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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宇宙而无我。今始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他认为，人类的目的在实现自我。但他在个人主义前面加上“精神”两个字，却有他自己的特色。这种个人主义强调“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力求达到最高境界，使“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正鹄”不能只是“纯然利己”，而是应该实现的理想和价值。例如，看到自己所爱的人有难，关键的时候，“宁可使自己死，不可使亲爱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浃，吾意始畅”。否则，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满，就“未达正鹄”。依此类推，“古今之孝子、烈妇、忠臣、侠友、殉情者、爱国者、爱世界者、爱主义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极端地说：“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这种理解，已经超出了西方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原义，包含着新道德观的萌芽。
关于“现实主义”。毛泽东认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不能脱离现实去追求虚幻的理想和价值，要争取在有限的时间里“实现自我”。他说：“吾人务须致力于现实者。如一种行为，此客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遂行；一种思想，此主观妥当之实事，所当尽力实现。”一方面，他反对空谈，“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道德行为必须有正确的思想作指导，反对盲目动作。
毛泽东写道：“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极高”是指追求独立不羁。“极卑”是指我终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这个矛盾，他已觉察到了，但一时还不能完整地加以说明。
毛泽东在哲学、伦理学的王国里寻觅着、遨游着。他从中外文化里汲取营养，又闪烁着他自己独立思考和判断的智慧之光。他这个时候并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义，在他的思想中无疑占有很大比重。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杨昌济的赞赏，得了一百分。
但他这时的思想并没有定型，还在探索过程中。当他写下《伦理学原理》批注时，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道：“自揣固未尝立志，对于宇宙，对于人生，对于国家，对于教育，作何主张，均茫然未定。”既然还“茫然未定”，就得继续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中，这类状况是常见的。由于他坚持把改造社会、匡济民族危亡作为出发点来进行理论探索，决定了他思想中的积极方面将随着时代的前进而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由于他坚持一种从我做起、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从而使他在进行理论探索的时候，一直特别注重自我思想修养的磨练。
毛泽东从来把读“无字之书”看得比读“有字之书”更重要。或许，他当时的实际活动比保存下来的几篇文字表现得更富有个性和朝气，对他以后思想发展产生的作用也许也更大。
说来很有趣，毛泽东这样一位后来举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却是体育论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载了一篇《体育之研究》，全文约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画生。这个“二十八画生”，就是毛泽东。是杨昌济把他的文章推荐给陈独秀的。
他在文章里开宗明义，把体育和国力联系起来，说：“国力恭（疲┤酰浞绮徽瘢褡逯逯嗜涨髑嵯福松蹩捎侵窒笠病！彼衔荷硖迨侵逗偷赖碌脑靥濉Ｔ谥醒Ш椭醒б陨希Ω檬敌械隆⒅恰⑻濉叭⒅亍薄Ｕ攵灾匚那嵛涞耐欠纾岢鲆桓隹诤牛骸坝拿髌渚瘢茸砸奥涮迤恰！币蛭逵土队星拷罟恰⒃鲋丁⒌鞲星椤⑶恳庵镜刃矶嗪么Γ耙庵疽舱撸倘松乱抵惹病薄？梢运担短逵芯俊分饕皇嵌蕴逵飧鲈硕问降难芯浚蠖窍虢璐颂岢溆率婪绾统渎姆芏废蛏系娜松邸�
这期间，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后来十分著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在《体育之研究》中，毛泽东还向读者详细介绍了自己编的一套体操。他当时采用的锻炼项目很多，如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所谓风浴，张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记载：“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侧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书院后下山，凉风大发，空气清爽。空气浴，大风浴，胸襟洞澈，旷然有远俗之概。”所谓雨浴，有一个夏天的夜晚，狂风暴雨，雷鸣电闪，毛泽东一个人爬上岳麓山顶，再返回来。他说：这是为了体会《书经》中所说“纳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泽东青年时代最喜欢的锻炼项目，是游泳。正像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个爱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宽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场。他时常约二三好友到这里挥臂击水。还在学校组织了一个有近百人参加的游泳队，晚饭后到湘江里畅游一番。同班好友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日往水陆洲头泅渡，人多言北风过大，天气太凉。余等竟行不顾，下水也不觉冷，上岸也不见病。坚固皮肤，增进血液，扩充肺腑，增加气力，不得谓非运动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泽东自己后来回忆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⒁游泳，不单是强健了体魄，更激发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泽东强调一个人要有坚强的意志。他在《讲堂录》的笔记中就写下：“拿得定，见得透，事无不成。”“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确实一直表现出那种坚忍不拔、冲破重重阻力、一往无前的惊人毅力，而这种惊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对事情能“见得透”的基础上的。这是他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同学们用谐音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鲁士一个很有学问的将领。