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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８月出版。
⑥ 此处参考了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国共产党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的《西安事变资料选辑》中的有关资料。
张学良传……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在蒋介石到达西安的第五天，即１２月９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９日，在中共抗日救亡的号召和红军长征胜利的鼓舞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示威游行，示威学生愤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同情，不支持，反而竟派军警镇压。这一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北平学生的抗日爱国行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情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更加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使之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潮的起点。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怎么还能安安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去读书呢？他们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对于日寇的侵略，他们不能坐视，而要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对于“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隆重纪念，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对于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张学良、杨虎城以及省主席邵力子都表示支持，但鉴于当时西安的形势和蒋介石对学生运动一贯的敌视态度，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做学生们的思想工作，想劝说学生纪念活动从简，不搞游行示威，只开纪念会，规模也宜小不宜大。但学生们不听，不仅要游行示威，还准备到临潼蒋的行辕去请愿，要求政府顾及民族的生死存亡，坚决抗日，停止内战。
那时，无论他们怎样说怎样劝，都不起作用，正所谓：一腔热血似火烧，健儿救亡志气高。或谓：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不怕蒋介石恐吓，仍然决定按原定计划隆重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届时举行有数万人参加的请愿和示威游行。
学生要游行的事，蒋介石在事前已经得到报告，他命令西安的军、警、宪、特加强戒备，严密防范，不准学生游行，更不准接近临潼，否则，格杀勿论！
但西安的爱国青年学生不怕压，不信邪，他们组织得很好的纪念活动和游行，仍然按预定计划进行了。
令人担心的事终于发生。原来，蒋介石闻讯，大发雷霆，下令鸣枪警告，以驱散游行的群众，更不准学生走出城门一步。
在蒋介石的督促下，当局出动了大批军警、马队，企图把学生挡往。但学生们既然已经上了大街，还怎能后退，所以出现了推搡、撕打，军警鸣枪警告，于混乱中，竟存小学一名学生被流弹打伤。消息传出，群情更为激愤，他们出于爱国和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仍然不顾天冷、路远和危险，冒着凛冽的寒风，继续前往临潼请愿。
在随后一段时间内，游行队伍无人阻挡，行进也还顺利，但如果认为蒋介石已经改变主意，或者会大发慈悲，那就错了。蒋介石已布置自己的卫队，在通往临潼的路上架起了机枪，学生们如再前行，就准备进行大屠杀。所以，别看表面平静，实际这是对方窥测方向的间隙，是疯狂杀戮前的沉寂，稍不留意，问题就严重了。
张学良为避免学生无谓的牺牲，急驱车追赶过来，诚恳劝阻学生不要去临潼请愿。学生们悲愤陈词，欲罢不能，万众痛哭，场面动人心弦。张学良也不禁流下眼泪，并向群众倾吐了自己的肺腑之言，表示坚决支持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他是一定要抗日的，并在一星期内用事实作出回答。学生们这才列队回城。对于这悲壮豪迈、激动人心的一幕，亲身参加过这场斗争的李木庵曾作过详细的记述，他回忆说：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
蒋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赶来阻止，请蒋明天进城来答复。
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机关枪，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至为紧张。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群众停止途中。张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不同意张的提议。张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生及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首由东北大学生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放声大哭。
