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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五年八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修复。墓园的四周，已用青砖砌成花墙，园内立有一块洁白的方石，上面镌刻着：“张作霖墓园锦州人民政府立”。
墓园分前、后两部分，由青砖铺成的甬道连接在一起。前面部分，由两块石碑组成：南面的一块是张学良八岁时为其祖母而立的宣统皇帝三年赐给其祖母王氏的诰命碑；北面的那块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两块石碑均由赑屃负碑，碑冠雕有龙身盘曲而形成的九个空孔，称作“九眼透龙碑”，做工十分精细。沿着甬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分气派。②
总之，皇姑屯事件发生后，由于东北当局的镇静，再加上张学良的迅速返奉，比较顺利地完成了权利的交替，形势稳定，这就使得一直伺机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嚣张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因为他们原以为皇姑屯的爆炸声，会使张作霖一命归天，而东北政局也会立即陷于混乱，他们只需多少动用点军队，东北便垂手可得。谁知，出乎意料的是，张作霖生死不明（出事当天省公署的公报使他们大惑不解，不明真情），虽然发生了炸车案，但东北安堵如常，政治、经济和人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年轻的张学良很快便成为东三省的无可置疑的统帅。
当然，要说那时已经天下太平，可以高枕无忧了，那也不对。因老帅之死而造成的危机，虽已扭转，但危险并未完全消除。日本人的狂妄阴谋没能完全实现，但却贼心不死，紧接着又打起了东北独立的旗号，逼迫张学良实现其父生前对日所作的所谓保证与许诺，在东北享受更多的特权；同时也准备把他变为一个听凭他们摆布、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傀儡，如不顺从，将重新物色人选，取而代之。
这时的国民党蒋介石，则极力策动张学良“易帜”，与南京携手并进。这虽然并不是东北政权的决策，但张作霖在撤离北京时，有与南京修好之意，这一点张学良也是赞同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后，更促使张学良进一步增强了与南京接触的愿望。在南京国民党方面，也不断派遣使者前往东北，与张学良频繁联系，促其迅速换旗——东北这时挂的还是过去奉张政权的五色旗，要让他们改挂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与南京实行分治合作。因为这时关内统一已大体实现，只有东三省不在南京政府的管辖之下，此问题不早日解决，实在是国将不国了。但那时，斗争也还是复杂的，因为在国民党内也并不统一，除蒋派之外还有阎、桂、冯等派别，他们大都拥兵自重，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了增强自身的势力，都想把张学良拉到自己一边，所以内中的明争暗斗也还很激烈呢。
当时的美国也未等闲视之。不过，他们采取的是两面派的外交手腕，这突出表现在他们一方面赞成国民党统一中国，敦促张学良换旗，可是暗地里却又支持日本抢走东北这块地盘。这看起来是有点奇怪的，因为帝国主义过去在中国，不是常为争夺地盘打得难解难分吗？今天怎么如此大方呢？原来，他们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其目的在于这样做，既可使蒋介石投入它的怀抱，又可以“祸水北引”，使日本人便于向北扩张，进攻苏联，而他老美则不动声色，便将坐收渔人之利。所以，对这一点也必须看清楚，不然的话，也是会上当的。
张学良身处祖国东北边疆，长期以来，内忧外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是他的一个很大的威胁。蒋介石这时虽然对他友好，但这个人也并不是那么靠得住的。所以东北何去何从，在当时就成为矛盾的焦点，也是张学良所面临的一个颇为棘手的难题。因为问题很明显，以张学良当时的地位而言，他只要答应对方的要求，马上就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当一个有日本人撑腰的东北王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这却是他不愿意、也是决不能走的一条路。可如果他立即改换门庭，进行换旗，不谈将来命运如何，只这一步，日本人也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更何况当时的东北，日军正磨刀霍霍，战云密布，稍有风吹草动，谁能说不会引起战争呢。所以，在那时，尽管披着民主革命外衣的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的一些主张，对他有一定的吸引力，他也错误地认为蒋介石是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的，所以一直是比较倾向于与南京合作。从另一个角度看，张学良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不愿作外国人的奴仆，特别是父亲的惨死，使他亲眼看见了与日本人打交道的危险性；加之，国仇家恨的痛苦，使他刻骨铭心，时时不能忘怀，所以他决不作历史的罪人，而要象岳飞、文天祥等历代民族英雄那样，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乃决定换旗易帜，决不再有任何犹豫了。
不过，要迈出这一步，也是困难的，这一方面他必须首先统一内部，特别是领导集团的思想，做好团结部属、齐心协力的工作，并与南京政府随时保持联系；另方面，他也要注意运用比较灵活、机智的策略，与阴险狡诈的日本侵略者企图阻挠改旗易帜的行为作斗争。
东北易帜，从酝酿到完全实现，是从１９２８年５月３０日开始，到１２月２９日完成的，历时７个月。这一重要的政治行动，是张学良当机立断、亲自推行的。过去谈到东北易帜，似乎认为仅仅发生在东三省，也是轻而易举完成的。不对了，这项工作，实际是从张学良为贯彻息争主张，决定将奉军在关内占据的所有地区实行总退却，一律撤回东北时就开始了，他首先进行的是京、津、热河和滦东等地的易帜。这其间，在局部地区虽然也还有磨擦，但到９月间都实现了易帜。唯独东三省的易帜，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从中作梗，曾被迫一再延期。本来，关于解决东北问题的方案，南京政府早就提出了，后来又通过奉方在北京的代表于珍、邢士廉在返回沈阳后又向张学良作了转达。南京因恐日久生变，是希望能尽早实施这一方案的。但因那时日军兵临城下，形势咄咄逼人，日本新任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和关东军司令村冈频繁访张，向他说明田中内阁对东北局势的政见，要他不要易帜，而应“保境息民”，否则，由此而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日本将不负任何责任。张学良审时度势，觉得不便冒然行事，原定７月２２日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同时易帜的计划，不得不被迫推迟。
