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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吃过洋面包，没有去过苏联，也没有留学别的国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段红色政权，实行红色割据的论断，开展‘十六字’诀的游击战和采取迂回打圈战术，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随着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特别是广昌保卫战的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已被攻破，整个局势越来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广昌前线去后，周恩来留在后方的瑞金，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经过周恩来同意，毛泽东携带几个随员离开瑞金，前往中央苏区南部的会昌视察并指导工作。这是他被冷遇三个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机会。他先到粤赣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所在地会昌县文武坝，会见省委书记刘晓、省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毛泽东明确地向他们指出：我们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训，善于利用粤军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粉碎敌人的“围剿”，壮大自己的力量；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军阀毕竟是军阀，要“听其言，观其行”。当晚，他又和何长工一起到战地前沿去视察。
当得知防守南大门的红二十二师同优势敌军作战后被迫退出筠门岭、正在开干部会检查战斗失败的教训时，毛泽东立刻打电话给红二十二师政委方强说：“你们打得很好，你们是新部队，敌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敌人才前进了那么点，这就是胜利！”他指出：“现在应该把主力抽下来，进行整训，用小部队配合地方武装和赤卫队打游击、袭扰、牵制敌人。整训中要总结经验，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挡不住敌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灭敌人？你们要采取游击战、运动战的打法，要严密侦察和研究敌情、地形，在会昌与筠门岭之间布置战场；要在敌人侧翼集中优势兵力，造成有利条件，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一个团，继而打更大的胜仗。”毛泽东最后指出：对“反水”的群众决不要打枪，但要放“纸枪”（即传单、标语），帮助地方党和政府多做群众工作，孤立和打击反革命分子。（37）红二十二师在连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作出具体布置。这以后，粤军一直停留在筠门岭，没有再前进一步。在南线出现了比较稳定的局面。
五月间，毛泽东又出席粤赣省委召集的各级干部会议。他说：目前斗争形势很紧张，苏区越来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深入开展查田运动；扩大白军工作，消除赤白对立；恢复钨砂的生产与输出，保护商人的正当利益；组织余粮大半出口，向白区购买布匹、食盐；整顿地方武装组织，清洗混入队伍的不纯分子，准备保卫胜利果实；做好扩红工作，完成扩红任务等。
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他指导刘晓、何长工等制定了南线的作战计划和工作部署。针对陈济棠的粤军同蒋介石存在矛盾的情况，他说：总的要摆正“打”与“和”的关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来的。我们不能按本本主义先生们坐在城市楼房里设计出来的那套洋办法办，什么以碉堡对碉堡，集中对集中，这叫以卵击石。为了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消灭敌人，要从实际出发，不能硬拼消耗。他还说：农村是海洋，我们红军好比鱼，广大农村是我们休养生息的地方。要爱护民力，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兵民一心是我们胜利的本钱。（38）
接着，毛泽东到会昌站塘的李官山视察红二十二师，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还用三个晚上时间同师领导干部一起总结战斗的经验教训。
经过在前线和站塘等地的调查，回到文武坝后，他向刘晓和何长工指出：我们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争斗，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敌人于国门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加强统一战线工作。一面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一面可派化装的小分队，潜入陈济棠管区，宣传抗日救国、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促使粤军反蒋抗日。根据前线实际情况，可以把筠门岭一带的部队抽下来进行整训，缓和前线的局势，并可积蓄我军力量，以备不虞。
毛泽东虽然身处南线的会昌，他最关心的仍是中央苏区的全局。那时，中革军委准备将红七军团南调，加强南线的防御。毛泽东同粤赣省委、省军区负责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电周恩来报告南线的实际状况：“敌虽企图进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谨慎态度”，“因此判断是渐，不是突然”，建议红七军团可不南调，军团长“寻淮洲以在瑞金待机为宜”。（39）周恩来接受了这个建议。
毛泽东在会昌工作了两个多月，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央苏区南线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同北线接连遭受严重挫败的形势形成鲜明的对照。一天，毛泽东带着几个战士登上会昌城外的岚山岭，远望南方，写下了《清平乐·会昌》：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月初，何长工和潘汉年根据周恩来的部署，同陈济棠部进行了三天谈判，达成了“就地停战”、“必要时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项协议，为以后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顺利突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一、二道封锁线开辟了道路。
在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长高自立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等报告了国内情况。高自立在报告中转达了博古的口信：毛泽东“大事有错，小事没有错的”；“毛、周想到苏联养病”。王明插话说，毛泽东“能抓得大事”；“这大的人物来，谁保险？”吴亮平回忆道：“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40）