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着：“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都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于怀，因此张学良也就抑制不了他的情感，也掩面而泣，不仅感动他的天良，而且激增了他的勇气，祛除了他的畏惧心理，续向群众说话，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可能相信我吧！”群众见张学良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张的要求，听候满意事实的到来，率队回城。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时未进粒米，却都是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象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在街道的电光掩映下，莹之发光，见者无不为之感叹不置。①
发生在西安事变前三天的西安爱国青年的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之所以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是与中国共产党西北特别支部的领导、以及西安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东北抗日救亡总会，还有西安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的广泛支持分不开的。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关于人民大众是如何痛恶内战、拥护抗日的情景，有亲身经历的李连璧也有感人的介绍。他说：
游行示威队伍在南院门大街集合。那天，汇合起的各路游行队伍和自愿加入的市民不下两万人。当时西安市区仅有十余万人，竟有那么多的人响应参加。这里值得一提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对爱国青年示威游行的同情和支持。当上司命令他们阻拦游行队伍的时候，他们根本不愿尽力，洪流一般的游行队伍很容易冲过去。最明显的是游行队伍准备向临潼进发，冲向火车站时，沿路阻拦的国民党宪兵和特务都手持武器，气势汹汹。而在这同时，一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士兵也跟随着游行队伍前进，手里同样持着武器。这些宪兵、特务面临这一情景，怎敢放肆，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游行队伍冲锋向前，夺路而去。
在西北军守卫的中正门（以后的解放门），由于早已得到命令，城门上了大锁。学生们就跑上城楼，找军官士兵们讲理，并找到了拿城门钥匙的军官，当学生打开城门铁锁时，许多士兵还帮着搬开顶门的千斤闸（大木杠），奋力推开城门。从西安到十里铺这一段路，游行队伍遇上了蒋介石下令调来的东北军骑兵，企图驱散队伍。
走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东北大学和东望小学的学生大都是东北沦陷后迁来的，他们连哭带喊：“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你们不要东北的家乡，东北的父老乡亲了吗？”感动得很多东北军官兵也流了泪，许多士兵勒住马缰往后退去，有的干脆转过马头放游行队伍过去。
另一件感人的事情是在游行结束以后，队伍返回时。
那时天已黄昏，北风凛冽，寒气逼人。由于同学们奔波呼号了整整一天，又几乎粒米未进。虽然情绪仍很高昂，但年小体弱的学生已经精疲力尽，支持不住了。大家互相搀扶着走，有时走几步就倒在路旁歇息，有的很难走动。正在同学们焦急的时候，忽然大家眼前一亮，都高兴地喊叫起来，原来几十位人力车工人拉着蒸馍、烧饼和开水给同学们送来了。同时，几位东北军士兵冒着风险，自动开来了几辆运送弹药的卡车来接同学们，并帮着把幼小体弱的同学扶上汽车和人力车。这一切，给游行队伍带来了莫大的鼓舞，大家一鼓作气赶回城内，沿途还不时用嘶哑的嗓子唱救亡歌曲，整个活动，没有一个同学掉队。事后，我们才知道，馒头烧饼是一些爱国的中小学教职员、新闻界人士和爱国市民捐赠的。……②
曾参加过这次游行的老同志谈，这天因为去临潼请愿的学生回来得晚，看看天快黑了，都还没有回来，西安居民家家户户都挂起了门灯，以迎接爱国青年的归来……
人民群众的热情关怀与支持，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感染了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对张学良将军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后来在一次民众大会上，他坦率地说：“在‘一二·九’那天，我曾向参加请愿的同学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绝大的刺激。……”③
张学良是讲信义的，也是正大光明的，他不同意或者办不到的事，他都把话说到明处，但他答应了的，就决不食言，回去后他便立即向蒋介石作了诤谏，可是却受到蒋的申斥：“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指责他不该为学生辩护。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吧，爱国不爱国，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唵？！”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蒋介石如此敌视爱国青年，在抗日问题上如此固执己见，张学良还能再说什么呢！
但蒋介石并不就此善罢甘休，他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遂于当日给邵力子写了一封密信，企图为撤换张、杨造舆论，以期使这一计划迅速实现。
蒋介石用毛笔在红格的十行纸上向邵力子作了如下的秘密指示：
力子主席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它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所有这一切，迫使张学良不能不认为在抗日问题上，他与蒋介石不但完全没有共同的语言，而且显然已经发展到非摊牌不可的地步了！所以，自此以后，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秘密地调兵遣将，积极进行兵谏的准备工作。
就正在这个当儿，因为误会曾