发展的主张,并得到他们的赞同。林、聂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军委报告:“行动问题,我们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见。日前粤方开始派兵入闽赣讨赤情形下,更应采毛主席意见。”(24)红一军团随即进抵闽西长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来在瑞金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决定将中路军改称东路军,同意由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领东路军攻打闽西的龙岩,并向东南方向发展。这对毛泽东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会后,毛泽东赶到长汀。他向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东征动员时,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没有多少发展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往返不方便。如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资补给。(25)
在长汀进一步了解福建境内情况后,毛泽东在三十日又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
“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胁我后路只须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须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坎市,保障后路。现一军团前进,后路完全空虚,七师望催兼程来汀,若七师不取齐,一军团下漳州更单薄。(五)我明日去旧县晤谭(震林)、张(鼎丞)。泽东酉三十日”(26)
对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顾虑:惧怕红军主力远离根据地后整个根据地被占。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四月一日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述了这次战役的政治意义。他还说明:“中央红军进攻漳州的任务是消灭张贞师,收缴军事物资,帮助当地开展游击战争。任务完成后,就回师中央苏区,并不是要长期占领漳州。”(27),会议又听取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随即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为了组织好这次战役,毛泽东在会后带警卫排星夜从汀江坐船赶往上杭。警卫员吴吉清回忆道:
“这时候,我们的心情都一样,望着这滚滚的江面和乌云密布的夜空,有谁不为主席的安全着急呢?”“只听他很风趣地一字一板地对老船工说:‘老人家!我们顺流而下,正用得着大风大浪。当年,诸葛亮费了多大的劲,才借来了东风啊!今天,我们不必登上七星坛,风就来了,这还不是个便宜事儿?您就放心大胆地开船好罗!’”“夜空里,突然间飞来两响刺耳的枪声。”“紧接着,西岸大山的悬崖之上,也打过两声冷枪,好像在回答对方的问讯。看着这个情景,我们都知道进入了被红军打散的敌军残部的封锁线了,便立刻掏出驳壳枪来,把身子贴伏在船沿上,做着应付一切意外的战斗准备。并且在船上仅有的这一小块地方,给主席和随行的陆定一同志做好了掩护。可是,主席非常镇静,他让我们把枪收起来,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声说:‘敌人打冷枪是搜索情况,我们只装作没听见。这样就是胜利。不要忘记,我们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留着这伙残敌,让我们的赤卫队去收拾好了!’”“就这样,我们说说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泽东一到上杭,经过调查,又致电周恩来:“敌一部既入闽,我直捣漳泉部队必须更迅速更集中,否则敌占先着,我军将进退维谷。五军团全部必须立即出发,取直径急行军……于十四到龙岩。”“中央局、军委宜移长汀。”(29)
四月十日拂晓,毛泽东和林彪、聂荣臻指挥红一军团乘敌不备,向龙岩发起进攻,消灭守军张贞部近两个团,在下午攻占龙岩城。第二天,他致电周恩来,报告在龙岩取胜的原因,说明将在这里休整两天,待主力会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粤敌是对江西取攻势,对福建取守势。但我军入漳,必能诱动该敌。”(30)
根据中革军委的紧急命令,红五军团昼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达龙岩,同红一军团会合。毛泽东立刻以红五军团第十三军驻守龙岩,负责保障从龙岩到漳州的供应线,第三军随红一军团南下进攻漳州。
毛泽东为什么断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虽是闽南重镇,地处九龙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贸易发达,但地势平坦,没有城墙,易攻难守。张贞部第四十九师两个旅和一些地方部队约一万人,孤立无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宝山一带外围丘陵地区进行防御。
红军经过实地调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晓,对漳州外围守军发起进攻,迅速突破守军主要阵地,向纵深方向扩展。张贞见屏障尽失,大势已去,连夜烧毁军械库,弃城而逃。二十日,战斗胜利结束,红军占领漳州城。
漳州战役中,红军歼灭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大部,俘虏副旅长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缴获各种枪二千一百余支、各种炮六门、子弹十三万发、炮弹四千九百发、无线电台一部,还缴得飞机两架,其中一架能飞,红军曾用它飞到厦门上空散发传单。这一次胜利影响很大。毛泽东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南靖一线,张贞大部消灭,达到剪除粤敌一翼之目的。这不但对巩固闽西发展闽南游击战争、援助东江红军有帮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领,影响时局甚大,有调动粤军求得战争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东路军师长、师政委以上干部会议,布置入城后的任务,主要是:收集战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政策,分发谷物给群众,扩大红军政治影响;向地主豪绅筹款;严格执行入城纪律,维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东路军总部、红三军、红四军的连以上干部作报告。他风趣地说:“有人说我们红军只会关上门打狗,怀疑我们在白区能不能打仗,可是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嘛!”(32)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壮大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后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尽管毛泽东已估计到有人会把农村斗争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实际工作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泽东一发现,立刻抓住实例,坚决加以纠正。当时担任团长的杨成武回忆道:
“我们打土豪,出了纰漏。从山区来,语言不通,特别是头一次打下了漳州这样的城市,谁是土豪?开始,看是戴礼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镜、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当土豪。我们那个团就抓了一百多个。类似这些问题,其他部队几乎都有发生。毛主席发现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龙溪地委机关内那座小楼门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毛主席在会上讲了很多话,其中最主要的是说打土豪,你们打错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属于华侨。(那时规定一条,不没收商店、不没收华侨资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们捐款。)毛主席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个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查研究。我们在这里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还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主席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我们团抓的一百多人,经过审查,只有五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