但张学良易帜的决心未变，只在等待时机了。日本人象是听到了一些对他们不利的风声，唯恐张学良换旗，所以对他的威胁利诱也更加紧了，一会儿向他赠送一等旭日大勋章，一会儿又说如东北与南京结盟，日本将采取“积极行动”。真乃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灾多难的东北，局势又紧张起来。为了稳住日本人，又不改变换旗的意向，张学良与穿梭般进出东北的各方面的使者相周旋，终于在没有发生大的动荡的情况下，于１９２８年年底，实现了改旗易帜，充分显示了张学良的机智、勇敢和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的信念。
关于这方面的激烈斗争，《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一书中有详尽的介绍，下面我们摘引几段，从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东北易帜的内幕和张学良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作用。
那是张学良原定７月２１日换旗，因为日方极力阻挠，甚至不惜进行军事威胁，张学良被迫宣布“保境息民”，推迟换旗之后发生的事：
为了缓和紧张气氛，八月九日午前十时，张学良携秘书王家祯前往日本总领事署，对林权助（日本驻华公使）作礼节性的回访。林权助直言不讳地对张学良宣称：
“日本政府此刻认为国民政府内部杂乱无章，行为尚多共产色彩。东三省若与国民政府妥协，势必侵害日本之既得权利之利益与特殊地位。所以，日本政府此刻劝贵总司令，暂时观望形势较为妥当。不幸倘若东三省篾视日本的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保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倘有不逞分子，尽可以武力弹压之可也。日本愿出全力以相助焉。”张学良对这种明确不误的武力威胁语言，作了委婉的答复。他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自以本国为本位。余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一般人民所渴望。以余个人之力，固无为之何。余因顾邦交，以个人资格，对日本政府警告加以考虑。倘若以国际关系言之，余想日本政府亦决不甘冒干涉内政之不韪。并且日本政府以种种恐惧反对实现之事实，余颇不可解。”
林权助闻言，当即直截了当地说：“……简而言之，日本政府具有决心反对东三省对南方妥协。即所谓干涉内政亦所不辞。”在场的左藤中将补充说明：“田中首相心中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贵总司令若背乎首相心理，就将发生重大事情。”张学良不肯当场表示懦弱，随之而答：
“余之决心，以东三省人民为转移。余不能拂逆三省人民心理而有所作为也。”③
另外，也有同志强调指出：
日内阁首相田中，为阻止东北易帜，又派前驻华公使林权助以吊唁张作霖之专使来奉。８月９日，张学良回访林权助，对林前来吊丧的盛意表示感谢，并表示“本诸共存共荣本旨与日提携，而实现东三省和平经济政策”。林久治郎插话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统一，如“蔑视日本之警告，擅挂青天白日旗，日本必具强国决心，而取自由行动”。张学良表示说：“余为中国人，所以余之思想当以中国为本位，”“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日方见张学良不肯就范，林权助以教训的口吻说：“你的父亲曾是我的挚友。因此，我对你有亲如爱子的感情。愿向你进一言：‘你的想法十分危险！’”张学良愤然而起，答道：“我和贵国的天皇是同岁，我想要对阁下说的，只此而已。”这次礼节性的回访，竟不欢而散。８月１３日，林权助空空而归，回国述职了。田中政府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改变了策略，采取了所谓务实主义，只要能保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不反对形式上的易帜。田中表示：“东北易帜事，只要维持日本在满蒙既得权，即不反对。”遂加紧谋求吉会、长大（东北地区铁路）等干线的筑路权。激起了东三省人民的愤怒，保路反日运动螽起。１１月１２日，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说：“余决非卖国之人，有损主权之事，决不退让。”日本人原以为张学良“是一匹借张作霖虎威的狐狸”，现在他们深刻认识到，张学良“是一只名副其实的猛虎”……④
但在那时，日本在东北驻有大批军队，压力毕竟太大了，张学良不能强行换旗，只得继续推迟换旗的时间。不过，与此同时他也向南京政府明确表示：“目下对国民政府采取一致行动，为实际之统一。”
这以后，张学良为促使换旗这一大政方针早日实现，开展了一系列整肃内部和取信于民的活动，如他注意不断整顿军纪、政纪，减轻人民负担。对于外系军阀势力对东北的渗透，也都作了恰当的处置，有的被分散改编，其头目改任文职官员，不再掌握兵权，如名噪一时的军阀孙传芳，就正是在这个时期出任奉天垦务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的。但象声名狼藉的直鲁联军残部张宗昌、褚玉璞等，虽然实力雄厚，又亲自来沈阳要求进入东北，张学良却拒绝了。因为他深知，此辈作恶多端的军阀，还是让他离远些为好，以免危害家邦。至于换旗问题，则巧妙地采取各种不同的策略，与日本人周旋：
他利用东北人民的爱国热情，鼓励他们发起统一运动，用民意对付日本人的威逼。他拉住美英等国牵制日本，在国际上争取同情者。当换旗的条件尚未成熟时，他劝阻部下勿操之过急，而要善于等待。如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吉林省教职员制做了一千多面新国旗，准备在各商店的门口悬挂，以示东北归属中央。张学良即令吉林当局，劝阻下属，晓喻利害，暂缓实行。自从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以来，美、英、法等帝国主义抓住日本出兵山东问题不放，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日本政府在国际上的处境越来越孤立。加上日本国内的在野派利用田中的对华政策，加强了反对田中内阁的活动，到一九二八年底，日本田中内阁已经内外交困。张学良看准了时机，于十二月二十九日毅然通电全国，称：“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