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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二十一、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