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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局为重，就是牺牲仪峨这个人也在所不惜”。这个新的动向，即日本人纷纷下车的事，有人曾向张作霖报告了，却未引起他的注意。
当火车似乎一路顺风地到达离奉天城不远的皇姑屯老站时，张作霖的老友莫德惠、张景惠也到车上迎接大元帅，并随车而行。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显得一如往常，谁也料想不到，在火车从那里又往前开出三百多米到达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一在桥上，一在桥下）交叉口时，突然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顿时，硝烟弥漫，列车被炸得四分五裂，吴俊陞显然是被强烈的气浪从车厢内抛出去了，他“被一硬东西扎入头部，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余远。温守善（张的随行人员）被埋在碎木下面。莫德惠、张景惠受轻伤，日本顾问荒木刚由蓝皮车踏入花车一只脚，就被炸倒受了轻伤。六太太住的包房着火急喊救命，被卫队救出只烧了脚趾。温守善清醒后，挣扎爬出碎木，站起来，不顾伤痛寻找张作霖。看张仰面躺在铁轨南侧，急忙将张抱入怀中，见他咽喉处有一大窟窿，血如泉涌淌满衣襟和地上。温守善从裤袋里拉出大绸子手绢堵在张作霖的伤口上，正寻找人时，张的三儿子张学曾跑过来帮着扶，他毕竟是个孩子，力气不足，抬不动。这时宪兵司令齐恩铭找了个敞篷汽车，大家把大元帅抱入车中，温守善坐在里面抱着，张学曾在外扶着，齐恩铭没上汽车。汽车急速驶向大帅府，马路两旁已经由留守部队警戒。”⒀
“在汽车驶向大帅府的路上，张作霖还清醒，闭着眼用很小的声音问温守善说：‘逮住了没有？’温守善安慰他说：‘逮住了！’张又问‘哪儿的？’温说：‘正审问呢，还不知道是谁干的。’温又说：‘最好安神不要打听了。’张安静了一会儿又问：‘到底是谁干的？’温说：‘不是一般手榴弹炸的，是火车走到日本南满铁路桥时，一颗巨型炸弹炸的，除日本人外别人干不了！’张在昏迷中还说个‘打’字。又过了一会，张又对温说：‘我要撒泡尿，到家看看小五（指五少爷）和五太太。’
又说：‘我要走了（意指要离开人世了）’。”⒁张作霖被送回帅府后，医护人员曾尽力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两三个小时后，便停止了呼吸。但在那时，这是不能对外讲的，因为张氏之死，是日本图谋东北的一个严重步骤，日本人是巴不得炸死张作霖，以便取而代之的，所以此事非同小可，必须封锁消息，进行严格的保密。当时除了省长刘尚清、臧式毅以及医官等少数人知道真相外，外人，甚至张氏的亲属也都不知内情，并将一切探视者拒之门外。这当然也是很不容易的，内中也有一些极其微妙的斗争。杨大群的记述，采用了古代章回小说家的笔法，传奇色彩较浓，但从整个内容看，还是如实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某些本质特征的，而且写得维妙维肖，跃然纸上：
警备森严的大帅府，不时有汽车开进来，一些官方要人接二连三来要求看望大元帅的伤情，都被刘尚清挡在了门外。他委婉地说：“大元帅在静养，现在还未息下火气，我不好放您进去。你瞧，大帅已经摔了三个茶杯了。”他说着指了指桌上的碎杯碴子。
那一堆三个颜色的碎茶杯碴子，每片都好象眨着张作霖那双眼睛里喷射出来的极其严厉的光，使人看了生畏，这些来人见了不得不退身告辞。
……当天中午，大元帅府公布了张作霖的伤情：体温３７°２；血压正常；有时头晕，不经常地眼花；左手有些微抖；试着站起来三次，往前走出七步半。
此间，城内中街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被招进大帅府。
他带着已经磨好的各种规格的眼镜片，来给大元帅配花镜，足足调换了十几副镜片才合适，把大帅医官忙得通身是汗。最后限眼镜行在三日内将眼镜配好，并要求眼镜腿要长一点，因为大帅头上缠着药布。
……奉天省长公署发出老道口被炸事通电辟谣：