六月下旬，毛泽东在会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讨论红军在作战不利形势下的对策。实际上，中央书记处五月间已向共产国际请示，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共产国际也已复电同意，可是在这次会上对此并没有传达。毛泽东发言时提出：在内线作战陷于不利的状况下，中央红军应该转移到外线作战；至于转移的方向，中央红军已不宜向东北，可以往西。会议没有接受这个主张，只是决定派红七军团六千多人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派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到湖南中部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部队在七月间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41）但由于转到外线去的兵力单薄，没有能起到吸引国民党军从中央苏区调出的作用。
国民党军队不断地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他们的飞机不时地来瑞金沙洲坝轰炸，局势越来越紧。七月间，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迁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泽东也搬往高围乡云石山一个大庙里居住。依据共产国际关于主力转移时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的指示，中革军委布置他写一本关于游击战争的小册子。经过将近一个月，他写成了约三万字的《游击战争》一书，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论》，论述游击队的任务、组织以及游击队如何发展成为红军。第二章《游击战术》，论述游击队战斗动作的要则、袭击驻止和行动的敌人、破坏敌人的后方、对付敌人的“围剿”和追击、关于行军宿营给养卫生等事项。第三章《游击队的政治工作》，论述游击队政治工作的目的、游击队部队内的政治工作、游击队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击队破坏敌人部队的工作。他当时的警卫员陈昌奉回忆说：“有好几次主席让我把他写好的东西，连夜送下山去给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看。写的什么当时我们不知道。后来主席请人把写的东西抄清，用蜡纸刻出来，通过我们中央政府的发行科，发到了各个县和区。我们警卫班的同志因为参加印刷，每个人都留了几本学习。直到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写的是有关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书里头好多事是主席领着我们粉碎前几次蒋介石‘围剿’时我们亲身经过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阳镇、会昌、于都等地开调查会、走访群众时我们听说过的。”（42）到红军大转移时，这本书才下发到各部队。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的弟弟、国家人民银行行长毛泽民，来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库”的问题。这个金库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在漳州缴获大批金条、银元等后建立起来的。毛泽东问道：“你们准备搬到哪里去？”毛泽民回答：“想搬到兴国一带去。”毛泽东说：“敌人已经到了藤田、东固、黄沙岭一带，你搬到兴国去怎么行？”停顿一会后又说：“我看还是立即分散，让部队自己管起来更好。你们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来在转移时，毛泽民把金库中的大部分分给各军团保管使用，一部分专门组织连队押运，保障中央各机关的使用，在长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前线的战局越来越不利，东线和北线都被突破，西线也更加困难。打破敌军“围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长征这一条路了。毛泽东心情焦急，向中央书记处要求到赣南省去视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带着秘书、医生和警卫班抵达赣南省委、省苏、省军区所在地于都。
此时，中共中央已着手准备西征到湘鄂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但没有向毛泽东透露。博古、李德还曾想不带毛泽东走。担任李德俄文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
“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44）
毛泽东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还找那些从敌占区或刚被敌军占领地区过来的商人和其他人员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九月二十日，毛泽东急电报告周恩来：“信丰河〔下〕游从上下湾滩起，经三江口、鸡笼潭、下湖圩，大田至信丰河沿河东岸十里以内一线，时有敌小队过河来扰，但最近一星期内不见来了。”电报最后说：“于都、登贤全境无赤色戒严，敌探容易出入。现正抓紧西、南两方各区建立日夜哨及肃反。此复。”（45）这个电报为中央下决心长征开始时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探路的作用。
连续的紧张工作和难以驱散的忧虑，使毛泽东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烧发到四十度，嘴唇干裂，两眼深凹，脸颊烧得通红。卫生员给他奎宁片、打奎宁针，高烧依然不退。警卫员吴吉清跑到省政府打电话向瑞金报告。红军医院院长傅连暲得知后，连夜骑马赶到于都，确诊他患的是恶性疟疾。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毛泽东的病情才慢慢好转。警卫员吴吉清回忆说：“直到第八天拂晓，我们刚刚想睡一会的时候，听见有人慢步走到床前来，温和地说：‘这几天，你们都辛苦了！’我们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就着急地说：‘您病还没有好，怎么就起来啦！’主席笑着说：‘我好了！’”毛泽东刚能起床，就开始工作。傅连暲等一再劝告他再休息几天，他回答说：“局势很紧张，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泽东接到中央“有特别任务”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泽东骑马赶回瑞金，先到中革军委向周恩来等报告了于都的敌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况。然后，在云石山古庙里，召开一个中央政府各部负责人会议（又称青山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吴黎平回忆说：“毛泽东同志给大家宣布和说明了这一撤离苏区的决定，强调了两点：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强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够更好地继续革命斗争，更好地联系群众。”（46）当时，教育人民委员部部长瞿秋白希望随主力红军一起转移，但博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