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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