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师开展了一次人物互选活动，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二十个项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三十四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德、智、体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毛泽东的胆识，半年后有过一次受到众口称赞的显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护法战争期间，北洋军队从湖南衡宝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长沙市民很是惊慌。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军必经之地，随时可能遭受劫掠。学校当局准备将师生疏散到城东暂避。担任学友会总务的毛泽东提出，可以让正在受军事训练的学生自愿军负责守卫。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议。于是，一些零散溃兵途经校门口，都不敢轻易闯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溃军因为不知长沙的虚实，在一师以南的猴子石一带徘徊。毛泽东把几百个学生自愿军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几个山头上。同时，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联络，由他们鸣枪呐喊，学生自愿军大放鞭炮。在这种突然袭击下，本来就张皇失措的溃兵不敢抵抗。毛泽东便派人去交涉，他们全部缴了枪。长沙免去了一场兵灾。
对毛泽东来说，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事后，人们称毛泽东“浑身是胆”。他的大胆却不是盲目蛮干，而是基于对情况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虑，谋定而后动。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旧，只得闭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⒂
第一师范十分重视学生的课外生活。毛泽东的社会活动日益扩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学友会改选时，他担任总务，还兼教育研究部部长，从前这两个职务都是由教员担任的。学友会会长由学监方维夏代理，毛泽东实际上主持工作。学友会开展了许多课余活动，如成绩展览会、讲演会、辩论会、运动会等。这年上半年，学校曾办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员上课，办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这学期还办不办？由谁来办？大家看法不一。毛泽东认为这是学校同社会联系的重要途径，应该办下去，而且要办好。方维夏同意他的意见，并决定由三、四年级的学生来办，由学友会教育研究部具体负责。
十月三十日，毛泽东写了一则《夜学招学广告》，用语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话，倾吐出为失学工人分忧解难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来听我说句白话。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晓得吗？就是俗语说的，讲了写不得，写了认不得，有数算不得。都是个人，照这样看起来，岂不是同木石一样！所以，大家要求点知识，写得几个字，认得几个字，算得几笔数，方才是便益的。虽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劳动，又无人教授，如何能到这样，真是不易得的事。现今有个最好的法子，就是我们第一师范办了一个夜学。……教的是写信、算帐，都是列位自己时刻要用的。讲义归我们发给，并不要钱。夜间上课又于列位工作并无妨碍。……快快来报名，莫再担搁！
这则广告先托警察贴到街头，并没收到预期效果，只有九个工人来报名。毛泽东遇到难题总是先从弄清情况着手。他召集同学们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学不要钱，工人觉得不会有这样的好事；不识字的人本来就不会去看街上的广告；让警察去贴广告，人们有惧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泽东和同学们又带着印好的广告，分头到工人宿舍区和贫民区，边分发边宣传，细细解释。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报名。毛泽东把这次活动的过程写进了《夜学日志》，说工人要求入学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们分发广告时，“大受彼等之欢迎，争相诘问，咸曰‘读夜书去！’”这大概是毛泽东最初体会到：做下层群众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细致不可。
在毛泽东周围，逐渐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数是一师的学友，包括有些已毕业的。他们大多是杨昌济的学生，都有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这当中，也有长沙各中等学校的学生。正在长郡中学读书的罗章龙，就是看到毛泽东张贴的《征友启事》后结识的。他们多来自农村，了解民间疾苦，没有少爷公子的浮华，充满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朴实而充满朝气。节假日，他们经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宫等风景名胜处聚会，或臧否人物、议论世事，或登高吟咏、斗韵唱和，相约不谈身边琐事。正如毛泽东后来追忆的那样：“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⒃
从一九一六年开始，他们讨论最多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的生活向上”。“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内外。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他们逐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同时，他们又受到新文化运动思潮的猛烈冲击，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动，“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生活之追求”⒄。发生这种“一个翻转”的剧烈思想变动的，自然也包括毛泽东在内。在这个基础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开始商量组织一个团体，立即得到大家的响应。
要成立团体，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泽东和邹鼎丞开始起草会章。萧三的日记说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萧子升——引注）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学会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书，力主子出洋。附来润之所重草新民学会简章。”“四月十三日，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个星期天。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会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
萧三、张昆弟、陈书农、邹鼎丞、罗章龙等十三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