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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