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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这里，笔者不想作仲裁，也无意对此进行更多的考证，那是历史学家的事。不过，有一点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便是张学良与杨、常的冲突决不是偶然的，这里既有远由，也有近因，既有历史的恩怨，也有现实的矛盾，既是日益明显的权利之争，也是思想性格方面的不可调和的冲突的表现，这也正象司马桑敦所指出的：
……东北军政大权的支配人，既然由老帅换了少帅，杨宇霆的存在条件事实上业已大大打了折扣。原因极简单，杨宇霆能够侍候好张作霖，未必能够侍候好张学良。
老实说，张学良和他老子有相像的地方，也有不相像的地方。而杨宇霆的人物个性，正好是为张学良所最不喜欢的一种人物个性。
比如：杨宇霆是善解政治上的机会主义的一种人物。
一九一六年，杨宇霆和郭松龄一同奉命代表奉军出席张勋在徐州召开的督军团会议，当发现这个会议实为复辟铺路时，郭松龄主张立即退出，而杨宇霆则不肯退出，结果，杨留而郭退。这里看出郭的书生气，而杨则就显得在政治上不太计较是非了。杨宇霆显然注重权变之术。在北京时，他反对奉军退守关外，主张要和国民革命军抵抗下去，并非他在政治思想上有所坚持，而是他相信奉军在南北各方矛盾之间，能有纵横运用的余地，认为奉军在关内仍有可为。这一点，张学良和他不同。张学良是从道理上，是非上，感到奉军已不可为，而且尤其不愿和国民党分庭抗礼下去。
杨宇霆替张作霖经手办理对日外交和铁路交涉，在周旋于芳泽谦吉、山本条太郎、町野武马诗人之间，杨的手法是无视小节，不惜欺诈，老帅张作霖似乎感到颇为得体；但张学良似乎不欣赏这一套。老帅死后，杨宇霆在向南京妥协上和对日联系上，主张中有些软硬互见、忽上忽下，其目的要在左右逢源，这是一种纵横捭阖之策。但，在执意求定树立权力基础的张学良来说，这种摇摆式的主张，勿宁是一种绝大的困惑，等于要陷他于进退失据。这样的杨宇霆，绝不会取得张学良的欢心。
杨宇霆又是一种上谄而下傲的人物。他侍候绿林出身的老帅，能甘于颐指气使，低声下气。如处理北京高等法院院长涉嫌贿纵鲍罗廷妻的案子时，杨宇霆曾当众高喊“大帅开恩了”等等，便了结一桩重案。但，一旦大权在握时，他又能排除异己，树敌结怨，毫不容情。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在整理奉军时，他就大胆的树立新派，把张景惠、张作相等老派人物都排挤在外；郭松龄叛张前后，他更利用老帅的信任地位，几乎把奉军中的讲武堂派都踩在脚底下。所以，当张学良怀疑杨宇霆携贰的时候，说杨坏话的，可能就有当年的老派人物。张学良告端纳有老帅旧属向他告密者，此中可能就是张景惠或张作相之流。据说，当张学良方在迟疑不定，不知如何对杨下手的时候，张作相便曾给他打气说：你是英雄之后，应该有种！
至于郭松龄的旧部，更都恨杨宇霆入骨。杨宇霆被杀以后，相传参与执行枪杀的高纪毅曾说：这是替郭茂辰（郭松龄字）报仇，我当然义不容辞！此中便看出杨宇霆在人情上的重要缺陷了。
京报曾评杨宇霆，抱有大志，清晨即起，不溺声色，这一点，杨宇霆和郭松龄有相像的地方。但，郭松龄讲原则，有强烈的是非观念，这就大不同于杨宇霆。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郭松龄的军中地位是靠张学良而起，而杨宇霆是靠老帅张作霖而起。所以，郭松龄有条件成为张学良言听计从的朋友，而且可以做之师，也可以做之友；杨宇霆则完全相反。杨宇霆纵然在张学良面前不倚老卖老，唯因其在老帅面前有过声势煊赫的前历，他就自然而然的在少帅面前，既不能做之师也不能做之友了。
张学良之于郭松龄，是他正在渴于是非，渴于知识，渴于爱情的时候，所以，郭松龄能成为他个人的和事业的伙伴，但，现在的张学良所需要的是权力，而杨宇霆正好是站在这方面的一个重要障碍。⒅
这些从实际出发的分析评论，无疑是客观的，颇有见地的。至于对这种作法不赞成、认为是一种杀伐，是其父“当年草莽天下时的余风”（见《张学良评传》）就未免言重了。是的，我们不文过饰非，或搞什么“为亲者讳”那一套，但也不过于苛求一个涉世不深、年仅二十七岁的青年；更何况从大的原则上看，应该说他的决断没有错，是把大局、把国家民族利益摆在了首位的。有人说，这时他实际已由封建军阀将领开始转化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了，这个问题的实质正在于此。论断不是没有道理的。
看到这一点和看不到或不承认这一点，是大不相同的。
从另方面看，从皇姑屯事件的爆发到东北易帜、枪毙杨、常，这在东北来说，确是个多事之秋，张学良任重道远，是不言而喻的。但也要看到，他并未退缩，也未压垮，而是沉着冷静，有主见，有魄力，特别是处理一些比较棘手的问题时，还真有点运筹帷幄，力挽狂澜的大将风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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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⑤⑥⑧⒂ 薛景平：《杨宇霆其人其事》，《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②⒄武育文：《杨常事件始末》，《沈阳文史资料》第十辑，１９８５年６月出版。
④ 荆有岩：《奉系军阀“惑星”杨宇霆事》。
⑦ 河本大作：《我杀死了张作霖》，载《沈阳文史资料》第一辑，１９８１年６月出版。
⑨⑾⑿⒀ 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２日《新晨报》。
⑩ 《张学良将军资料选》，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１月出版。