各道尹各县知事，主座由京回奉，路经皇姑屯东南满铁路桥梁，发生炸弹爆伤数人，主座亦身受微伤，精神尚好。关内军情，各路遵息争通电，均完全移
驻相当地点，省城亦安宁如常。及近日外报登有种种谣言，实是淆惑听闻。为此，密电该道尹知事，迅即传谕地方商民，勿得轻信浮言，自滋惊扰，并饬
警，从严查禁，是为至要。省公署。鱼印。
十七年六月六日
炸车事件发生第三天，大帅府又公布了张作霖的近况写实：
有一天，大元帅要吃家乡海城的红毛鲤鱼……烹鱼能手朱老师傅按大元帅的口味，烹调了红毛鲤鱼，鲤鱼下锅时，在滚汤里还摆着尾巴。然后，朱老师傅将烹调好的鱼装在万寿碗里，双手捧着送到大元帅面前。
大元帅拿起筷子，在吃之前，先用鼻子闻了闻，连连点头，意思是味道好。接着，他喝了一小盅红壳蛇眼高粱酒，还要喝个双盅，被医官劝阻住了……
当时，报纸上登出了大元帅食鱼的照片。他头上和左臂膀缠着绷带。在一个摆着碗筷的小桌上，稍微仰侧着身子。床上还有一件东西，就是那杆和他同时蒙难但却安然无羌的长烟袋。
第五天夜里十一点半，大元帅几次不能入睡，心情十分烦躁……说：“尚清，何不把刘德给我叫来，说上一段鼓书，解解腹内之愁，胸中之恨呢！”
大鼓书艺人刘德被传知后，立刻赶到大元帅病榻前。
医生怕来人从外面带来细菌，便放下了白纱帷帐。大元帅在里面微微叹口气，问道：“刘德，你来啦！家里好吗？”
刘德俯下身子，连声说：“大帅呀，我来叩问您的福体康泰。”说着，他的眼泪夺眶而出……
大元帅口音稍微有些不清楚地说：“我遭了一次魔（磨）难！到头来还算抗住了。”
刘德没敢再言语，他敲响了鼓，还没等启口开腔，大元帅倒先开口说：“刘德，你的鼓今夜响得发闷，不脆快呀！”
“回禀大元帅，小的担心您的健康，泪水流得太多滴湿了鼓皮，因此声音发闷。”刘德这小子真能溜须，其实是他怕鼓声震了大帅的伤口，在说之前，先在鼓面上沾了点清水。大元帅听后哈哈大笑说：“你哪来那么多尿水子。”
……大帅被炸后，日本驻奉天领事馆极力想探听大元帅的伤势，他们在大光明眼镜行的技师给大元帅配花镜的当天，就把给大元帅配剩下的花镜片如数花高价买去了。他们化验了大元帅府拒收的材料和这些花镜片，上面均有大元帅的指纹。……
外交官林久治郎亲自来探视大帅伤势，一来就把刘尚清省长缠住了，他手捧驻中国总领事的慰问信，非要面呈大元帅不可。他奸诈地说：“贵国如今市面上，众说纷纭，对老道口炸车案，多说成与日本有关，这样重大事件，牵涉两国友谊，非面见大元帅陈述衷肠不可，我们是有冤难申的啊！”他说着委屈得落下泪来了。
……这工夫，少帅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突然出面了。
这可使刘尚清省长胸腔里的心猛然一撞。对外好对付，对内闹不好就会扎手。
再说林久治郎，他见少帅夫人于凤至出台，不由心机一动，感到这出戏演到高潮了，他眼力很尖，看见在于凤至夫人背后有一女仆役手捧一漆盘，盘中放着精致食品盒，看着雅致，这是送给亲人的“问候羹汤”。……
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方才他提出带来日本名医，被刘省长婉转拒绝了，并且他也知道，在炸弹事件刚发生时，德国就推荐名医，被刘省长挡回了。这次于凤至夫人的举动，他半猜半疑，他担心是刘尚清安排下的把戏，但从于凤至夫人脸上诚挚的感情来看，是没有包着半点虚假的。如果这位少夫人去给公爹捧羹汤，那就足以说明这位大元帅还没有断气，不过……
刘尚清以长者的口气说：“凤至，今天大元帅会喝干你这碗羹汤的。”他摆下手要于凤至自行上楼去……他有几分担心，怕军医应付不了于凤至，闹到客厅来那就坏了大事。⒂
但刘省长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于凤至是个聪明人，连日来她一直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虽然不断报出大元帅近况，但她的心总是往下沉。她今天来，就是要探问真情的，但见林久治郎也呆在客厅里，知其来者不善，所以她未在楼上久留，就又手托白玉空碗下楼来到客厅，并对刘省长说：
“大元帅有话，三日内不会外宾，三日外要开记者招待会，还要与各国领事见见面。两日内大元帅要设全家宴，庆祝身体复原。”她说完把手中白玉碗放在靠墙站立的女仆手里，飘然地走出了客厅……
