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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刘鸣九还谈到了在张学良离开东北、一去不归之前他们之间的一次谈话，那也是发人深思的。他说：“一九三一年春，南京政府召开国民会议，辽宁农工商学各界也选出代表前往参加，蒋介石希望张学良能出席，他欣然应诺。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于是在他准备启程前两天的一个傍晚到大帅府想同他谈谈，适逢他外出，我就留一封短信说，我个人见解，这次开会的代表均已派定，你是否不必亲自去了，明天再来当面陈述意见。次日傍晚去时见到他，就把我领到楼上他的卧室。坐定后，他先说：‘你的信我看到了，你还有什么意见？’我于是向他陈述了不去南京开会的看法，我说：‘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趁目前相对平静的时机，把家里的事情整顿好。当前，强敌在外，日本虎视眈眈，亡我之心不死，极应随时引起我们的戒备。’‘我们和南京合作，当知己知彼，不即不离。我看南京对我们并不是以诚相见，这是应当有所觉察的。我想举举事例，不过可能比喻不当。阎锡山的情况你是很清楚的，不论外部有什么变化，他总是不离开山西根据地，南京怎样拉拢他都不为所动，始终保持在山西的地位。老虎居深山，一声长啸，山鸣谷应；一旦虎落平原，威风尽失，连狗也要欺侮它。我的比喻不当，意在请你重视内部事务，千万不要忘掉根据地。’我说这番话时，他听的很认真，最后他说：‘你的意思很好，但也不要神经过敏。我们和蒋介石过去并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既然是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因为只有诚心诚意才能合作得好，否则疑虑重重，那还怎能合作呢？我的行期已定，还是去好。’我见他真诚合作的信念甚坚，也就再未过多进言。
“这次谈话之后，张学良如期前往南京，而这一去实际上就长期告别了东北，直到现在五十五载迄未归来。他开完国民会议回到北平后，因病住进协和医院……面对日方（在东北）不断滋事挑衅的险恶局势，蒋介石电令张学良不抵抗，随后爆发“九·一八”事变。东北这个根据地的不复存在，使张学良大大削弱了相对独立的能力，不得不增加了对蒋介石的依附。
“‘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国人民，矛头直指蒋、张。蒋介石为了保全自己，又一次利用了张学良的忠诚，逼他下野出国，张竟忍辱负重，甘愿代蒋受过，再一次蒙受严重打击。……”⑥
这一幕幕的往事，使张学良逐渐感到，与南京合作，看来不是象他先前所想的那么简单了；而在蒋介石的“笑脸”的背后，似乎也隐隐发现某种不祥之兆。但在那时，他对蒋的阴暗心理和本质还未真正看清，他虽然明知又一次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但仍无怨恨，这虽然是他很不情愿的，但他仍然准备服从。……
张学良的这些想法，当然也很难瞒得过善于察颜观色的蒋介石的眼睛，他看到张学良神色黯然，内心里感到高兴，暗暗骂道：“张学良，张学良！你小子过去仗着东北军实力强大，有资本，同我讨价还价，迟迟不肯归顺中央。后来，名义上是改换门庭，挂起青天白日旗了，可却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对我总是若即若离，不肯服服贴贴。中原大战虽然立了功，可是才过了一年多，又不听招呼了，东北丢了就丢了嘛，我们打不还手，‘国联’迟早是要说话的，可你却急得不得了，又在长城一线和日军激战起来，还在报纸上大吹大擂，要搞什么保卫热河之战，闹腾得连我都不得不离开‘剿共’前线，北上督师，结果怎么样，还不是一败涂地吗？这一回，我让你小子先给我下台，并且让你走得远远的，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是不会老实的！”可在嘴上，却还是虚情假意地说：“汉卿，不必难过，等机会再起，报国之日方长嘛，唵，唵，就这样吧，再见，再见。”言毕起身送客，张学良怅然离去。
……………………
①② 引自《文摘报》摘编的陆印全关于宋子文事迹的文章。
③ 李政、徐陆英：《少帅春秋》，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２５日《电影晚报》。
④ 中东路事件：蒋介石政权建立后，对外执行联美亲帝、反苏反共政策，发生在１９２９年的轰动一时的中东路事件就是他们挑起的。这一年５月和７月，张学良受蒋介石唆使，强行驱逐中东路苏方人员，并对苏作战，结果东北军受挫，被迫议和，同意恢复冲突前状态。
⑤⑥ 刘鸣九：《积极追求爱国统一的张学良将军》，见《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Ｏ月出版。
张学良传……莫须有公案
莫须有公案