⒁ 刘润：《张学良真的掷过银元吗？》，载１９８５年１月２０日《文汇报》。
⒃ 张沛汉口述，孙震、王维佐、郑连方整理：《十年戎马紧相随》中部分章节，载《东南西北》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原题为：《目击五十年前的两桩公案》。
⒅ 司马桑敦：《张学良评传》，〔香港〕星辉图书公司１９８６年７月出版。
张学良传……“赵四风流”话短长
“赵四风流”话短长
提起赵四小姐，人们很自然会想起“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句诗。这是怎么回事？原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军不战而退往关内，造成东北沦陷，引起国人不满，纷纷指责张学良“不抵抗”，当时广西有个名流马君武，还写了《哀沈阳》一诗，批评张学良，所谓“赵四风流”云云，就是那首诗中的话。作者由于不明真相，不知内情，委屈了纯属按照蒋介石不抵抗命令行事的张学良，放过了本当严厉谴责的推行不抵抗主义的蒋介石，这当然是欠妥的。不过，由此事却使原本默默无闻的赵四小姐，忽然名扬天下，使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女子，竟然成为名噪一时的风流人物，则是马氏始料不及的。
赵四小姐，如前所说，是由于那首尽管有些偏颇、然而却流传甚广、激发人们御侮救亡的爱国精神的诗，而大出风头的。不过，她的情况怎么样？她究竟是个怎样的女性，人们并不了解，有些从想象或想当然出发的人也许还会认为她必定是个搔首弄姿的妖艳女子，或者是个衣饰华丽、只知游乐的交际花吧。其实，正相反，赵四小姐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家闺秀，是个纯朴而又心地善良的姑娘。她原籍浙东兰溪，出身于一个颇有名望的官宦之家。但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天津度过的。在十五、六岁以前，她在天津上学，是个刻苦用功、成绩优异的学生。她父亲名叫赵庆华，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政府交通次长、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务。但她母亲却是平民出身，是位贤慧、勤劳的妇女。这对她有着良好的影响。象她这样一位达官显贵的千金小姐，以后竟能数十年如一日地陪伴着身陷囹圄的张学良，忍受着世间难以想象的幽禁的熬煎和折磨，这需要有多么坚强的意志和勇气啊！显然，这绝不是偶然的，她本身素质好，有美好的情操，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与母亲的言传身教，也是分不开的。不过，她的母亲也有她的不幸和辛酸，这也正象陆静嫣、李兰云、吴靖（她们都是赵四小姐当年的女友和亲属）三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怀念她们的“失群小妹”赵四小姐的文章中所说的：
我们小时都管四妹的母亲叫好姆妈，她待人好极了。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发现一旁有个男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①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发，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赵四小姐于一九一二年出生在香港，乳名香生；又因为她刚巧诞生在霞光绮丽的早晨，父亲特为她取名叫“绮霞”。长大以后，她还有“赵媞”、“一荻”等名字。不过，那时在家里用这些名字称呼她的人不多，因为这一来是这些名字不是那么顺口，二来也是因为她兄弟姊妹多，她家有六弟兄，四姐妹，家里人对孩子们的称谓爱按年龄大小排行，因为她是四个女孩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所以家里的人都亲昵地称她香香、小妹或赵四。由于她是父母的老生闺女，人又格外灵巧，性情温柔，知书识礼，所以深得父母宠爱，视为掌上明珠。后来，她与张学良结为亲眷后，亦仍保持这种温文尔雅、朴实无华而又克勤克俭的美德。这也正如肖涵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一荻非常聪颖，她每到一地，就很快学会当地的方言。她原籍江苏（应为浙江——引者），从小生活在天津，说的是浓重的天津话。在张公馆里，她操一口地道的东北话，和傅学文（邵力子夫人）在一起，她就用流利的上海话和她交谈。陪同张学良将军到欧洲后，她很快又学会了英语。一荻很勤劳，尤工于女红。在她卧室里，到处放着从英国带回来的各种刊物，她只要看看杂志上的图案，就会在衣物上编织出相同的图案来。她利用一切空闲时间，手脚不停地编织，已织成整箱的衣物。②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些改变。但由于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陆龙蛇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地处京华要津，水陆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姐姐，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逍遥自在。
那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繁。当时她的几个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