林久治郎这一阵子被丢在一边了，弄得他也有些发愣，冷静下来，自己找个台阶说：“省长阁下，大元帅既然今日不会客，我想三日内的招待会鄙领事会参加的。不过望省长阁下，把鄙领事今天拜见大元帅之行，向大元帅敬禀。”他说完深深地弯下腰去了。
刘尚清这才感到出了一身冷汗。“扑扑咚咚”一串响动，军医张大嘴巴从楼梯上跑下来，他大喘着气抱住刘尚清说：“刘省长，少帅夫人闯上楼没把我给吓掉魂！”他差不多瘫在刘尚清身旁了。
刘尚清仔细一看，见军医脸上、军装前胸上沾满了乳汁似的羹汤，忙说：“把我也吓得心快跳出嗓子眼了。
少帅夫人她……”
军医喘口气说：“少帅夫人手捧白玉碗一露面，我就象五雷轰顶一样，不知该怎么对她讲，况且楼下还坐着日本人。我灵机一动，觉得正好借这个时机把事情挑明。
我对着大元帅卧床双膝一跪说：‘少夫人呀！大元帅他在回府半路上就归天了！’少帅夫人听了身子一栽晃，把一碗羹汤泼在我脸上，她很理智地没有使白玉碗落在地上，怕楼下日本人听见。半晌她问了句：‘你们为啥不早告诉我？！’我说：‘刘省长为了稳住阵脚，但也正想早些回禀少夫人。事情到了这般地步，不能再瞒下去了。’少夫人问：‘大元帅归天时留下话没有？’她此刻冷静地定住了神。我说：‘大元帅跟刘省长讲了一句遗嘱。’少夫人说：‘要刘省长速将情况禀报少帅！’她就转身走下楼来了。”
刘尚清听完深深地弯下腰，对于凤至走去的方向鞠一躬说：“好一位深明大义的少帅夫人！”⒃
这以后，大帅府内对于张作霖的去世仍密而不宣。常为大元帅看病的杜医官每天照常到帅府上班，照常到张作霖住处去给他“治伤”；厨房照常为他送饭，勤杂工照常洒扫，花工照常在庭院里修剪花枝。总之帅府内一切平静，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悲伤和慌乱的景象。
这使野心勃勃的日本人颇感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张作霖是绝无生还的可能的，只要他一死，东北就会大乱，那时他们将立即出兵，乘乱进占奉天，继而占领全东北。若此计不成，他们就设法阻止张学良回东北，甚至企图加害于他，以便斩草除根。
但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落空了。
原来，在张作霖重伤去世的当天，刘尚清等就火速秘密派人去关内给张学良送信了。炸车事件虽如晴天霹雳，使人震惊，但东北整个局势还是稳定的，并没有出现日本人所希望的那种混乱状态。张作霖所乘列车被炸的事，张学良当天就得知了，但父亲情况如何，却不了解，他一直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受点惊或负点伤也是可能的，更严重的事，想还不会发生。但他显然是估计错了，当他接到东北来信，得知父亲不幸身亡时，真如万箭穿心，眼泪似断线的珠子，顷刻间把信纸滴湿一片，但没有哭出声音来。他极力克制着自己的痛苦和愤怒，待前线形势趋于缓和，并开始逐步往关外撤兵时，才又剃光了长发，身穿士兵服装，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由卫队营长崔成义率领几名得力卫士护送，并化装成伙夫，于黑夜中混杂在经滦州东撤的士兵当中，才乘坐闷罐车返回奉天的。
那时，就这样仍担着不少风险。火车每当经过大站，象山海关、绥州、锦州等地时，各站站长及日本宪兵均荷枪实弹，登车巡视，每检查一个车厢，就询问谁是车上的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这趟列车上？士兵们有认得崔营长的，就说崔营长是指挥官，至于张学良在不在车上，崔营长断然否认了：“张学良正在关内指挥作战，怎么能会回来？”这才巧妙地掩护张学良平安回到了奉天。
在这之后的东北政局，仍然是很不平静的，围绕着炸车案的余波和究竟由谁担负东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以及东北向何处去等问题，在上层，在领导集团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矛盾的，有时甚至明争暗斗、风波迭起。如为了尽可能隆重地为父亲治丧，并继承他的遗志，张学良回来后的繁忙、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