如果说“九·一八”事变前夕，张学良在石家庄与蒋介石的会见，因为聆听了他的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并执行了他的力避冲突的命令，丢掉了东北，而备受国人责难，那末，这次（１９３３年）在保定与蒋介石的会见，则使他丢官下野，而不得不离乡背井，远走异国，外出考察了，这他怎能想得通呢，这哪里是什么同舟共济，不明明是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吗？
与蒋分手后，张学良乘专车返北平，他在回到自己的软卧车厢后，曾伏枕大哭，痛心疾首。当时在他身边的外籍顾问端纳曾好心劝慰，让他“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但他仍觉得蒙受了很大的耻辱，心头就象有块铅似的，总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返回北平后，他沉痛地说：“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们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之后，这个罪名要背到哪天呢？”
赵四小姐非常同情少帅的遭遇，常在旁安慰他，并同于凤至一起帮他处理各种公私事宜，做出国的准备工作。她还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汉卿，这点挫折算不了什么，端纳先生说得对，要‘做个大丈夫，要勇敢，要坚强’！照我看，在当前形势下，你勉强支撑华北这个危局，难处不少，你虽名为中央军委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有权指挥和调动华北所有部队，可他们中不少人原本是冯玉祥、阎锡山的部下，过去跟你们都是冤家对头，你想他们能心甘情愿听你指挥吗？你指望他们积极地去支援东北军，进行保卫热河之战，这现实吗？再说，东北沦陷后，国人不知内情，对你的指责不少，你又不便将真相公之于众，所以趁此机会到国外走走，休息一下，从长远考虑，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张学良看到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张学良离开北平的头一天晚上，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又陪他去中和剧院看了在北平的最后一次戏。他们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与这座古都告别的前夕，还要再到这个剧院来看戏呢？想来定是他们又想起了两年前的那个不平静的夜晚，那晚他们也曾在此看戏，戏未看完即退场，那时张学良是根据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命令下令将东北军撤至关内的，现在正是这个荒唐的命令使他失信于民，而不得不下野出国了。也许正是由于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以求从苦闷中得到一点解脱吧，所以他又在两位女士的陪同下，来到了这个在他的人生旅程中一再出现转折的场所，忧国忧民的张学良陷入了无限的惋惜、惆怅和悔恨之中。
但在那时，人们对张学良并不了解，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内幕，国人皆蒙在鼓里，所以人们把一腔怨愤之情全倾泄在他身上了：出于义愤，批评他软弱，是“不抵抗将军”者有之；故意制造谣言，借题发挥，向他大泼污水者有之；由于不知真情，对他多有责难，甚至捕风捉影，搞出一些无中生有的事情来的，亦有之。前面曾经提到的马君武的诗《哀沈阳》，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个事例。
马君武的诗，初见于何报？国人的反映究竟如何？笔者未曾详考，不过，张学良和于凤至、赵四小姐最初看到时，确是吃惊不小。当时他们是在一张《重庆日报》上看到的，气是气，但那反映却也颇为不俗：
于凤至和赵一荻在房中说着话，忽听张学良从六国饭店回来了。于凤至向赵一荻笑道：“瞧他准要发火的！
小妹，你看看，这张报纸是否也要拿给他看呢？”赵一荻接过一看，原来是一张《重庆日报》，她拿在手里翻了翻，发现上面几乎全都是谴责、咒骂张学良不抵抗的文章，她气得胸口起伏，愤然道：“真是岂有此理！怎么能把不抵抗的罪名统统归罪于汉卿呢？你看这首诗，写得简直狗屁不通！”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首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他冷笑，更加发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荻不以为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